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茂琳

编辑｜珍妮

1

2021 年，小学快要放暑假时，我们部门的人整天在中关村一栋写字楼里，如火如荼地赶制语文暑期培训需要的所有物料，包括课件、教案、赠送给家长的知识点整理。我们的工区在写字楼的地下一层，常年见不到阳光。刺眼的白炽灯从早照到晚，中央空调一直保持着16 度不变。这让我们时常忘记四季、忘记白天黑夜，到我们讨论结束时，才发觉已经是半夜十一点了。推开写字楼大门的那一刹那，黑夜和暑气才像潮水一样扑面涌来。

暑期是学科培训的关键时期，秋季能招多少学生，几乎全看暑假课上完后能留多少人。这是每一个机构的招生策略，我所在的机构也不例外。当时正值教育培训产业的扩张、上升期。在各大城市的写字楼里，五花八门的培训机构层出不穷，每一个机构的校区都在楼外挂着最时尚、最亮眼的牌匾。当城市的黑夜降临，这些牌匾就会发出耀眼夺目的光，和其他的灯红酒绿一样，让每一个路过的人，无论是有孩子没孩子，无论是已经报课或是没有报课，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大部分人在日后聊天聊到这类机构时，都能随口提起，“培训机构是吧？哪儿哪儿哪儿就有一个。”

那段时间也是我在这个行业里最充满希望的时候。每天早晨，我都会给自己化一个精致的妆，搭配好发型，挑选一身亮色的衣服，叮叮当当地带上耳饰和项链，踩上高跟鞋、挎上包再出门。坐到工位以后，先回复飞书上密密麻麻的未读消息，然后开始写教案。到了会议时间，就和美术部门、外包抠图片、视频的细节，或是和其他部门一起讨论物料。争取把每个环节都做到最好。虽然刚刚开始工作没几年，没取得什么成绩，工资也不高，但是我总相信，在这个朝阳行业里，只要我努力干，我总能像那些领导一样，带领一个团队独当一面。

那一年七月份，东方卫视和央视八套上线了一部剧，叫《小舍得》。这部剧里有一个情节，是蒋欣饰演的妈妈和孩子的班主任通电话，班主任埋怨妈妈给孩子报了太多的补习班，以至于压力太大，影响学业了。在《小舍得》播出的时候，出现了很多批判教培行业的声音。比如。本来应该教书育人的行业，成为了很多资本敛财的工具和手段。为了招生、他们拿捏着家长的未知与恐惧，刻意给家长学生制造恐慌，利用家长爱子心切，收割家长本来就不富裕的钱包 。身处教育培训行业，我见过认真开发教案、认真备课讲课的老师，但是为了盈利而制造焦虑、夸大宣传的现象也确实存在。为了让家长续班，机构需要准备家长会。很多家长会有一套万能的话术，“xxx 时期很关键”，如果是一年级家长会，就说“一年级时期很关键”，如果是二年级家长会，就说，“二年级时期很关键”……然后论证如何重要、如何关键，最后引导家长交钱续班。作为这个庞大系统的一员，我也做过类似的家长会ppt，并不无辜。毕竟续班率绑着我们的绩效。可我们从来不觉得行业会因此受多么大的影响。顶多是在争议中改进、发展。

但是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的是，国家紧接着就出台了“双减”政策（减轻校内作业的压力、减轻学科培训的压力）。在“双减”之下，我们所有教培老师的工资被规定了上限，不被允许用学科培训盈利，也不被允许在节假日进行任何学科类的培训，更不被允许开设新的学科培训机构。可以说，教培行业的每一条出路都被堵得死死的。一夜之间，这个行业被丢进了时代的垃圾桶，并可能在史书上留下罪恶的一笔。

最开始得知这个消息时，我不敢相信。偌大一个教培行业，怎么能说倒就倒？这么多人的工作，怎么能说丢就丢？飞书的信息依然在一大早打开的时候就有一大串的未读；外包的人依然每天在我们办公室进进出出，叽叽喳喳地联络着具体事宜，在寻常的忙碌里，一切都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很快，对行业前途的担忧和对自己未来的焦虑像瘟疫一样悄悄扩散、蔓延开来。大家慢慢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不再有意义，于是在职场里习惯绷紧的神经开始松懈。那些面上永远挂着疏离的微笑，把“okr”、“sop”挂在嘴边，走路生风、自带精英气质的主管们脸上开始茫然；而底下一向唯唯诺诺的小职员们也不再拘谨。大家有了共同的话题——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mm，如果教培真的不行了，你准备干什么呢？”邻桌的小w 问我。

