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如何恢复大学课堂教学的吸引力，让课堂教学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追求目标相匹配，一直是大学教育和管理的核心问题。

之所以用“恢复”而不用“提高”一词，是因为当我们谈论当下国内大学课堂教学水平，往往会与20世纪80、90年代大学课堂教学水平相比较。客观地说，如今的大学课堂教学在知识规范化和内容专业化方面已远超以往，但在课堂氛围、教师的精力投入及学生的积极性、专心程度上，明显是今不如昔。

拿目前备受关注的课堂“抬头率”来说。它从1999年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国内实施后开始逐渐发酵，目前已成为大学课堂的一大“奇观”。按照管理者的行政习惯，出现了“抬头率”降低的问题，就抓这个问题，诸如提倡少用电子设备，上课时收缴或禁用手机、笔记本电脑均属此类。结果自然是“抬头率”低的问题没解决，又平添了其他问题。

一位从教30多年的大学教授忧心忡忡地写道，他课堂上绝大多数学生成了“低头族”，只顾埋头刷手机，“发霉的课堂”让他倍感无奈与压抑。而在课堂禁用手机后，他的选课人数在三年间从85人骤减至28人。而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许多大学教师共同的心声。

怎么看待大学老师与手机“抢”学生注意力？大学“发霉的课堂”还能挽救吗？当代大学生又如何评价自己的课堂表现和老师们的焦虑？2025年9月至今，《中国科学报》以“如何挽救大学‘发霉的课堂’”为主题，组织发表的多篇大学师生评论，邀请一线教师、教育学者及在校学生，分别讲述他们的故事和想法。也欢迎作为读者的您发表自己的观点。

今天我们转载相关文章的部分观点，希望引起读者诸君的关注和思考。

“课堂已死”？

来源 | 中国科学报

（点击标题即可查看原文）

王元丰（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北京交通大学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2019年我重新给本科生上《技术创新史》课程时，遇到了首个难题：一个班绝大多数同学都在玩手机。85个同学里，仅15人在认真听讲，其余都低头看手机或摆弄电脑。因是多年后首次回校讲课，当时我没有对学生使用手机提要求。但事实证明，若不规范学生手机使用，他们根本不会在意讲课内容。老师精心备课，口干舌燥讲解，却发现几乎无人认真听讲，自尊心受极大打击，觉得努力毫无价值。

第二年，给全校本科生开设这门普选课时，我下定决心改变这种现象，要求课堂上不使用手机，笔记本电脑一律收起；若仍不按要求，就请离开教室。即便如此，仍需每堂课三番五次整顿纪律，勉强坚持了一学期。尽管很费力气，但我觉得这是维护了老师的尊严，教师有责任引导学生认真听课。

然而，选课学生从第一年的85人，减少到第二年的78人，再到第三年的28人，只因学生知道上课要求严，不允许用手机。即便如此，课堂上认真听讲的学生依然不多，大部分人仍在偷玩手机。但作为老师，我觉得有责任坚守底线，课堂上还是严格要求，一学期课总算上完。

这学期结束后，我心中充满疑惑，开始查阅资料。学生不听讲是我讲课内容不先进吗？绝对不是。20多年前讲《电脑因特网的历史与文化》时，170多人的大课，同学们精神饱满、热情澎湃，至今仍激励着我履行老师责任。而现在讲《技术创新史》，介绍工业革命发展情况，讲述电脑、因特网发明，操作系统出现，以及科技企业家的创业历史，学生们却不听讲。

是教学手段太单一吗？也绝对不是。为讲好课，我在每节课的45分钟中都会播放一两个精心挑选的视频，旨在调节课堂气氛，用多媒体影像和真实历史资料激发学生兴趣。然而，即使是播放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和埃隆·马斯克等杰出人物创业史，学生们依然低头，毫无兴趣。

我看问题并非出在自己身上，如今的大学课堂已变质，对学生毫无吸引力，学生学习兴趣已经减退。或许学生通过手机和社交媒体获取大量信息，对所讲内容早已了如指掌，觉得无需再听。为提升课堂吸引力，我经常在课堂上提问，却发现学生知识面狭窄。学生对于科技创新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当代人物知之甚少，不知道这些企业家创立公司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成为伟大科技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过程。对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科技，学生同样知识十分贫乏。

费曼

文双春（湖南大学物理与微电子科学学院院长）

费曼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主讲过一门基础物理课。他的讲课录音和板书后来被整理出版，形成了《费曼物理学讲义》。

这本书被《科学美国人》杂志评价为“25年后，它仍是教师和最优秀的初学学生的指导书”。至今，许多世界一流大学仍将其用作基础物理课教材。费曼甚至认为，他对物理学最重要的贡献不是其诺奖成果，而是这本讲义。

