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恩不忘青云志，守护生灵践初心

夏咸柱

在吉林大学即将迎来建校八十周年华诞之际，承蒙张希校长诚挚相邀，我伏案提笔，回顾六十载深耕动物疫病防治之路，心中感慨万千。从少年时对改变命运的渴望，到青年时投身军营矢志报国，再到耄耋之年仍怀科研赤子之心，实难忘学校对我的教育和培养。谨以此文忆往昔岁月，分享科研与治学心得，愿如雁鸣寄情，传递对母校的深切感念。

一、难忘求学科研路，深耕军马防疫域

我于1939年出生于江苏省苏北盐城地区建湖县的一个以船为家的贫苦船民家庭。苏北是一个革命老区，新四军的根据地之一，我的两个姐夫都是很小就参加了新四军，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苏北又是一个水网地区，交通运输处处离不开船只。自我记事起，我家的船就一直跟随新四军、解放军，搭船送军粮、运伤员，支援前线。新四军、解放军不怕流血牺牲，待穷人如亲人的英勇形象和父母哥姐奋不顾身的支前精神，使我从小就产生长大也要参军报国的志向。但60年代前后，高中毕业报考军校的名额极少，一个中学往往只有1-2名，因此我高中毕业上军校的愿望未能实现。1965年，我于南京农学院兽医系毕业之际，本计划留校任教，恰逢军队到学校挑选毕业生，当兵献身国防的愿望又涌上了心头，我跟学校明确表示还是希望参军到部队工作。

图1 1965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第三排左五为作者）

1965年8月，我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绿军装，光荣地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分配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兽医大学的办学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04年（清光绪30年）清政府在河北保定成立的马医学堂，后经贵州安顺陆军兽医学校的发展变迁，最终于1953年与我军的第二、三、四兽医学校合并而成，朱德总司令亲笔为其提写“中国人民民解放军兽医大学”校名，成为保障我军军马、军犬等军用动物健康的唯一人才培养摇篮。在那个年代，马对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是生产劳作、交通运输乃至战场作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马传染性贫血病毒的致死率很高，在军中也是导致战马死亡的一大原因。因此，在入伍后不久我便被分配至兽医大学军马卫生研究所（195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马卫生科学研究所归属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1964年并入解放军兽医大学，1982年更名为军事兽医研究所，2004年重新隶属军事医学科学院，现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军事兽医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又称病毒学研究室。这里先后培养3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分别为殷震院士（1995年当选）、我（2003年当选）和金宁一院士（2015年当选）。在郭佩荣、于永仁等老一辈专家的指导下，我开展了对马匹危害最为严重的马传染性贫血即马传贫的防治研究。其间，我曾先后到内蒙古扎兰屯、甘肃山丹和黑龙江牡丹江等军马场参加马病临床调查。1969年9月至1970年2月，我又跟随李颖松老师到白城军马场参加马匹放牧和疾病诊治工作，进一步丰富了我对军马饲养管理与疫病诊治的知识。我在白城军马场担任兽医期间，临床上经常遇到新生骡驹尿血的病例，刚出生的骡子一吃母乳便尿血，相继出生的骡子也都有这个现象，最终纷纷夭折。驴和马杂交而生的骡子，凭借耐力持久、吃苦耐劳的优势被广泛使用，但这类骡驹尿血致死的情况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老师们经常带领学生针对临床病例进行集中“会诊”，并鼓励年轻老师大胆思考，参与讨论。我综合学过的知识反复思索这个问题，推测病因或许出在母马的乳汁上。骡子的父本是驴，母本是马，骡子有一半驴的基因，马在怀孕时，体内会产生抗驴的抗体，生产后母乳中含有的抗驴抗体可能是导致骡驹尿血死亡的原因。在讨论的时候，我谈了自己的想法，竟获得老师们的肯定和赞赏，这对于刚参加科研工作的我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也充分体现了兽医大学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悉心培养和鼓励创新的学术精神。

图2 1965年8月在长春参军入伍

1970年，兽医大学恢复招生，我被调至家畜传染病教研室当老师，在费恩阁、朱维正等老一辈专家指导下，参加马的传染病教学和临床诊疗工作。前八个月驻守传染病动物住院部，专职负责住院动物的临床治疗，其间累计对200余匹患有破伤风、乙型脑炎及马传染性贫血等疾病的马匹进行临床诊疗。其后6年则参加了六个学员队的传染病教学工作，先后随学员队到吉林省的农安、怀德、扶余、蛟河、双阳五个县去参加开放办学，教学模式常常是上午奔走于马厩诊治病马，下午回归课堂教学解惑。正是这段“从马场到课堂”的经历，使我接触到了发生于不同动物的各类临床病例，这些珍贵的临床诊治实践经历为我日后的动物疫病防治研究筑牢了根基。可以说，我的动物疫病防治研究，离不开兽医大学的锻炼和培养。这种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教学与科研模式，正好与张希校长倡导的“厚基础、重实践、严要求”育人理念高度吻合，不仅赋予了我专业技能，更铸就了我严谨与担当的科研品格，成为我日后拓展研究领域、攻克科研难关的底气所在。

