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袁亚湘针对就业市场中长期存在的“第一学历”歧视现象发出疾呼。

3月9日，他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人才就业选拔中过于强调第一学历，甚至是“唯第一学历”，严重扭曲了人才评价标准，破坏了人才成长规律，必须通过立法、监督和社会共治等手段，推动人才评价体系回归“能力本位”。

袁亚湘委员。受访者供图

“当一名普通高校毕业生即便拥有顶尖高校的硕士或博士学位，仍可能因‘第一学历’被拒之门外时，我们的人才评价机制已经偏离了正轨。”袁亚湘说。

通过调研，袁亚湘发现“第一学历”歧视现象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用人单位在其招聘条件中明确要求应聘者毕业院校为985、211或双一流高校；第二种是毕业于985、211或双一流高校的学生将被优先录取；第三种是对非985、211或双一流高校的毕业生设置更加苛刻的招录条件。

“近些年有关部门多次明文禁止招聘信息中出现‘985’‘211’等限制性表述，第一种招聘的情况有所减少，但隐性歧视依然顽固。”袁亚湘发现，部分企业以“国内外名校”“国内知名高校”等模糊表述替代，或在简历筛选、面试环节设置隐形门槛。更有甚者，某知名连锁企业曾被曝出为“985”“211”毕业生提供特殊福利，变相强化学历歧视。

他列举了两组数据：某人力资源机构2023年对1300名硕士及以上学历求职者的调研显示，70%的受访者遭遇过企业对“第一学历”的限制性要求，本科毕业于985/211院校的求职者成功获录比例是“双非”院校毕业生的1.8倍；一份针对武汉七所重点高校的调研发现：第一学历为“211”大学本科的硕士毕业生起薪比非“211”大学本科高11.8%；歧视性因素导致的起薪差异占比达到了62.51%。

“‘第一学历’本就是个歧视的概念。”袁亚湘说。

早在2021年，教育部针对网友提问“请问专升本毕业后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还是本科”进行答复时称：“学历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经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我们在管理过程中所说‘学历’通常指的是个人获得的最高或最后的学历。”

这并非教育部首次回应“第一学历”问题。2014年，教育部在答复“我高中毕业后参军，在部队考上中专军校成为干部，请问我的第一学历是高中还是中专”的提问中给出和前文一致的回复，另外还提到：“如果一定要强调‘第一学历’，小学、中学也是学历。”

袁亚湘直言，“唯第一学历”的本质是“唯出身论”，是“唯帽子”，而不是唯能力、唯本事，其危害已渗透至教育生态与社会发展的多个层面：

一是导致“双非”高校毕业生群体被贴上负面标签，减弱了普通本科院校学生通过考研、进修提升自我的动力，挫伤了其追求更高水平教育、更高学术成就、更强专业发展的积极性。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第一学历”歧视加剧了“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偏见，不利于职业教育改革和技能型社会发展。

三是加大了教育优质资源争夺与教育竞争压力，将升学和就业压力传导至义务教育阶段，把高考的重要性提到了不应有的高度，导致中小学生和家长陷入深深的焦虑；进一步加深了高校之间的等级分化，加剧了社会对研究生阶段人才培养质量的信任危机。

根据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议的最新数据，2025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22万人。“其中，本科双非的普通院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占绝大多数，他们的就业压力很大。”袁亚湘说。他就此提出三方面的建议：

一是加速推进《反就业歧视法》等立法进程，从法律上切实保障所有大学生享有同等就业机会，杜绝用人单位以第一学历歧视普通高校毕业生的现象。二是确保用人单位在招聘与晋升机制和政策中明确非歧视条款。针对滥用“第一学历”等隐性歧视行为，实施惩处措施，建立举报奖励机制。三是明确“第一学历”受歧视者公益诉讼程序，引导受歧视者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进一步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推动社会公平性与包容性。

“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袁亚湘反复念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到的这句话。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一样的内容。

袁亚湘认为，调整人才评价指挥棒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消除“第一学历”歧视，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奋斗者的努力都被公平衡量，真正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来源：中国青年报 邱晨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