我们可能由此推测，费曼课堂的到课率肯定很高，学生一定能学到不少东西。但事实上，根据聆听过该课程的师生回忆，许多学生害怕进入教室，随着课程进展，注册该课程学生的到课率急剧下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教师和研究生来听课。

对此，有学者曾评价，“即使费曼认为自己正以浅显的方式给大一和大二学生讲课，但从中收获最大的却并非这些学生，而是和他同样的人——科学家和教授。”换言之，对于那些真正要获取学分的学生而言，费曼的课堂并不比普通教师的课堂吸引力大。

而这正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要吗？

张晓军（西交利物浦大学未来教育学院执行院长）

越来越多的学生不愿意到课堂上课，到了课堂也控制不住看手机；老师希望和学生互动的时候，愿意参与的学生寥寥无几……这些问题不仅王元丰老师会碰到，很多大学老师也会碰到。为应对这些问题，很多学校出台政策，要求学生必须到课堂；有的学校教室前面挂着布袋子，学生上课前要把手机放在里面；有的学校甚至规定学生缺勤几次就取消考试资格。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学生状态依然很难符合老师和学校的期待，这成为当下很多老师希望花大力气突破的领域，是老师做教学创新的起点。但不管教学创新做得多么认真，问题似乎仍难以解决。

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跳出我们习以为常的思考逻辑，特别要反思几个根本问题：老师期待学生在课堂上认真听讲，到底在追求什么目标，这个目标对学生有意义吗？老师和学校应关注学生学习与成长的哪些方面？真正能帮助学生长远发展的“好老师”又该是什么样子？

……

老师要做的首先是冲破传统思维藩篱，清楚理解自己在课堂上的每个期待和布置的每个任务，到底是为追求完成教学任务，达成学校设置的“高质量课程”的某些指标，如到课率、抬头率等，还是真正帮助学生走进未来，助力其终生成长。要做到这一点，老师要想清楚对于学生的终身成长，什么是最重要的。

其次，老师不应该，也没必要太执着于学生是不是来到课堂，注意力是否集中，而是课堂是否能帮助学生成为上述“好学生”。好老师要关注的不单是自己的线下课堂是否精彩、学生是否投入，更要关注通过线下课堂如何引导学生成为自主学习者。

最后，要让每个学生都有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老师需要通过课堂培养学生的兴趣。此处的“兴趣”不是一味引导学生对老师要讲的知识感兴趣，而是通过课堂引导学生明确自己的人生兴趣。好老师的课堂是在课程结束后，学生依旧在思考课程中讨论的问题，甚至因为这门课程找到了自己未来几年要做的事情，这才能帮助学生走进并适应未来。

当我们想清楚能走进未来的“好学生”的样子，以及能够帮助学生适应未来的“好老师”应该做什么，你还会纠结学生是否到课堂来听你讲知识吗？还会纠结自己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败给手机吗？

王奇婧（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

上大学后，我有一个和中学不同的喜好：坐后排听课。中学基本是固定座位，很久才换一次座位，那时我总想往前坐坐，减轻看黑板的用眼负担。进入大学，流动的教室、流动的座位，中后排成为我的舒适区。特别是在百余人的公选课上，渺小的我混在人群中，只要不影响课堂，想干啥就能干啥。前排是留给那些上课来得晚的同学的。

坐前排往往无趣，坐后排才能摸鱼，手机、电脑等设备都是我的“摸鱼搭子”。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学子，我其实也并不会在课堂上肆无忌惮地娱乐，而是处理我认为“更重要的事”。比如，做学生工作、写新闻稿件、填学院要求的表格等。我特别喜欢满教室找插座，给我的电脑提供源源不断的电能补给，以便我能够窝在教室的一个边角安心写稿。

PPT都能解决的事儿，我为什么要认真听讲？我不仅不会因为自己在上百人的公选课上“办杂事儿”愧疚，甚至还为自己处理了课堂外的任务有所收获而感到满足，因为我看到周围的同学都正在通关“羊了个羊”、看网络小说。其实，简单的课，期末把课件背背，成绩总不至于太难看；难懂的课，听了也是云里雾里，照样要研究课件。

不过，有些课堂上我还是会坐前排的。在潜意识里，我把这些课堂划分为有用的课、有趣的课和有压迫感的课。有用的课，一是学分比重很大，对我的绩点有帮助；二是实操性强，能够培养我的就业技能。这类课往往能够得到我的重点关注。有趣的课，有的是老师讲课本身很有趣，听下来是一种享受，有的完全是兴趣使然，即使略显枯燥也津津有味。有压迫感的课，课堂提问频繁、小组课堂展示，督促我被迫集中注意力思考、讨论，这类课无论坐到教室哪里都是神经紧绷的。