图3 与爱人武银莲老师共同学习

图4 与爱人武银莲老师

二、拓展领域攻难关，守护生灵践初心

随着军事战略任务的转变，尤其是军马变“铁马”，兽医大学经历了两次变更和一次转隶的发展历程，即1992年8月由兽医大学更名为解放军农牧大学，1999年4月改称为解放军军需大学，2004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转隶并入吉林大学，原军事兽医系改建为畜牧兽医学院，2012年更名为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我于1977年由家畜传染病教研室调回到军事兽医研究所，在殷震院士的指导下开展工作。1977年到1979年的这两年间，我主要参与乙型脑炎的诊断研究，殷老师博学多才、思维敏捷，常鼓励我们大胆设想，争取更多独立承担科研任务的机会。当时团队正研究酶标记、荧光标记、同位素标记抗体的“三标”诊断法，我觉得快速诊断应更突出“早、快”的优势，当我看到文献上报道乙型肝炎病毒反向间接血凝实验的快速诊断方法，便提出将其用于乙型脑炎诊断的设想，想法得到了殷老师的认可与支持，并派我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学习，联想到补体结合试验中溶血反应的原理，以及补体C3b可以凝集红细胞的性能，我将方法又进行了改进，成功建立了乙型脑炎病毒补体黏附凝集检测方法，3-4小时即可确诊。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思考完成的科研课题，这段经历让我领悟到：科研创新，需要敢于突破常规的勇气。

1979年，邓小平同志访美后，以其一贯的战略远见，指出军犬凭借其灵敏的嗅觉，可在保卫国家安全等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一重要判断的推动下，我国开始恢复军警犬训练工作，从国外高价引入一批军警用的黑背种犬，军犬也被正式列入战斗编制。然而，在对军犬的繁育过程中，却有犬瘟热、传染性肝炎等严重危害军警犬健康的重要疫病接连发生，尤其是犬细小病毒引起的出血性肠炎，当幼犬断奶后极易感染，常表现便血，死亡率高达80%，这些疾病的发生与扩散，不仅严重威胁军警犬的战斗力，更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损失。当时农业院校的兽医专业和兽医科研院所对犬病的研究均为空白，市面上更没有相应的疫苗和治疗药物，问题非常严重。当研究所的领导将军警犬疫病防控研究任务交付于我时，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命令，尽管当时有不少人表示不解，觉得研究犬没出息，但我始终坚信，军警犬对国家和未来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在开展犬细小病毒的研究时，偶然发现实验犬眼睛变蓝、死亡。这个新的临床症状与犬细小病毒感染通常引起的肠炎症状明显不符，那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腺病毒感染可引起眼部疾病，会不会是因为犬感染了腺病毒后引起的“蓝眼病”？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了病毒的分离工作。将死亡犬的脏器样本经处理后接种到从同事那里借来的猪肾细胞，细胞很快就出现了病变，并在电镜下观察到了腺病毒。分离到第一个病毒，我非常的高兴。但遗憾的是，在病毒的连续培养中，很快腺病毒消失不见了，却在电镜下看到了细小病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问题困扰了我好一阵，经过反复思考，我想会不会是猪肾细胞本身携带病毒，经过传代培养后，细小病毒把腺病毒挤掉了？为了进一步验证我的猜想，我便将带毒的猪肾细胞培养液感染新出生的幼犬（猪细小病毒不能感染犬），待犬出现临床症状后取犬肾细胞进行培养，结果就只有犬腺病毒增殖，猪细小病毒消失了。通过这种方式，我成功分离了犬腺病毒，也为后来的犬病防控研究奠定了基础。哲学家波普尔所言“科学不是从观察开始，而是从问题开始”，而这些问题往往诞生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交汇处。这段经历也让我体会到，科研离不开敏锐的观察、独立的思考和触类旁通的联想，也在后来的人才培养和课题研究中，逐渐提炼了“注意观察，勤于思考，注重联想，重在应用”的16字学风。

自成功分离出可体外培养的病毒后，研究所就专门成立了犬病研究组，由我牵头负责，此后二十余年，我与同事、学生们携手攻关，先后从犬、猫、狐狸、貉等多种动物分离了十余种病毒，并研制了相应的诊断方法、疫苗和救治药物等综合防控措施。我们研制的犬五联弱毒疫苗于1999年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成为我国第一个获批的犬用联合疫苗，使我国的犬用疫苗不再依赖进口，在犬科动物疫病的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研究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军队（省部）科学技术进步奖10余项和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

