2024年，哈佛大学本科宣布取消至少30门课程，涉及20多个系，其中大多是文科专业。

2025年，复旦大学宣布文科招生比例从原来的30%-40%大幅压缩至20%，同时重点扩建工科领域。

两所东西方顶尖学府不约而同的调整，折射出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 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文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收缩压力。

哈佛大学，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当算法碾压哲学思辨，当AI写作冲击文学创作，这场席卷全球高校的"文科大逃杀"，或许正在剥夺我们理解复杂世界最重要的思维工具。

而一个致命的悖论是： 我们越是急于证明文科并非"无用"，反而越容易陷入功利主义的价值陷阱。

文科危机的历史基因

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候，美国学院的文学教学仅仅是工具性地对待文学，将其作为语法、修辞、雄辩术以及城邦和宗教理想的例证。这种教育模式契合当时的社会需求，因为学生大多进入法律、政治或神职领域，演讲和辩论能力至关重要。

版画描绘美国第七古老的布朗大学，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然而，随着19世纪末大学体系的现代化转型，语言文学系应运而生，文学教育理念也随之分化。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思想流派： 其中一派推崇文学研究专业化，其先锋部队是一群在德国接受过训练的“调查研究者”，他们提倡科学研究和对现代语言的语文学研究。

而他们的竞争者（也称“通才”） 拥护旧式学院对自由或通识文化的推崇，反对被精密划分的专门化研究。

《以文学为业：一部体制史》

[美国] 杰拉尔德·格拉夫 著

童可依 蒋思婷 译

杰拉尔德·格拉夫教授在 《以文学为业》中指出，“调查研究者”和“通才”之间的矛盾归根到底并不仅仅在于方法论层面上的分歧，而是代表了文学艺术在大众社会中的危机。当时的社会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文化断层： 教养阶层所珍视的高雅传统与蓬勃发展的平民文化之间形成了难以弥合的鸿沟。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延续性：19世纪的文学教育是演讲术的附庸，而今天的文科仍被要求证明其“实用性”——要么服务于就业技能（如写作课），要么沦为量化评估体系下的“学术生产”。

在这种持续的工具化压力下， 文科始终难以摆脱为他者服务的宿命，无法真正建立起自身独立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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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前规训的心灵

当一名新生踏入大学校园，面对琳琅满目的课程，往往会陷入迷茫。对于如何统筹利用大学的资源,无论在教授还是在学生中间,他都找不到现成可循的先例。

于是， 最便捷的出路就是尽快确认职业方向,将大学教育简化为就业培训。然而这种功利化的选择进一步加剧了文科的危机——当医生、律师、商人等职业越来越不需要人文素养时，文科教育就变成了可有可无的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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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的种子早在中学阶段就已埋下。当中学教育将自然科学异化为解题技术，将人文学科压缩成标准答案，不少中学生只是学会了把自然科学作为一种技术，而不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发现生活的方式。

这种早年的精神阉割，使得大学阶段的人文启蒙往往遭遇惊人的思想惰性——要唤醒这些被标准化考试规训多年的心灵，需要近乎暴烈的思想冲击。

《美国精神的封闭》

[美国] 艾伦·布卢姆 著

战旭英、冯克利 译

思想家艾伦·布卢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的批判至今振聋发聩：

“他们缺乏生活中最必要的东西,即不满于现状、意识到还有其他选择的真正依据。他们得过且过，对逃离这种境况感到绝望。[……]说他们平庸，是因为缺少对事物的解释，缺少诗意或活跃的想象力， 他们的心灵就像镜子，反映的不是本质而是周围的影像。”

这种精神上的贫困比任何就业数据都更能说明文科教育的错位。要扭转这一危机，必须从重建教育的根本目的开始，让年轻人重新发现思考的乐趣与生命的意义。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批判精神

在一个对信息和思想操控愈发精密的世界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文学科所提供的批判性分析能力—— 这种能力不仅能辨别那些轰炸我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信息，更是解决当代激烈冲突的根基。

哈佛大学教授马丁·普克纳在 《文化的故事：从岩画艺术到韩国流行音乐》中指出，这个时代痴迷技术创新，但我们无法依靠技术走出基于身份冲突、利益冲突和对立信仰的古老矛盾。这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恰恰需要人文学科提供的理解工具。

《文化的故事：从岩画艺术到韩国流行音乐》

[美国] 马丁·普克纳 著

黄峪 译

然而讽刺的是，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来自外部的轻视，更源于一种悖论： 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人文学者被迫使用那些本应被他们批判的语言。

比如，英国的教员，几年来都屈从于“科研评估制度”，被要求论证他们的工作有何“影响”，能否期待它们产生社会效果。在美国，各种基金会和智库所大力资助的一项运动迫使大学检验它们所提供教育的“产出”，并把学费花在他们所估量的大学教育的“附加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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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评估体系逼迫人文学科用经济效益或实用功能来为自己辩护，可问题在于—— 人文学科真正的价值恰恰无法被这些指标衡量。它的意义在于培养怀疑精神、挑战既定框架的能力，以及对语言和权力结构的批判性考察。

于是，我们陷入一个两难：

如果我们拒绝辩护，人文学科将因“缺乏实用价值”而被进一步削减；但如果我们用工具性的逻辑去论证它的重要性，就等于默认了这套体系的正确性，从而自我瓦解。

《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

[美国] 彼得·布鲁克斯、希拉里·杰维特 著

余婉卉 译

要打破这一僵局， 我们必须挑战评估体系的垄断，重新定义什么是“价值”。现行的指标抹杀了无法被量化的东西，却自诩为价值的终极仲裁者。 人文学科的真正任务，恰恰是揭示这些体系的局限，恢复那些被它们遮蔽的思考方式。我们需要的不是顺从，而是坚持人文精神不可替代的批判性——哪怕这种坚持本身，正是那些评估体系所无法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