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家庭，社会最小的单位，才能进行改变，同时保持足够的连续性，培养出不会成为异乡人（strangers in a strange land）、能够牢固根植并成长和适应的孩子。

——Salvador Minuchin

20 年前，约翰 K. 米勒博士作为西方家庭治疗专家代表团的一员来到中国，他们走遍中国各地，与中国的家庭治疗师们会面。当时中国只有三四位家庭治疗师，可以想见的是，家庭治疗还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

在中国的初期，他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富布赖特奖学金，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了一年，美国方面希望他能在博士生中建立一个家庭治疗培训项目。在那一年中，他设立了一家咨询室，为公众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所有的中国教职员工都告诉他：「约翰，这是个很好的主意，但没有人会来。中国人绝不会告诉你他们的烦恼。」

他对此很诧异，但依旧展开了这项试验，相反的是，咨询室的承接量比他们预想的要多得多，渴望倾诉的中国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咨询室，他们不得不比原计划多维持了好几个月的运营。

图| 米勒博士与保罗·拉兹维拉克交流理论

01

中美家庭治疗的差异

米勒还记得 20 年前他第一次在北京开展家庭治疗的场景。

在咨询室中， 他对一对中国夫妇提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问题：「你们多久会说一次‘我爱你’？」

结果他们看着他，好像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这对夫妇随后低头盯着地板，显得很尴尬。最后丈夫问妻子「从来没有，对吧？」而妻子回答「是的。」

米勒问：「这是什么意思？你们不爱对方吗？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中国家庭为米勒带来的第一个冲击，中国人不像美国人一样成天把“爱”挂在嘴边，他们的爱有更加含蓄的表达。

于是他问了丈夫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你的妻子在告诉你，她对你的感受？」

丈夫回答：「如果她花时间做了一顿我喜欢的饭菜，然后把它摆好，等着我回家。这就像一封给我的情书。」

是的，中国人不说我爱你，中国人的爱意藏在食物里。不论是有特殊日子需要纪念时、庆祝大事件时、吵架和好时，满满一桌菜就是最高级别的爱意表达。

米勒说：「如果你现在去美国的街头随便问一个人，谁在你的心中排位第一，TA肯定会回答『我自己』，而中国人多半会说，『我的父母』。」

他认为，虽然家庭治疗诞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心理学家，但实际上它在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社会反而会有些「水土不服」，另一方面，它非常适配于崇尚集体主义的中国社会。

另一个他关注到的有意思的现象是，困扰美国人最大的心理问题是抑郁症，中国人却完全相反——他们认为「外部压力」才是最大的问题。

米勒解释道：「我对此的理论是，抑郁症是一种从内到外的西方观念。也就是说，如果我感到不好，那是因为我内部出了问题，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倾向。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如果你问一个中国人，他们不会这么想。他们认为生活始于外部，然后影响到我。所以如果我感到不快乐，那是因为外部环境导致的压力让我感到不快乐。这是另一个重大差异。」

这是十分精准的一个觉察，升学压力、职场压力、婚配压力、生存压力、养老压力，一道道来自社会期望的压力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来，这两年流行于年轻群体当中的「躺平」观念，恰恰是对社会压力的反抗哲学。

02

中国家庭面临的最常见的挑战是什么？

在与中国家庭工作的过程中，米勒逐渐摸透了东方家庭的运作规律，但也遇到了一些不容小觑的挑战。

与上述外部压力相辅相成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家庭的 4-2-1 困境。从上至下依次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以及一个独生子女，在重孝道文化的社会里，这个孩子要承担起实现 6 名长辈所有希望和梦想的责任。而一些留守儿童从小和老人长大，父母分别在不同的城市上班，对孩子的陪伴仅限于视频通话。

他谈到：「我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一个孩子展示特殊性的一种方式是学术成就。因此，中国社会学术成就的价值比在美国要高得多。在美国，当你的孩子表现不佳时，大多数父母顶多会说再努力一点吧，基本上就是这样，而如果一个中国孩子在学业上失败了，那简直是天崩地裂。当这种极端高压的环境持续太久，孩子们最终会崩溃。」

