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瑞瑞

日前，教育家王树国在某论坛上抛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梁文锋继续读博士，还有DeepSeek吗？”这个问题迅速引起广泛讨论，也代表着不少人对大学教育的质疑：今天的大学教育，能否培养出社会与时代需要的，具备突破常规、开创新事业的勇气和能力的人才？

十多年前，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针对当时美国精英教育培养出的大学生，提出了著名的“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比喻。他认为，美国的大学生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长解决手头的问题，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比喻指向的，是一类看似完美却深陷“路径依赖”的大学生群体，他们很聪明、很努力、也懂规矩，却缺乏自我意识与探索精神；他们追求成绩、头衔与实习机会，却难以回答“我是谁”“我想做什么”这类基本问题。

曾几何时，这类现象在中国大学生中也广泛存在。从“唯绩点（GPA）论”到“实习内卷”，再到“拼简历”“蹭科研”，我们曾目睹许多学生将大学生活过成了精致的履历堆砌工程，沉迷于“标准答案”与“安全选择”，却在真正的人生岔口前陷入迷茫。但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不断改革，传统的“优秀绵羊”式成长轨迹，正悄然发生变化：他们开始“不听话”了。

近年来，在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高精尖科研成果中，大学生的身影愈发常见。越来越多的本科生努力参与真实科研项目，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甚至成为成果转化的主力。这种变化，并非一朝一夕的偶发，背后是中国高等教育生态和学生意识的双重觉醒。他们不再只是“堆砌履历”的搬运工，而是“试图做成一件事”的行动者；他们未必有最高的绩点，却有最深的投入；未必有最漂亮的奖项，却有最实打实的成果。他们敢于绕开主流选择，自主规划路径。这群学生，应该被称作“非传统好学生”。

之所以学生敢“不听话”，背后离不开高校教育机制的深刻调整。首先是人才培养理念的前移。从“强基计划”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越来越多高校在本科阶段就为有科研志趣的学生开辟通道。清华、北大、复旦等高校不断探索将科研资源前置，积极推行本研贯通、科研预备营，为学生搭建跨学科探索与科研训练平台。“大创计划”“挑战杯”等平台也鼓励学生进行真实的科研训练与技术转化，以成果导向帮他们告别“刷项目”心态。其次是课程结构与评价机制的改革。高校大幅裁撤“水课”、淘汰“死记硬背型”考核，取而代之的是项目式教学、团队协作等模式，鼓励学生寻找多样化路径。同时，保研和奖学金评定也逐步纳入“社会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等综合指标，弱化了单一GPA指标的权重。

未来需要“会自我导航的人”。相比擅长完成任务却不善于定义问题的学生，“非传统好学生”显然更能应对复杂多变的未来。他们愿意在一次次试错中构建属于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坐标，这是“内驱力”的觉醒，更是“判断力”的养成。教育的目标，从来不是塑造完美履历，而是培育能独立思考、勇敢选择、负责任行动的人。

给“非传统好学生”更多空间，也是一种教育自信。大学教育的意义，不应只是筛选人才、教会知识，更是发现可能、培养能力与心性。好的大学教育，应该容纳那些暂时“不被看好”的努力、尚未成型的想法以及不按套路出牌的好奇心。当学生可以不再为了成绩而避开挑战，不再为了安全而放弃探索，不再为了标准答案而压抑个性，勇于探索未知，积极将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我们的高等教育，才真正走出了“绵羊围栏”。

“优秀的绵羊”是一代精英教育的镜像，而“非传统好学生”，或许是下一阶段人才形象的起点。期待看到更多中国大学生，敢于追随自己的“内驱力”，找到自我与实现自我的道路。（作者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