图5 参加全军军犬工作会议（左一为殷震院士，左三为作者）

图6 犬五联弱毒疫苗的研制，获得200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作为一名兽医科技工作者，我认为应密切结合临床，一方面可以为临床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可从临床发现问题并作为课题去研究，来源于临床的课题是最有研究意义的。随着人类对自然社会认识的逐步深入，野生动物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对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格外关注，国家专门出资建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基地及野生动物园。我与四川卧龙大熊猫繁育基地、黑龙江哈尔滨东北虎林园、广西桂林熊虎山庄等单位都保持了密切联系，针对影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健康的重要疫病与人兽共患病开展了研究。2000年左右，圈养东北虎突然出现一种以高热、拒食和间有抽搐为主要症状的疫病，病死率近40%，根据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我怀疑可能是禽流感病毒感染。经细胞接种、动物感染和序列测定，确定为A型流感病毒感染（自然状态下，流感病毒可以感染人、猪、马和禽类等多种动物，1997年香港曾暴发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感染人事件）。由于禽流感病毒的高变异性，不断突破种间屏障，获得了对哺乳动物的感染力和高致病性。鉴于此，我组织团队开展了禽流感防控研究，团队先后从狮、虎、狐、貉等动物体内分离近百余株哺乳动物源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证明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对大型猫科动物狮子、老虎和犬科动物犬、狐的感染，并发现狮源病毒存在垂直传播现象，相关研究通过科技内参等方式提交国家相关部门。2000年，四川卧龙大熊猫繁育基地突发疫情，大熊猫作为国宝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其安危牵动人心，对其应高度重视，我带队赶赴现场开展临床诊断，取样回实验室进一步研究，最终首次从患病熊猫体内分离出熊猫冠状病毒、犬瘟热病毒，而后我们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应的诊断方法和防治措施。2008年，国内多地猴群暴发疫情，数千只猴子死亡，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我们通过病毒分离和基因分析，证实了猴群的疫情是由犬瘟热病毒和犬细小病毒所致，为控制疫情提供了关键支撑。回顾这些研究，我想离不开临床实践与实验室研究的紧密结合，离不开理论基础与应用研究的结合，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在学习和工作期间积累的理论基础、实践经验和严谨态度。我想吉林大学为社会各界培养了无数杰出人才，也与“厚基础、重实践、严要求”的育人理念和传统分不开的。

图7 公安部南昌警犬基地调研（右二为作者）

图8 南京军区后勤部调研（左二为作者）

三、治学育人传薪火，建言献策担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出 “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回顾自己这些年来的动物疫病防治研究历程，我愈发体会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谈及动物疫病防治研究，我认为其核心要义在于“把握时代前沿和社会需求，学以致用”。在科研工作中，我始终坚持“三选”原则，即“选准课题、选对技术、选建体系”，从而实现“出人才、出成果、出效益”的“三出”目标。这些年来，我所从事的多为应用研究，由于动物种类多，病原复杂，我感觉到要想尽快研制出安全有效并获得国家批准的生物制品，早日实现“三出”，就必须紧密结合当前的疫病防治需求与自身研究基础，加强对研究课题的选择、技术的选用和研究体系的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应包括实验室研究、中试生产、临床研究、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等关键环节，这是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必经之路。比如我们在流浪犬狂犬病VSV载体口服疫苗研究中，该疫苗虽然可从源头上进行防控，客观上是急需的、必要的，所采用基因重组活载体技术也是较为先进的，但是由于生物安全评价、中间试制和临床试验体系建立尚未跟上，以致这项研究迟迟未能实现“三出”。但在埃博拉出血热，马尔堡病毒病等烈性传染病防治研究上，全人源基因工程抗体研究符合紧急预防与救治的迫切需求，而且我们已与具有抗体人源转基因小鼠的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课题组已建立了基因库构建筛选、CHO细胞表达及评价模型与检测病毒构建等关键技术，使得这些研究有望快速完成，实现“三出”。实践证明，“三选”是方法，“三出”是目标，而贯穿课题研究之中的，正是“注意观察、勤于思考、注重联想，重在应用”的研究学风，从临床观察和社会需求中发现课题，在深入思考中优化技术，于知识联想中创新方法，最终落脚于应用实践中检验成效。