“嗯……我去按摩吧，哈哈哈！我按摩一个人收 100，一天下来的工资可比现在高太多了！还可以干保洁！选择很多的。总不能饿死吧！”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一下子难以适应，对于未来，我一点计划和想法都没有。只能开玩笑地回复小w。

这时，对面的主管L 听到了我们聊天，把身体探过来，凑到我们两个面前，说，“诶，那天我真的看了保洁！我觉得！有戏！保洁还管中午饭！待遇不差的！”主管L一边说，一边用一根手指在空中像敲重点似的比划，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样子逗得我们乐不可支。

“哈哈哈哈哈哈……”快乐而爽朗的笑声在工区回荡着。这是纯粹、不带任何苦涩地笑，像是除夕时放的驱赶阴郁鬼魅的鞭炮。也是当我们即将淹没在时代洪流时，唯一的宣泄与反抗。

2

很快，我们为秋季的准备工作都被叫停了，所有的外包也终止了。我们的工作只剩服务完已经交过钱的暑期用户。这项工作很容易，只是按时在群里发送一些学习资料，回复一下家长消息，解答一些孩子的问题。之前人来人往、三五成群、七嘴八舌讨论的工区现在变得静悄悄的，过去天天滴滴哒哒的飞书也终于消停了下来。我们在自己的工位上，无所事事地从早坐到晚。时间久了，还能嗅到办公区里那股劣质板材散发出来的甲醛的味道。人闲下来以后不免去胡思乱想：暑期结束之后做什么？我们到底是去是留？但像我这种底层的小员工，既接收不到要裁员的消息，也接收不到不裁员的消息。即使想八卦、做出猜测，都找不到一丁点儿根据。这种日子并不平静、踏实，反而像被关进囚笼里一样让人窒息、紧张。

我们的主管 L 是个见多识广、而且很有梦想的人。她摆过地摊，组织过学生去欧洲游学，还设计过绘本。她对我们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去找到一条出路。那段时间，工作不忙的时候，她带我们几乎跑遍了北京海淀、朝阳各大重要的书店、商场、图书馆——又是读书学习，又是调研市场。每次外出都要写一份调研报告，看看能不能转型做一些学习机之类的硬件。她再负责把我们所有调研的结论和更高层领导的汇报，等待高层的决策。因为主管 L 的鼓舞，我们部门每一个人都像极了力挽狂澜的勇士。即使在外调研，也没有迟到早退过。更不会说一些慌张、扫兴、让人感到绝望的话。也许是主管 L带着我们的努力让高层看到了希望，又或许是高层本身有探索、转型的规划，总之，在其他机构欠款跑路、或者因为裁员补偿不到位闹出法律纠纷时，我们依然相对稳定地正常打卡上下班、完成被分配的市场调研的项目和任务。

可是这样有希望、有转机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们每一个探索、每一份调研到最后都不了了之。据主管 L 说，高层对每一份调研都很满意，可是满意完并没有任何的计划或指示。我们像是来到了一个吞噬声音的山谷，我们大声求救，却接不到一个回声。我们求救得越大声，山谷越是静谧得可怕。

8 月底的一天上午，我们正常上班，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同事小x 跟平时一样和我们打打笑笑，她看了一眼手机，突然严肃地对我们说，“hr 让我去一趟会议室。”

“hr？”我和另外几个同事都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

“是的。”

“什么事儿？”我问小x。

“hr 没说，就让我去会议室。我去看看。”

