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站在师范学校的礼堂上，我望着台下学生闪亮的眼睛，讲述着那段改变命运的往事。他们不知道，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至今还压着一张泛黄的考卷，数学大题旁用红笔写着：“解题步骤不规范，但精神可嘉——给及格分”。 这句评语，如同那秋日午后阳光般斑驳，却照亮了我的人生。

那是在1978年的秋天，阳光透过营房的玻璃窗，在地面上洒下斑驳的光影。我正整理着内务，干部股长老孙推门而入，手里捏着一张白纸，脸色比平时查岗还严肃。“小王，团里决定让你去参加高考。” 这句话如同炸雷般在我耳边炸响，我手里的军被险些掉落在地。我张了张嘴，却像嗓子里堵着一团棉花，只能艰难地吐出：“股长，我不去。” 整个宿舍瞬间安静得连苍蝇撞玻璃的声音都听得见。

老孙愣了两秒，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经济牌”香烟，递给我一支：“傻小子，多少人挤破头都抢不到的名额，你倒往外推？”我接过烟，在指间旋转着，内心翻江倒海。我是山东农村出来的兵，初中没念完就参军，家里贫困到连买盐都得赊账。去年收到的家书至今让我心痛不已：二弟为了省下学费辍学务农，信纸上的泪痕仿佛触手可及。 “我这水平去考试，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嘛？”我将烟别在耳后。

老孙猛地拍案而起，茶缸里的茶叶都被震得翻滚：“扯淡！去年全团理论考核你第二，机关那些戴眼镜的干事都被你比下去了！”烟灰缸里半截烟头也跟着跳动，仿佛回应着我此刻剧烈的心跳。

夜里，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隔壁床的老李支起身子：“咋的，还琢磨高考那事儿？”黑暗中，我望着上铺的木板：“李哥，你说我这泥腿子去考大学，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老李轻笑一声：“俺们村当年有个放牛娃，现在都在省城当干部了。你要连试都不敢试，那才是真丢人！”

第二天训练后，我蹲在单杠下发呆。班长端着铝饭盒走过来，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知道去年谁顶了我的高考名额不？现在人家在师范学院天天吃白面馒头！”饭盒里飘出的土豆香与这句话一起，在我胃里搅成一团。

转机出现在收到母亲来信的那天。信中写着家里屋顶漏雨，三弟的棉袄补丁摞补丁。我将信纸紧紧贴在胸口，脑海中浮现出村里王老师的身影——那个唯一穿皮鞋的读书人，连村长都对他毕恭毕敬。那天傍晚，我冲进干部股办公室，老孙正泡脚，差点被他打翻洗脚盆：“股长！我去！”

备考的日子比新兵连还要艰苦。我把复习资料用油纸包了三层，揣在怀里像宝贝一样。熄灯后，我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做题，甚至困得把勾股定理抄成了“狗屁定理”，逗得全班哄堂大笑。最难的三角函数题，我硬是啃了三十多遍，草稿纸摞起来几乎有半人高。

考场上，钢笔比枪还沉，我写得手心冒汗。交卷时，瞥见前排考生卷子上精致的几何图，心中咯噔一下。但想起老孙说过的“咱们当兵的死都不怕还怕考试”，我又挺直了腰杆。

放榜那天，全连沸腾了。老孙举着录取通知书，跑得像个新兵蛋子，甚至连解放鞋都跑掉一只。我看着“师范学院”四个字，脑海中浮现出母亲补衣服时被针扎破的手指，还有二弟趴在窗台上羡慕别人上学的背影。

送行宴上，炊事班特意包了韭菜鸡蛋馅饺子。老李把珍藏的麦乳精都倒进我的茶缸：“到了城里可别学那些酸秀才，见面就‘之乎者也’的。”老孙塞给我一个牛皮纸包，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学习笔记，扉页上“知识改变命运”六个字力透纸背。

火车启动时，我看着站台上敬礼的战友们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个绿色的点点。我摸出母亲新寄的鞋垫——纳底用的还是去年的那卷麻线，突然明白老孙为什么说“这不是请你去，是命令”。有些机会，就像战场上的冲锋号，听见了就得豁出命往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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