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上午，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讨论关于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情况的报告。

上海现有15所高校、64个学科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分别占全国总数10.2％和12.6％。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迭代周期大幅缩短。在此背景下，如何担负“双一流”建设的使命和挑战？

办学动力不能依靠荣誉驱动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快速推进，能否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最终看能否形成与之相匹配的人才之基。9年来，上海15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服务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级展现新作为。

学科建设水平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3月，我市高校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前千分之一、前万分之一学科分别为39个和3个，较2016年分别增加30个和2个，增幅分别为330%和200%，均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工程学、材料科学等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大幅提高。高校现有博士在校生6.25万人、硕士在校生20.67万人，分别较2016年增加110％和80％，其中“双一流”建设高校培养了全市92％硕士和94％博士。

高校创新策源功能不断凸显，国际影响也在持续扩大。上海高校牵头建设18个国际科技合作基地、14个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举办97个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其中由“双一流”建设高校举办的机构和项目数超过50％。

一些委员谈到，高校办学要更加契合社会、产业发展需要。叶青委员认为，要把办学的动力转变成为科技发展服务，为产育人，尤其是为未来新兴产业提供人才支撑。

代表们建议，启动以人才培养改革为切入口的“一校一策”综合改革。推动服务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使命责任成为高校办学新的荣誉体系，指导各高校编制实施以人才培养改革为切入口的改革方案，牵引高校专注做强独特的服务能力和贡献能级。同时，建立以人才培养适配度和以就业质量为重点的办学评价新体系。

毛祥东委员谈到，基础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往往来自“十年磨一剑”的长期探索，这也意味着长周期、高风险。“过于量化的考核指标，不利于支持高校科研人员投身高风险、高价值、长周期的基础研究。”代表们认为，应该适当调整考核方式、优化人才评价机制，为基础研究创造更宽松的环境，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鹜沉下心来做科研。

科研组织范式待迭代更新

这些年，上海高校创新策源功能不断凸显。“双一流”建设高校牵头重组23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016年以来年均获“国自然”立项数超4500项，约占全国8.5％、全市90％；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科学》《自然》《细胞》等顶刊发表论文数约占全市65％，高校牵头获全市约70％的国家科技进步“三大奖”。

新一轮科技革命特别是AI技术的突飞猛进，对“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创策源功能和学科设置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挑战。

“面对人工智能浪潮，高校曾经讨论过‘哪些专业会被灭掉’，大家认为，存在了一两百年的专业大概都能继续存在下去，比如哲学这类学科就不会被人工智能灭掉，但是存在20年、30年的专业，有可能就没有了。”陆靖委员认为，真正要办成一流大学，核心不在于办多少专业，学校体量有多大，而是有没有具竞争力的东西，这需要进一步明晰高校办学定位，优化学科专业布局。

“科研组织范式尚待迭代更新。”市教委主任周亚明说，科学智能（AI4S）时代对“观察—假设—实验—验证”传统实证科研范式提出了新挑战，高校科研亟待适应“以数据和知识萃取生成理论假设—逻辑论证—实验检验”等新范式变革，着力产出颠覆性的创新成果。

为应对科技革命挑战，“双一流”高校也在积极调整。在复旦大学，通过整合全校力量，跳出学科框架，一次性建设了集成电路与微纳电子创新学院、智能材料与未来能源创新学院等六大新工科创新学院，重塑新工科门类。上海交大的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被拆分成四个新学院，与一年前成立的人工智能学院一起，为新一轮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人才支撑。

一些代表认为，在国际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育愈发重要。目前，高校单兵式、作坊式的科研组织形态也亟待改革，战略科学家领衔的“大兵团”科技攻关模式亟待推广，有组织科研攻关体制机制尚待构建。

“要进一步推动实施国家和区域重大需求牵引的有组织科研攻关。”代表们建议，一方面，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打造基础研究高地，集聚以40岁以下自主创新能力潜力突出的青年科技人才，聚焦高价值、高风险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长周期研究，给予稳定支持、优厚待遇，实施长周期评价。同时，要打破学科、院系、校际壁垒，促进青年科技人才在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中“挑大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