小x 去会议室了。本来活泼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因为其他机构都在裁员，所以我们心里总有不好的预感，而小x 被hr 叫到会议室无疑给我们剩下的这些人也敲响了警钟。我们都害怕这件事降临到自己头上，更不知道裁员后，我们还可以靠什么生存、挣钱、养活自己和家庭。生存的焦虑、劫后余生的庆幸、对未来的担忧，这一切像幽灵一样徘徊在我们头顶，大家都提心吊胆、沉着脸，谁也不说一句话。十几分钟后，小x 从会议室回来了，带着从嘴角努力挤出的故作淡然的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跟我们说，“拜拜了！同志们！咱们江湖再见！”

这一刻真的到来了。从小x 开始，“裁员”就变成了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从那以后，隔上大几个礼拜，公司就会按照入职年份给好赔偿，裁一波儿人。我后来才知道，公司之所以分批次地、不动声色地悄悄把人叫进会议室，是因为教育这一条线的体量着实不小，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全部裁完可能会酿成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可控事故。有一次，公司裁员规模很大，我们这条业务线上，几乎每个部门都裁掉了一批人。听说，那一天，公司全体的保安都出动了，每一层都有穿着蓝色保安制服的人监督、巡逻，以防有人想不开跳楼，或者做出其他行为过激的举动。从八月到十月再到我离开，工区的人越来越少，空出来的工位越来越多。桌子上那些成山的书、水壶、水杯、电脑、充电器、零食、耳机、甚至花花绿绿的盲盒都没有了，露出一排一排长长的、整齐划一的白色板材桌面，远远看过去，有点像一条条心电图上永远拉长的平直线。过去工区很拥挤，往后滑一下椅子都有可能影响背后的同事，现在宽宽敞敞，甚至冷冷清清的。再后来，有一些抢不到会议室的员工就会在这些没有人的工位上开会。每次裁员时，我并不知道谁留下谁离开，好些个熟悉的面孔突然好几天看不到了，我在飞书上搜人名时，才发现：这个人的名字后面已经被标注了“已离职”三个小字。我们从这里轰轰烈烈地开始，又在这里悄无声息地结束。每天来到工区，看着越来越少的人、空出的越来越多的工位，我都有一种恍若隔世、物是人非的感觉。

对于被裁的人来说，他们会直接开启艰难的谋生之路，而临时留下的也未必多么侥幸。留下的痛苦在于，既渴望多领一个月的工资，又不得不在恐惧中等待最终的审判和即将到来的失业风险。然后在这两种感觉中反复挣扎、消耗。还在我刚刚入行的时候，就认识了小k。小k 短头发，长得黑黑的，脸上有几粒雀斑，个子不高，瘦瘦小小。她不化妆、不打扮，常常上身穿着一件没什么版型的浅色棉 T 恤，下身一件藏青色紧身牛仔裤，脚上穿一双运动鞋或板鞋，在人群中也不出挑。但是她对待业务很认真，无论是磨课点评、还是她自己讲课，永远精神抖擞，聚精会神，讲起话来一针见血、说一不二。所以，虽然我们年龄相仿，但是当我还在不断磨课、练课、审核时，她已经凭借异常优秀的续班数据和超强的管理能力成为公司里数一数二的培训师了，工资也是我的好几倍。有一次，我向她请教一些课程的问题，她一边一口一个“亲爱的”，用亲切的语调解答了我的疑问，但是另一边，她的眼皮都没有抬起来看我一眼，两个眼睛一直盯着手机屏幕，双手握着手机，用两个大拇指打字，像极了刘姥姥进贾府时的王熙凤，让我感到了强烈的距离和威严。一开始，我很难想象，“双减”“裁员”对她这样厉害的人能有多么大的影响。可是有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小k 堕胎了。

“为什么？”

“她和她老公都是教培的。现在行业这样，她觉得养不起了。就去医院流掉了。”

公司裁员裁得人越来越少的时候，我和她又有过两面之缘。她的衣着没有变，还是棉T恤、紧身牛仔裤和运动鞋，但是眼神里少了过去的骄傲、精神和风采，多了几分压抑和疲惫。

我对堕胎一向持保留态度的。但是面对小k 的选择，却很难不去理解和共情。我自己也面临相似的困境：和老公结婚以后，家里人一直催着要孩子。原本我和老公想等我在教培行业站稳脚跟、收入高一些，就开始准备。可是突如其来的变革打乱了整个计划，我们也在压力下把这件事暂时搁置了。当自己基本的收入、生存受到威胁时，我们用什么去滋养下一代呢？

