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吉林宣布2027年起生物、地理不再计入中考总分，再度将公众目光聚焦于这场“小四门”瘦身浪潮。

从“减负初衷”到“反复历史”，从“不计分”的热议到“边缘化”的隐忧——当“普高自由”不再遥远，当中考改革提上日程，我们不得不追问：

科目增减，是釜底抽薪的“加减法”，还是避重就轻的“障眼法”？

关注焦点，应是“弱化取消”的表象，还是“普高均衡”的实质？

成败关键，在科目的“加加减减”，还是在评价体系的“破立之间”？

中考改革新风向：“小四门”退出计分舞台

近日，多地出台中考改革新规，共同指向“小四门”从“计分科目”转向“参考项目”的转变。

吉林：自2027年起，生物、地理调整为考查科目，不计入中考总分。

北京：自2025年起，历史、地理、化学、生物改为等级考查，不再计入中考总分。

河南：从2025年起，生物、地理不再全省统一命题，由各地市组织，成绩以等级呈现。

西安：自2026年起，中考计分科目精简为语文、数学、英语、物理、道德与法治、历史、体育与健康等7科。

江苏宿迁、安徽黄山、江西吉安等地，明确生物、地理不计入总分，仅作为录取的“合格”门槛，或以等级呈现。

配套“组合拳”：长学制贯通，探索“免中考”

在精简计分科目的同时，各地也在探索多元化的升学通道，多地试点“长学制贯通培养”，为部分学生提供“免中考”的升学路径。

上海提出“试点长学制贯通培养模式，支持优质高中向下延伸、优质初中向上延伸办学，推动建设一批高质量的完中和含高中的一贯制学校”。

成都多所学校试点“小初高”十二年贯通式学校和“初高”六年贯通式学校。

北京从2022年起在东城区和西城区部分学校试点“高中登记入学”政策。

西安部分中学存在“免中考”班，选择的往往是学习成绩非常优异的学生，不是每个普通的初中生都有机会进入这类班级，而相关学生的成绩，几乎不存在考不上普高的可能性。

总体来说：试点贯通的高中并非当地最好的高中，而是中等层次高中，对学生不进行选拔且只出不进。

所谓贯通式培养试点是不调整现行学制，而是在国家规定学制、课程和教材基础上，探索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一贯制或初高中六年一贯制人才培养模式，打破学段壁垒，实现课程体系、教学资源、师资力量等方面的衔接和贯通培养。

大势所趋：普职分流从5:5走向9:1

中考改革的深层背景，是全国范围内普通高中学位的持续增加和普职比的结构性调整。

政策定调方面，2026年初教育部明确要求有序推进中考改革，鼓励扩大优质高中指标到校比例，探索登记入学等多元化录取方式，淡化升学竞争。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各地“十五五”规划，均强调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

地方行动方面，湖北明确提出未来5年，普通高中学位供给率稳定在90%以上，将普职比锁定为9:1。广东启动“普通高中百万学位攻坚行动”，2026年计划增加20万个普高学位。宁夏承诺2030年普通高中录取率超过85%。

再看现实数据：根据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普高录取率首次突破六成，达到61.02%，而普职比已超过7:3。若以高中阶段入学人数为分母，真实普高录取率已超70%。当然，各个城市和地区的普职比会根据本地情况有所不同。

学位供给的增加，既有应对适龄人口高峰的现实考量，也顺应了广大家长希望孩子上普高的迫切愿望。

热议与争议：减负“良药”还是“边缘化”隐忧？

“小四门”的中考改革新风向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支持与担忧并存。

支持：为学生“减负”

“考试科目少了，复习的科目就少了。”家长陈女士觉得，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备考科目少了。

一些家长期待，减少中考考试科目，能让教育真正回归素养，让孩子从“应试技巧”转向“学科兴趣”。

担忧：不计分科目“边缘化”

“一旦不计总分，学校和家庭重视度必然下降。”反对者担心，这会导致学生知识结构缺陷，影响人文与科学素养基础。

更有观点直言，“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才学什么，不考就不教不学”的功利化现实，会让“不计分科目”在学校教学安排中“偷工减料”，最终被边缘化。