权衡利弊后，我开始修炼“一心多用”的功夫，调动多种感官，令听课效益最大化。耳朵负责听课，眼睛负责盯着电脑各个分屏页面，余光瞥见PPT切换就立刻举起手机拍下来。我幻想着自己课后抽时间整理课上的“半成品”笔记，但一下课我的时间好像又被其他事情占据了，手机相册里的知识越来越多，却慢慢地被永久封存。

张晓明（西湖大学基础医学教育中心主任）

我本人于1988年赴美国攻读博士，此后在美国的医学院教学20多年，2024年全职回到西湖大学任教。我亲身经历了美国医学院过去20多年来的教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通过转变教育观念，革新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

大约从2005年开始，随着PPT课件方式的普及和教学软件的开发，美国医学院的课堂教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6个方面。

第一，所有教学课件必须提前上传到教学平台，供学生预习，一般提前1到3天。

第二，彻底取消纸质教学文件，所有的教学文件，包括教学大纲等，都以电子版形式上传教学平台。

第三，学生在校学习必须配备笔记本电脑，所有学习内容基本在电脑上完成，包括课堂笔记。当然，有些学生愿意保留纸质笔记的习惯，也是完全允许的。

第四，所有授课均实时录像，既录下PPT课件上鼠标的移动，也录下教师上课的图像和声音。从此，上课不能用激光笔，因为无法被教学录像记录下来。每节课的录像一般在授课后1到2小时上传到教学平台，且永久保留。学生可以在课后、考试前、毕业前随时复习。

第五，由于课堂授课有实时录像，美国医学院基本不要求学生必须到课堂听讲，允许在家中或宿舍中自学。当然，实验室课程和小组讨论还是要求必须到场的。

第六，所有考试均在线上通过考试软件进行。有些教学平台具备考试功能，有些不具备或不能满足需要，很多学校会使用不同的考试软件。

朱阳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硕士研究生）

大家越来越清楚，无论是哪种未来目标，课堂似乎都不再是必经之路。

大学课堂留不住人，固然与部分老师讲课水平不高、方式单调有关。比如，那些十年没更新的PPT、机器人式的朗读，还有部分老师讲课讲到一半开始怀念青春，总是不经意提到“当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但即便老师认真备课、内容扎实，集中45分钟的注意力也是一件难事。大学课堂的节奏往往缓慢而沉闷。手机首页推个惊人的新闻、微信弹个消息，注意力不一会儿就被勾走了；回过神来，已经不知道老师讲到哪里了。

学生当然需要学习新知识，但学习的途径确实太多了。对于一些基础课程，互联网上的网课从入门到进阶应有尽有：选一门优质网课，逻辑清晰，例子有趣，还可以1.5倍速听课，拖进度条跳过不想听的部分。对于学科的前沿发展，每天刷新一下资讯网站、播客、社群，也能了解大致情况。真要遇到专业问题，问一下人工智能，几秒钟就能给出看似全面的答案。听不听课，好像也没那么有“决定性”。

在中国的大部分高校，本科毕业通常需要修满150~180个学分。按课程数量计，四年下来一名大学生平均要修读50~70门课程；按总课时计，平均1个学分对应16~18个学时。这意味着，一个年轻人必须在教室里坐满约2400~3200小时——这几乎占据了他们所有醒着的“黄金时间”。

如果重来，他们会如何选择度过大学课堂生活？或许并不会有太大不同。至于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可能要等到走出校门很久之后，在某个猝不及防的时刻，才能真正体会到。

尤小立（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在如今的大学课堂里，“抬头率”问题引申出的“不听课”很可能只是源自“世代差”的一种假象。因为“Z世代”的大学生本是所谓“数字原住民”。他们长期通过手机和电脑等工具学习，已经养成了不关心授课者的习惯。教师在他们眼里只是一种“数字形象或符号”，哪怕是新学期教师第一次上讲台，也很少能看见有学生抬头表示出一点好奇心。换言之，低头听课成了他们的一种习惯。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在听，所以教师提问时也可以说出个一二；但他们同时也在做自己的事，因为课程只是诸多选项之一，学生可以同时兼顾其他事情。在他们看来，一门课程只是大学期间众多课程之一，甚至只是代表若干学分或绩点的抽象数字。

与此同时，有些教师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方法上仍“以不变应万变”，仍希望以自己的认知规范学生，以为自己讲授的课程意义非凡，将左右学生的未来。殊不知，学生成才的范例都存在于事后的追忆之中，而非事前规范的结果。这与其说是教育的特点，不如说是难点更合适。

可惜现在流行的大学“教学评估”走的也是居高临下的规划之路。一门课与“毕业要求”的“达成度”被细化到各个方面，如果真的如此，不仅一门课的作用是“万能”的，而且“树人”的效果也不再需要“百年”，而是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