3

从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待在教培行业。开始裁员以后，我常常想，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选择教培吗？

在职业选择上，我曾和父母有过很大的分歧。我的高中学习压力很大，一切都要为学习、为高考让步。当时为了节约一些早餐的时间学习，我每天都去食堂买饼，边走路边吃，一直吃到一闻见饼的味道就想吐；在我们还没搬到新的教学楼时，厕所不那么够用。为了节省上厕所排队的时间，我会严格控制自己喝水的时间和数量；夏天时，想洗澡就不能吃午饭，吃午饭就没有洗澡的时间，在有限的自由活动时间里，二者无法同时被安排……在这个学校里，我不是个例。大家都在为了学习拼命努力付出。这种高压高强度的学习让我收获了985 的高分入场券，但是也让我在上大学以后失去了再搏一把的心气儿。所以，大三大四时，我既不想考研究生，也不想考公务员，只想舒舒服服找个工作。而我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相对理工科来说，就业范围小了很多，唯一适合我的只有进机构当语文老师。但父母觉得，我只有再考上个公务员，人生才会圆满：我的专业对口，在体制内可以发挥我阅读写作的特长，升职进步，然后安安稳稳地嫁个人，生孩子，相夫教子。所以，当我告知他们，我决定签了某个教培机构的入职合同时，他们很生气。

那是我毕业那一年，刚刚入夏，将热未热的一天，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户铺满了整个大床，把棉麻的床单和褥子都晒得松松软软、热乎乎的，空气里弥漫着晒得发黄发焦的纸张的味道。我和妈妈穿着宽宽的睡衣，盘着腿坐在床沿上，背靠着暖烘烘的太阳聊闲天。妈妈披散着棕色的卷发，对我说天越来越热了，头发捂得脖子有点闷，让我去拿发夹帮她把头发夹住，把脖子露出来。梳妆台在另一个床头，于是我从床的这一角爬到那一角，拉开梳妆台的抽屉，拿出发夹，又爬回妈妈身后，轻轻地把妈妈的头发挽起来，再用发夹夹住。爸爸在客厅里看电视，隔着一堵墙和敞开的卧室大门，我能听出来他正在看央视的午间新闻。可是当我提到“我准备签一家教培机构”时，爸爸妈妈的态度一瞬间全都变了。妈妈先是抬高了声调，“你怎么签教培机构？为什么不考公务员呢？”妈妈说完这句话，我听到主持人发台湾省“台”的音刚读出一个“ta”，接着电视“啪”的一声就被关了。爸爸踩着拖鞋，啪嗒啪嗒地也来到了卧室，正好站在门口，挡住了我从卧室看向斜对面餐厅的视线。他们一个坐在我右边，一个站在我正对面挡住门，连起来像是一堵厚厚的墙。

“公务员就是国家饭！这是‘国字号’。‘国字号’是国家在背后给你保证！你永远不会失业！”爸爸表情坚毅，不容侵犯。每次说到“国字号”，爸爸都会放慢速度、提高语调，两只手同时在空中顿一顿，着重强调一下。

“一个小闺女家，不要有太高的目标。你看看你xx 姐姐，人家二本学校毕业，考到了咱们旁边县林业局，现在结婚了，还生了个双胞胎。”一缕卷发从发夹里掉落在耳旁，妈妈停了一下，把这缕刚刚散落的头发窝到耳后，继续说，“女人家，要有自己的事业，但还得把重心放家里。企业不养闲人，你在企业干，万一家里有什么事儿需要你，你怎么顾得过来？你看我在体制内，家里你有什么事儿，你爷爷奶奶有什么事儿，我都随时能请假，不会担心失业。”妈妈平时很谦卑、和顺，不太有自己的主张，更不擅长劝服别人。但是因为她经常劝我考公务员，所以每个字都能从她的嘴里不拖泥带水、圆溜溜地滑出来，格外干脆、流利。

“你妈说的对！企业不养闲人！你进了企业，35 岁之后就没人要你了！你当公务员不一样！到老了以后还给你发退休金。你看看我们身边，那些企业退休的，连退休金都没有！很可怜！到那时你再后悔就晚了！”