深度聚焦：加减法的背后，中考改革的“本真”何在？

是“减负”还是“反复”？

2016年以来的中考改革，一直在科目“加加减减”上反复。前期是增加考试科目，后期是减少考试科目。

前期，要求把生物、地理、历史、道法、美育、体育均纳入中考计分科目的声音高涨。北京最初中考计分科目就达10门之多，上海也把中考计分科目从6门调整到8门（增加道法、历史），当时社会舆论与部分教育界人士质疑，不纳入中考计分的科目，教学被严重边缘化，不利于推进初中开齐开足所有义务教育课程，实现“五育并举”，也不利于与新高考3+3模式对接。

近几年，则是上文所说的减少考试科目的风潮。对于减少中考计分科目，各地教育部门的理由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考试负担，回归重视素质教育，这些不计入中考总分的科目教学，不以升学为目标，更重视学生的学科素养培养。

总之，在“加减法”中横跳——增加考试计分科目，被质疑增加学生的负担，而减少计分科目，又被质疑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

“减科目”就能“减负担”吗？

减少考试科目，并不必然通向减负。

试想，哪怕只考一门，学生依然会将所有时间与精力倾注于此，在单一赛道上卷到极致。因为只要存在排名，考试就可能走向“偏、难、怪”，学生为争夺名次，便不得不超纲学习、反复操练——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可能更重。

事实上，一些取消“小四门”计分的城市，中考的确出现“分分必争”的现象。

中考应试内卷的根源，不在于考几门，而在于用一个总分标准将学生分出高下。科目增减、分值调整，都只是在技术层面打补丁，难以撼动根本原因。

正如教育学者熊丙奇所言，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史一再验证：纳入中考的，被应试化；不纳入中考的，被边缘化。

“普高自由”，能否终结焦虑？

在一些地区，“普高愿读尽读”已成为现实。浙江海岛县嵊泗县便取消了中考的选拔功能，初三毕业生100%升入普通高中。随着全国各地持续加大普高学位供给，这样的愿景似乎并不遥远。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随之而来：“普高自由”之后，教育焦虑就能消散吗？

首先，即便所有学生都能上普高，普高学校依然有“三六九等”之分。只要学校之间存在办学质量、师资力量、升学率的差距，中考的“战场”，不过是从“能不能上普高”转向“能不能上好的普高”。

其次，每个学生的个性与能力各不相同。所有学生都上普高，对相当一部分人而言，可能并非“福音”而是“折磨”——学不懂、跟不上、读不下去。

最后，即便未来本科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有超过一半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将进入高职院校。

因此，普高自由或许能缓解“无书可读”的生存焦虑，但只要优质教育资源依然稀缺、学生发展路径依然单一，深层的教育焦虑就难以真正消散。

教育均衡，才是中考改革的“本真”

中考改革的焦点，不该是考试的“弱化或取消”，而应是教育资源的“均衡与否”。

道理很简单：只要区域内高中办学质量、师资力量、硬件条件存在差距，稀缺的优质学位如何分配，就成为一道绕不开的难题。在此背景下，中考作为一个“相对公平的选拔机制”，其地位难以被取代。

因此，公众的关注点理应转向：普高资源是否在扩大？高中之间的差距是在缩小还是拉大？职业教育是否在提质，能否让适合的孩子接受适合的教育？教育评价改革是否真正落地？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随着高中阶段学位供给扩大，中考的选拔性功能应逐步弱化，转向对义务教育质量的“总体评估”。

熊丙奇则强调，减少计分科目后，要避免“非中考科目”被边缘化，关键在于强化办学规范、改革初中办学评价。地方教育部门不能只看升学率，而要关注学校是否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进行过程性评价，扭转应试化、功利化倾向，真正做到“五育并举”。

归根结底，中考改革要抓的是教育本质，而非科目的“加加减减”。公众的关注点，应从“弱化或取消中考”的讨论，转向“如何扩大优质普高资源、推进高中均衡发展并真正进行教育评价改革”的深层议题上来。

文、视频|记者 蒋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