在中国，他处理了无数起儿童拒学事件，当孩子说「我放弃了，不去上学了」，或者威胁要自杀的时候，父母们通常都一筹莫展， 他们小心翼翼地放弃了与孩子的对抗，任由孩子自由发展。有些孩子会成天待在房间里玩游戏，又或者是逃学。但通过家庭治疗，米勒能够帮助多数家庭的孩子回归学校。

在米勒自己的家庭结构中，他的两个孩子直到上大学之前，都是在家中接受的家庭教育，其中一个孩子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毕业，年仅26岁就成为了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是该校历年最年轻的数学教授之一，而另一个孩子致力于医学研究，还获得了纽约大学医学院博士生的offer。

「我认为教育应该是有趣的」，米勒说，「但在一些体系中，一些教育者或父母的声音往往是‘你必须学习’，仿佛这个体系生来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恨它，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在一个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曾经给了他一本有关海军结的书，以及一堆绳子，等晚上回家时，孩子跑过来向他展示了打好的 101 个绳结——没错，整整 101 个。

由此，他发现了这个孩子喜欢绳结、谜题和数学，他开始给孩子推荐一些与数学相关的阅读材料，而斯坦福数学教授就是他后来成为的样子。

当他带更小一点的孩子亚历克斯出去露营时，他能感觉到他会发现一些其他家庭成员忽略的小东西，比如一些小生物或小植物。他会说，「爸爸，看看那个，是不是很酷？」

虽然米勒对植物学不太感兴趣，但他敏锐地发现了亚历克斯身上的天赋，开始为他购置显微镜之类的学习材料，这最终让他走上了生物学和遗传学的科学道路。亚历克斯现在在纽约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发育遗传学，并于去年在《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讲述人类在遗传史上逐渐消失的尾巴。

他的理论是，每个人体内都有一种天赋，早期教育就是为了发现这种天赋。

03

洞见中国家庭治疗的未来发展

相较 20 年前，中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成为了家庭治疗师，亚洲家庭治疗学院的会议参与人数也翻了一倍。米勒甚至认为，如今中国的家庭治疗师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

相较西方社会，中国有着极为快速的科技发展速度，上个世纪，一家人挤在老式电视机前看电视的场景还十分普遍，而如今的中国，高铁、智能手机、移动支付、AI机器人......无一不在彰显着巨变。

米勒说：「中国注重创新，它不像欧洲国家那样墨守成规，比如在线治疗这种事情，20 年前本可以在美国实现，但直到新冠疫情才在美国普及，而中国迅速地做出了反应，五年前就已经启动了相应工作。中国还有成千上万专注于睡眠问题的诊所，这种现象我只在中国见过，要知道，心理问题和睡眠问题之间的关联其实约等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但睡眠诊所是我见过的巧妙的临床治疗策略之一，因为有很多人会去失眠门诊看病，但无需承认自己有心理健康问题。」

中国家庭治疗的普及本应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喜事，但米勒表达了另一层面的担忧：「我之所以想要开展与简单心理合作的家庭治疗培训项目，是因为我担心，很多外国所谓的‘大师’涌入中国，其中一些人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资质，但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

在美国，家庭治疗师如果想要执业，必须通过考试，并接受医疗审查委员会的评估，但中国暂未推出相应的认证体系。

自 2005 年创立中美家庭治疗中心以来，米勒始终致力于推广体系化、标准化的家庭治疗教育，例如他与其他 3 名心理学界专家共同推出的「家庭治疗核心系统培训」课程，就基于美国高标准的课程体系，与他们在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的官方认可的课程完全相同。

中国的家庭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巨变之中，家庭治疗的角色，不应只是修复裂痕的创可贴，更应成为赋能家庭的导航仪——它需要帮助中国家庭读懂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情书，化解那些代代相传的压力，并最终发现每个成员独特的天赋与价值。

作者 /Aur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