爸爸妈妈的话一句接着一句，一个人接着一个人，噼里啪啦，密不透风。其实我一句都听不进去，但是我也没有反驳。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每当爸爸板起脸、严肃地说我时，如果我敢表达不同的意见，爸爸就会压低声音威胁我，“大人说你两句，你听着就行了。对了你就改，不对了也能当个过来人经验的参考，或者引以为戒。怎么老抬杠？”每次爸爸说这句话时，我都能看到他两腮的肌肉因为咬牙切齿而抽紧、向外鼓动，好像在拼命咬住自己的怒火。虽然爸爸很少真的打我，但是我总害怕如果再多说一句，爸爸就会动手。所以，从小到大，我因为挨爸爸的训斥而委屈地哭过很多次，可跳出来反驳他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一次也不例外。哪怕他们后来说到，“你没有个稳定的工作，hf（我老公，当时还是男朋友）都不一定愿意要你”这种羞辱性很强的话时，我也仅仅是把脖子梗在一边，沉默不言。我没有反驳爸爸妈妈，却也没有明确表态放弃教培的工作去考公务员，因此爸爸妈妈一直没有停下来劝我，“国家饭”“退休金”“企业”“下岗”“结婚都没人要”这几个词像迫击炮在我耳边轮番上阵轰炸。我很难梳理清楚那天他们说话的全部内容，只觉得耳畔一直嗡嗡作响。他们说了很久，一直说到太阳从大床上慢慢移开，屋子开始变暗，凉意和潮意从宽松的衣服间一点点漫上来为止。

其实那一天，我有很多话想说，这些话，我的父母至今都没听过。比如对“考上某个中学，人生就稳了”“考上了 985，人生就稳了”“考了公务员，人生就稳了”这种虚假承诺的厌倦；比如对他们无意间流露出的针对企业下岗人员的傲慢的不满；再比如基于90 年代国企改革，员工下岗的历史，对他们所说的“公务员永远不会失业”的质疑；和对“没有稳定工作，相亲都没人看得上你”这种话深深的恶心与厌恶。这些情绪一个个累积起来，占据了我的头脑，让我无法向父母妥协。最终我顺着自己的心意，做出了和父母意见完全相左的决策。

4

“双减”后，爸爸妈妈常常在微信里问我，“双减”对我的工作有没有影响。我通常只会回复五个字：没影响，放心。爸爸妈妈再多问，我就推工作忙，没看见消息。实际上他们关心我时，我在公司里早已处于“坐以待毙”的状态了。我不跟父母透露任何与工作、裁员有关的消息，主要是我不愿意在父母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败，更不想让我的失败成为爸妈证明他们有先见之明的话柄。可这并不代表我对自己曾经的选择无怨无悔。

在我们完全没有了任何工作任务后，两个同事开始考公务员、一个同事开始考MBA。每天，他们都各自找一个没人的工位或单间、各自为自己的目标行动。他们努力的样子让我更加为自己的前途感到焦虑。我已经完全动摇了自己曾经的信念，“宇宙的尽头还是考公啊”——我常常和同事感叹。可我是本科学历，北京的公务员需要研究生起步。我当时已经和老公定居在了北京，不太可能选择去其他城市。也就是说，如果我真的要考公，我和公务员之间也差着研究生考试、研究生三年学习和国考三道门槛。

人在困境中，常常会对没有走过的路生出很多不切实际幻想。事业上的动荡与无常本来就让我对“稳定”“可靠”和“公务员”多了一层美化的滤镜，而“体制内”这对我来说无法企及的高度更让我对这种稳定产生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敏感甚至痴迷。

在等待被裁的一个礼拜天，我和朋友去逛书店。结账时，旁边有一个中年女性在开发票。我和朋友买了一摞书，一本一本的在扫。突然，我的耳朵像雷达一般，在一阵喧闹、嘈杂中，精准捕捉到了“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政务服务中心”几个字。我一扭头，这个中年女性正在和售货员核对单位和地址。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政务服务中心。您再确认一下。”

“确认。”

“好的，您留下电话。”

