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谈什么诗和远方，先考上公务员。”这句话，或许很多家长都对孩子讲过。

公务员早已不是某类人的选择，而是很多家庭眼中稳定、体面、人生不出错的终极答案。

只是没人想到，如今这波“体制梦”已经从国内卷到了国外。

一边是341万国考报名者，86:1的历史新高录取比，一边是逐渐内卷到“巡考全国”的应试大军。

有意思的是，有些人干脆不卷国内了，他们开始打起“全球考公”的主意。

从加拿大到新西兰，从挪威到爱尔兰，中国年轻人正在悄悄把体制内的梦想，搬到了地球的另一端。

01

Astro今年26岁，住在温哥华。

大学毕业之后，她在华人企业干了一年，因老板情绪反复，办公室氛围紧绷，再加上身体开始亮红灯，她频繁失眠、颈椎病。

深思熟虑后，Astro决定换赛道，随后她把目光投向了加拿大的省政府。

Astro报的是行政岗位，不需要提交照片、不需要写年龄、性别、国籍，评审只看经历是否对口。

一百多人竞争一个岗位，凭借之前组织活动的经验，Astro顺利通过了简历筛选，经过笔试和面试后，她终于成功入职。

入职后，她的工资每月大概是4000到5000加币，折合人民币大概两万多。

在温哥华这种高消费城市，这些工资是攒不下什么钱，住房补贴也聊胜于无。

但Astro很满足，因为上下班准点，下班后从不接工作电话，同事说话前永远带“请”字，哪怕领导要调整她的岗位，也会请工会代表陪同会议，保障她的权益。

Astro说：“这里的体制不是让你显得多牛，而是让你活得像个人。”

只不过，这样的“体面”她认为只是过渡，她还有更高的职业目标，还是想回国试一试。

她相信，在中国，机会比体制更大。

02

已经38岁的芬，工作于爱尔兰，起初她只是一个全职宝妈，想找份兼职补贴家用。

然而，在无意中，她发现当地政府招聘时，不设学历门槛，甚至优先录用外籍人士。

于是，芬一头扎了进去并考入了市级福利部门，后来跳槽到了中央政府，现在是部门中层。

虽然经历过经济萧条，也见证过公务员的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激烈，但在芬眼里，这一切都不如自己在体系里逐级升迁的满足感。

没人因为她是中国人而另眼相看，也不会因为她的性别、年龄而设限，能否升迁，只看你是否能做成事。

公务员在当地不是金饭碗，工资水平比不上私企精英。

但芬很清楚这份工作的价值，不怕裁员，有稳定社保，能兼顾家庭，愿意干到退休。

芬说：“这不是谁都想做的梦，但对我来说，它就是我生活的锚。”

03

琦琦今年51岁，是一位生活在挪威小城的财务顾问。

二十年前她从国内辞职，为了爱远嫁挪威，语言不通、没有背景，她从小学助教做起，后来一路跳槽进了市政府。

她的每一次工作调整都不是升职，而是重新开始，从学校到住房办，再到财务部。

她说自己做的是流水线上的体制内，工资不算高，养老保险算宽裕，弹性工时成了最大福利。

每天上班前，大家习惯围着咖啡聊上二十分钟，八卦和新闻才是职场的前戏。

这里也裁员，但标准是谁来的晚谁先走，而且不讲情面，她觉得这样的公平，比国内更值得信任。

她最满意的是，政府不会让你在一份不适合的工作里憋死，只要你肯申请，部门愿意接收，换岗就不是什么难事。

她说，自己已经五十多岁了，还能在不同岗位上继续挑战，不至于被困在“等退休”的焦虑中。

04

林是新西兰奥克兰政府运营游泳池的救生员，公务员体系在这里被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类，他属于后者。

他并没有走传统路线，商科毕业后试过各种工作。

一次偶然看到招聘，他报名参加救生员招考，经过体能测试、专业培训、英语面试，最终通过。

他的工作强度不大，福利却不少。每周工时灵活可调，超时加班有额外工资，还能免费使用市政健身房和动物园。

他说：“这份工作不光能赚钱，还能锻炼身体，值。”

新西兰没有公务员不能兼职的规定，他可以在救生员工作之外，接一些课外的培训项目，甚至考虑去读研。

他认为，新西兰的体制更像一种平台，而非牢笼。

但他也说，这份工作养活自己没问题，如果想养家，经济压力还是挺大。

所以，他不把“公务员”当成最终目标，只是当下最稳的选项。

05

国内考公如火如荼，国外体制梦悄然萌芽。

但无论在哪里，进入体制终究不是终点，它可以是一张遮风避雨的船票，也可能是一个自我消耗的牢笼。

那些走出国门的体制追梦者，有的想回国再搏，有的只求安稳，有的仍在路上，他们的选择没有标准答案。

有的把它当职业，有的当人生跳板，也有的干脆当作生活的临时驿站。

我们常说公务员是“围城”，有人在外想进去，有人在里面想出来。

但归根结底，每个人想要的不是同一份工作，而是能与自己匹配的那种生活方式。

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奥克兰，是在写字楼，还是在泳池边，关键都在于：你到底想过一种什么样的日子。

而这，永远无法靠一纸编制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