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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6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下称“白皮书”），白皮书中对“融入网络保护紧盯‘治’”提出了具体要求。当前，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1.96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7.3%，未成年人触网年龄持续走低、网络使用需求激增、线上行为模式日趋多元。然而，从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的相关案件来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存在新问题、面临新挑战，网络空间中的未成年人既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也有可能成为“施暴者”。如何协同各方力量构建与时俱进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为未成年人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近日，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张安娜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兼法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姚建龙开展了一场对谈，围绕相关问题发表了各自意见。

张安娜：姚教授，您好。当下，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未成年人，触网时间早、接受能力强、精通网络操作，真正享受到了时代及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但与此同时，网络暴力、网络沉迷、网络不良社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被违规收集等一系列问题也纷至沓来。从昆山市检察机关的办案实践来看，近年来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案件占比持续上升，其中，侵财类犯罪涉及电信网络诈骗、盗窃、合同诈骗等；侵犯人身类犯罪涉及“隔空猥亵”、侮辱、诽谤等。此外，网上组织卖淫、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也时有发生。

姚建龙：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27.6%的未成年网民表示自己过去半年内遭遇过网络安全事件。互联网已深度融入未成年人的生活和学习，成为继家庭、社会、学校之后的第四大成长空间，网络内容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不容小觑。实践中，网络上大量的不良信息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利用网络空间危害未成年人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因此，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隔空猥亵”犯罪，未进入侦查视野的隐性案件比例极高，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比例相对较低。而且，“隔空猥亵”的发生往往伴随着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例如，有些不法分子在对儿童实施“隔空猥亵”行为后，又利用儿童的不雅照片或视频进行要挟，逼迫儿童与其发生性关系，或是进行敲诈勒索，或是收集、制作、贩卖、传播儿童照片谋取经济利益。实践中，网络场景中的引诱行为是否构成猥亵儿童罪的实行行为、网络场景下的自愿行为该如何定性等问题均须深入研究。

张安娜：在办理相关案件过程中，确实存在诸多争议。当前，我国对猥亵行为采取的是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二元分立的制裁体系，这导致猥亵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并不清晰。例如，“隔空猥亵”与肢体接触型猥亵是否具有同等的社会危害性？在三次网络聊天中发送三张裸照是否可认定为“多次猥亵”，从而将刑罚升档至五年以上？罪责与刑罚是否相适应？

姚建龙：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首次对猥亵儿童罪的量刑提出指导性意见，对一般情节和加重情形进行了规范。然而，“隔空猥亵”与肢体接触型猥亵的量刑差异是一个更为细化的问题。无论是司法实践还是法学理论上，关于“隔空猥亵”儿童的法益侵害及社会危害性存在多种观点，主要包括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受侵害说、隐私权和人格权受侵害说、身心健康受侵害说以及性自主权说。正是由于观点的多样性，影响了刑罚裁量的相对统一性。此外，“隔空猥亵”犯罪中未成年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能否得到支持，以及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是否适用从业禁止措施，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张安娜：我们通过分析本院近年来办理的涉未成年人案件，发现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存在的几个共性问题：一是未成年人家庭监管存在不足；二是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系统化教育；三是网络平台的监管不足；四是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薄弱，过度暴露个人信息等现象普遍存在。

姚建龙：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不仅明确了“六大保护”的体系，更在总则第六条中规定了共同责任原则。但我也有另外的担忧。我曾用一个词来形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即“责任稀释”，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章针对网络保护明确的规范行为主体就多达20多类。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责任，但责任主体越多，责任稀释现象就越严重。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要将相对分散的各职能部门凝聚到一起，形成合力，解决“责任稀释”问题，从而形成“上下齐心、条块结合”的治理体系。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唯一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的政法机关，肩负的责任重大。

张安娜：未成年人检察的工作模式就是综合履职、全面保护。对此，我们在办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案件时，既要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有机结合，树立“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理念，筑牢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防火墙，也要同步排查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线索，聚焦未成年人网络高额充值打赏、未成年人隐私泄露、未成年人人格被侵害等重点问题，通过支持起诉、公益诉讼等方式，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网络权益。前不久，我们就办理了一起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诱骗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的案件，通过向平台制发检察提示函提出整改的具体建议。我们也曾担心平台是否会充分重视这份提示函，但两周后便收到了回函及具体的整改举措。

姚建龙：针对此类情况，《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导向明确，即强调将责任压实到网络产品和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平台。也就是说，立法正倒逼网络企业承担责任，这也为破解“责任稀释”问题提供了方法。从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发现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时，必须立即停止服务供应”等宏观层面的设计，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进一步细化要求直播发布者进行真实身份信息的动态核验机制，无论是网络保护的主体还是具体要求，都在不断细化和深化，平台的自我安全建设机制也因此被倒逼得更加完善。

张安娜：我们在开展一次校园普法活动中，有一位初二学生写下这样一句话：“网络是时代赠予未成年人的礼物，但需善用这份礼物。”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们。我最近也在反思，当前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是否过多地体现了法律家长主义？成年人能否稍微克服一下法律家长主义的冲动，来耐心地倾听孩子的声音？

姚建龙：对于未成年人而言，网络不仅是礼物，更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懂网络可能会使他们成为新时代的“文盲”。在探讨这一网络原住民群体的网络保护问题时，成年人必须确保介入视角和价值判断的准确性，以保障被保护者切实感受到保护的效果。

孩子生了病不能照开大人的药，我们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儿童的立场，秉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思考问题。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并不是让未成年人远离网络，而是要尊重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规律。要以守护未来为思想导向，积极回应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新问题”，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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