这个中年女性大概四十岁左右上下，穿着很普通的黑红相间的冲锋衣和灰色羊毛混纺阔腿裤。侧面看过去，皮肤上已经有了深深浅浅的纹路和褶皱。但她说话的语气稳重、自信，甚至带着一点点威严。

“你确定这个电子发票和以前的纸质发票是有同样法律效力的吗？别给我弄错了！”

“是的，您放心。”

她像我遇见的很多体制内的人，因为人生有了体面的庇护而多了一份不需要讨好他人的自信和从容。办完发票以后，她就转身推开大门离开了。走路时，她的每一步都结结实实地踩在地上，脊柱稳稳地承托着头颅和肩膀。她走了以后，我和朋友也结完账走出了书店。书店外是禁止临时停车的大马路，车辆从我身边一辆一辆飞速驶过，每一辆都在我的风衣里灌满一阵凉飕飕的风，吹得我的风衣左右来回晃荡。站在车来车往的街头，我开始想：命运对我是不是过于严苛？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很努力的人。甚至，我唯一拿得出手的优势就是“努力”。对于我们小县城的人来说，“努力考个好大学”才是唯一出路，而我的父母、甚至其他长辈，也是靠着78 年后恢复的高考，才实现了阶级和身份的跨越。从小，他们就对我说，“考试很重要”“努力很重要”。那个因为没有白面馒头而吃了三年红薯干，就考上清华的伯伯，也成为了我人生重要的榜样。我也凭借着一种近乎自残、自虐的“努力”考进了一所很好的大学。所以，当我陷入失业危机时，我跌进了一种困惑：都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为什么仅仅只是不想考研、不想考公的一次逃避，我前面所有的努力就都被命运一笔清零了呢？

5

2021 年 11 月 22 日，那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一。我如裁员后的每一个工作日的清晨，站在地铁的 10号线上，一只手拉着扶手，另一只手刷手机，耳机里按着清单播放着我喜欢的音乐。我不担心迟到、更不担心有人检查——因为已经没有人在乎我们这一批人了。突然，飞书滴滴滴弹出加急的对话框——领导通知我10 点半开会。

我的飞书已经很久没有弹出过和工作有关的信息了。这种突然之间、又正式得不容商量的通知让我的神经一下子紧绷了起来。我赶紧关掉音乐摘下耳机，屏息凝神地打字回复领导。我问领导，可否等我一下，10 点半的时候，我大概还在地铁里。回复完以后，我没有切换屏幕，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蓝色聊天对话框，等着领导回复。很快，我发给领导的消息显示已读，但是领导并没有再说些什么，而是把我拉进一个线上会议。我又重新戴上耳机，在摇摇晃晃的地铁上站稳，准备开会。参会的人很多，不止我一个，从底层员工到我上面至少两级的领导们全员参与。10 点 30 分，业务线的大领导开始发言。他没有张口就提裁员的事情，而是感谢员工做出的贡献，并对员工的离开表示不舍和抱歉。虽然我知道这是例行程序，算不得什么真情实感，但是那真诚而恳切的言辞还是抚慰了我因为即将失业而紧张和焦躁的情绪。大领导发言时间不长，发言结束后，地铁刚到海淀黄庄。我随着人流走出地铁站，搭乘电梯来到地面，打开手机一翻，邮箱里已经收到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上面清晰地写明了赔偿金额。虽然我底薪少、赔偿金额也谈不上巨款，但合法合规的赔付让我在这里有个善始善终，没有被亏待。海淀黄庄有一个红绿灯时间很长，而且会抓拍闯红灯的十字路口。站在这里等绿灯的时候，一阵凛冽的秋风刚好吹来，由于没带围巾，我不得不耸起肩膀，上半身缩起来，把脖子窝在羽绒服的领子里，然后哆哆嗦嗦地在协议底下的空白处用歪七扭八的字迹签上自己的名字。就这样，还没走到公司，这份合同就正式生效了。

这次裁员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司为每一个签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的人都准备了纪念品。纪念品是带着公司蓝色logo，两种不同款式的包包。我们在行政交还工牌的时候，可以领一个。公司准备的包包虽然不贵重，在那天却给了我很多宽慰。在教培“人人喊打”的时候，公司没有像丢垃圾一样把我们扫地出门，而是在最后的一刻，让我们拥有足够的尊重与体面。