作为博士生导师，我始终坚信“身教胜于言传”，每天清晨抵达实验室已成为多年的习惯，即使节假日也以在实验室为主，因为我总觉得，有些事我还没有做完，我没研究明白的传染病，万一成为别人手中的生化武器可怎么办？我的学生范泉水回忆说“当年二十几岁的我可谓年轻力壮，但在工作中，无论是拼体力还是拼精力，夏老师都在我之上，我非常敬佩夏老师，他给我的影响太大了”。学生们常笑称我是“拼命三郎”，我非常高兴的是这种拼搏精神被学生传承下去了，如今我的学生也在培养自己的“拼命三郎”团队。在学生培养中，我常采用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思考，比如，我会问学生：牛顿从何开始他的地心引力研究？瓦特从何开始他的蒸汽机研究的？回归到我们自己的疫病防治研究：今天的小儿麻痹症口服糖丸疫苗效果这么好，狂犬病的口服免疫研究是否也可以参考？蝙蝠能传播狂犬病但它自己为什么不发病，这对我们有何启示？糖尿病数字化检测方法能不能用于疫病的快速诊断？我还鼓励学生对我归纳的“注意观察，勤于思考，注重联想，重在应用”的16字小结提出修改意见，培养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及与团队协作的能力。在鼓励学生们在科研领域深耕的同时，我也格外注重精神的传承和培养，曾教导学生说“什么是理想？国家层面的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个人的理想要与之紧密相连，三百六十行，每个人的理想都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是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我曾启发学生黄培借鉴血糖检测原理，在引物上接入蔗糖转化酶，研制了病毒核酸数字化检测新方法；指导学生王申将口服疫苗的思路应用于狂犬病重组水疱性口炎病毒载体口服疫苗研究；学生迟航还为我归纳的十六字学风，补充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代内涵；在我培养的200余名硕士、博士及博士后中，已有许多人成长为学术中坚，其中不乏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等国家高层次人才，他们在动物疫病防控研究一线勇挑重担，这比任何奖项都更让我感到欣慰与自豪。

图9 与毕业博士研究生合影（左二夏咸柱院士；右二殷震院士）

图10 在吉林大学人畜共患传染病重症诊治全国重点实验室与学生交流（第一排中间为作者）

培养学生的同时，我也始终紧盯国家战略需求，积极履行院士职责。200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我深切感觉到，这份荣誉是国家和人民对我科研工作的肯定，我理应报效祖国，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这些年来的动物疫病防控研究，让我深感这一领域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为此，我积极参加中国工程院组织的动物疫病防控等战略咨询研究，立足本职工作，及时提交关于加强人兽共患病防控等方面的院士建议，为我国动物疫病防控研究作出了自己应做贡献。2007年，针对发生于周边国家的尼帕、非洲猪瘟等疫病对我国的威胁和影响，我联合相关专家起草了“关于加强重要外来动物疫病防控的建议”，这份建议获得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与批示。2008年，四川发生汶川大地震后，社会损失惨重，为落实国家关于“大灾之后无大疫”的战略部署，我积极响应号召，加入国家组织的“人兽共患病专家防疫队”，两度奔赴灾区，和同志们一道走村进户，参与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理、卫生防疫与疫病监测等工作，并综合在灾区走访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先后提交了多份关于人兽共患病等方面的防控建议。

图11 2008年参加汶川地震救灾

图12 组织中国工程院工程前沿研讨会（第一排，左六为作者）

毕业于60年代，当时既没学过有关犬病方面的知识，也没有学过现代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方面的理论与技术，很多知识是我在后来指导学生过程中学到的，这种“教学相长”的模式不仅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更是一场师生携手共同成长的旅程。如今，我们已经步入人工智能时代，它不断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虽对人工智能知之甚少，但我仍坚持学习，希望结合人工智能和六十载积累的经验，为国家动物疫病和人兽共患病防控做出新的贡献。

夏咸柱（1939~），男，江苏建湖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军事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5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10年12月调整为专业技术一级，2019年当选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首届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全国动物防疫专家委员会委员，军队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军队生物安全战略智库顾问，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副主任，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等。

1965年毕业于南京农学院。历任解放军兽医大学军事兽医研究所助教、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军用动物、野生动物重要疫病与人兽共患病防治研究。先后分离获得了严重危害野生动物、经济动物和军警犬的犬瘟热病毒、轮状病毒、细小病毒、冠状病毒、传染性肝炎病毒等10余种动物病毒。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并证实了犬瘟热病毒、细小病毒和冠状病毒对大熊猫和猴的致死性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对大型猫科动物虎、犬科动物犬和狐狸的感染。成功研制出犬五联弱毒疫苗、狂犬病抗体免疫金标检测试纸条等动物用预防与诊断制剂。主编《野生动物疫病学》《养犬大全》等著作9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军队（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7项。1992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获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新中国60年畜牧兽医科技贡献奖(杰出人物)”、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发展贡献奖”。先后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和吉林省十大科技传播人物等。2002年被总后勤部评为“一代名师”。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

供稿 | 校长办公室

排版 | 王语圻 高畅

图片 | 作者本人提供

编校丨兰去非

审核丨冯世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