我回到公司，先把电脑、充电器归还给公司，又找同事借了一个帆布袋子，把我剩在工位上的卫生纸、水杯、护手霜、消毒湿巾和两本打发时间的闲书都塞了进去。

由于教培行业彻底倒了，公司也在一些会议室里清理之前生产、现在卖不出去、以后更没地方卖的周边，比如玩偶、盲盒之类的。公司以比市场便宜的价格卖给我们，既能清理一部分库存，想留作纪念的也可以买一个回家当纪念。周边不强求每个人买。收拾完自己的杂物后，我又去会议室挑了两个橙红色的大玩偶。最后，我背着大帆布袋子，抱着两个大玩偶，归还工牌的同时，领了一个粉色的斜挎包。这一切都处理完后，我离开了这座大楼。

回到家，我短暂沉浸在崭新的包包和玩偶带给我的喜悦里。我试着往刚刚领的粉色单间挎包里塞入纸巾、湿巾、充电宝、水瓶，看到这个小巧精致的包包成功容纳了这些出门必备的东西以后，我满意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挂在门口的挂衣区，准备下一次出门背上它。接着我把橙红色的玩偶摆在了客厅深绿色的沙发上，整个沙发区乃至客厅都因为这两抹橙红的装饰而活泼、跳脱了起来。我为自己这画龙点睛一般的点缀而沾沾自喜。

直到第二天，我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失业。过去虽然一直在失业边缘晃荡，但每天还是要按时起床、按时洗漱、正常坐地铁上下班。而失业的第二天醒来时，我知道自己不需要上班、也不需要再在寒风中赶地铁了，先放心地闷头睡了一个回笼觉。再醒来后，我又玩了很久的手机——把所有能点的app都点了一遍、所有能看的视频都看了一遍、所有能玩的游戏都玩了一遍。准备放下手机时，屏幕上显示的时间已经是 15:32 了，我意识到天真的不早了，自己不得不起床了。可是要起床时，我又犹豫了——我盯着惨白昏暗的天花板，怔怔地想：起来后，我干些什么呢？我踩上拖鞋，缓缓来到客厅：粉红色的挎包依然挂在那里，我想背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出门的理由；橙红色玩偶在我的人生快要坍塌成一片废墟时，依然不分场合地嘿嘿傻笑。这时，一种失重般的迷茫和孤独重重向我砸下来。

6

“双减”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网络上常常刷到这样的视频：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孩儿，站在校园门口，或者是马路旁边的便道上，在镜头前介绍自己“双减”后丰富的课外生活。孩子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快乐的微笑。看起来，铲除了我们这些“毒瘤”之后，孩子们的童年回归了，家长的钱包也富裕了。底下的评论一片叫好。

而这样繁荣的光景下，藏匿着这样一个角落：一个早就认识，却早已不怎么联系的同事小y 给我发微信：mm，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我们曾经一起共事过两个月，小y 有着圆圆的眼睛、圆圆的脸，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她很爱笑，几乎一直在笑。甚至当我们因为工作卡壳而眉头紧锁时，她还能把我们逗笑。

我回复小y：啥也没干。

后来再翻聊天记录时，我察觉自己的表达不是那么友善，甚至有点攻击性。可我当时不是在搪塞，是我真的不知道干什么。

小y又说：除了当老师，我都不知道能干什么了。我好慌啊。

隔着屏幕，我难以想象她圆圆的眼睛、圆圆的脸如何表现出慌张、不安的样子。那时我的心情也很糟糕，盯着手机屏幕，半天打不出一个字。索性在沉默中结束了这场对话。我后来才琢磨透小y的处境和所思所想：我们虽然共过事，但也仅限于同事关系，谈不上什么能够互相分享心情的好朋友。她给我发消息，一定是感到很绝望、很迷茫，才会死马当活马医，试探性地向一个并不熟悉的人暴露自己的脆弱。

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过往的教培经历，成为了我人生很羞耻的一笔。我失业后的迷茫、绝望也因为这份羞耻而更难以见光。我常常幻想一个场面：我被五花大绑的游街，旁边的人一边高呼着胜利，一边向我扔来臭鸡蛋烂白菜。在群体的欢庆中，我连不高兴都是一种罪。

快过年时，我预约了中关村附近的牙医，于是又来到这个熟悉的地方。之前的写字楼门口，保安依然敬业。即使没有人进出时，也跨立站在那里。我忍不住向里面看了一眼：胸前挂着蓝边白底工牌的员工正一边走过大厅、一边抱着电脑、表情严肃地讨论事情。大概半年前，我也总在这里因为工作流程和细节跟同事吵得面红耳赤，也在这里因为自己工作失误，被同事怼到说不出话。我们曾经对工作的热情、由于利益产生的纷争，全都凝结在了这里。

因为没有老同事可以坐下来叙叙旧，所以我简单地绕着附近溜达了两圈就打车离开了。北京的冬天总是黑得格外早，才下午 6 点多，天就完全黑透了，各大商场、写字楼都亮起了灯光。我的出租车又因为红灯被迫停在了海淀黄庄地铁站的十字路口。窗外已经飘起了小雪花，但是雪下得很小，落到地面上就融化了。地铁站旁边有一个新中关购物中心，购物中心的底商有很多装修时尚、前卫的店面——华为、喜茶、周大福、千叶……这些店面在黑夜里依旧耀眼夺目。过去，我们在工作之余常常约在这里逛街、唱歌、吃美食。但是在这个冬日的雪夜里，这些华丽、璀璨的装点显得荒诞而冷漠，隔着飘落的雪花，散发出阵阵刺骨的寒意。

7

失业后，妈妈经常给我发微信，对我说：你还是要找个工作。女人不能没有工作，更不能脱离社会。一旦脱离社会，就会被社会抛弃，在社会上无法立足。

每次看到妈妈类似的说法，我都感到很无力。此时此刻的我，应该比任何人都渴望一份工作。但是工作不是我想有，就会从天而降的。我一般都会应付一句，“哦，好。”

妈妈看我没有明确回复，觉得没说服我，所以千方百计给我讲道理，讲努力的重要性，讲脱离社会的恶果，讲那些没有退休金的人晚年有多么悲惨。而道理和经验无法驱动灵魂做出改变，我需要的也不是这些。慢慢地，我开始厌倦妈妈的一切信息，也不再和父母有任何相关的交流。我和老公一直住在北京，非节假日不回家。

在没有工作的日子里，我偶尔帮一些学生改改作文、批一下作业，挣点小零花钱。有的家长找过我，说帮我攒个班，让我接着上课，他们保证不举报我。但是那时我的状态很差，再加上我不想冒险去违反国家规定政策，所以婉拒了他们的好意。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宅在家里，养养花、遛遛狗，并承包了所有的家务。

被挤出正常的轨道后，我爱上了去海边散步。每次站在海边，我都感觉像是站在了世界的尽头。有一次，我和朋友相约去了北戴河。到秦皇岛的时候，已经是晚上 8 点了。在酒店办理完入住，再来到海边，已经快要 10 点了。夜晚的海边几乎没有人，潮水一浪一浪从天边涌来，不知疲倦地拍打着海岸。海风裹着大海的腥咸，一丝一丝渗进皮肤里。那一天正好是一个农历十六。我仰头望去，明月皓皓，夜空朗朗，那是一片未被城市灯光污染过的静谧与辽阔。

（全文完）

写作后记：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里提到过：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很多次，我都想让自己的人生演一出“咸鱼翻身”的爽剧，然后骄傲地站在聚光灯下。但是每一次挣扎都一败涂地。到现在为止，我依然是无业状态，不过比刚失业时值得庆幸的是：我适应了。

感谢我的编辑老师珍妮。写作对我来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一想到她会耐心地读，并且和我交流，给我修改的建议，我就动力满满。

编辑导师｜珍妮

写作者，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注册针灸师。

西门菲沙大学小说和跨体裁(hybrid-form)写作工作坊毕业。她喜欢在写作中让人物经历种种缘分巧合，发现内在的觉悟和成长。作品见于三明治，emerge25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