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欠钱不还的“老赖”，日子会更不好过了。

　　为依法惩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确保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依法执行，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将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两高一部”携手亮剑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之恶疾，是司法正义与法律尊严的又一次彰显。

　　法律的天平本不该倾斜，然而“胜诉等于一纸白条”“借钱的是孙，欠钱的是爷”等司法乱象至今仍在上演，折射出法律利器钝化的尴尬与无奈。就在今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2025年第一季度“执行案件办理情况”数据。全国法院受理首次执行案件273.4万件，同比增长7.98%。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人数延续负增长趋势，同比下降9.85%。

　　尽管2024年是10年来中国失信名单人数首次下降的一年，纳入失信名单245.7万人次，同比下降23.4%。但截至2025年6月27日，全国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仍然高达853.4253万。与此对应的是，这数以百万计的“老赖”，最终真正以拒不执行判决、定罪的案例却屈指可数。

　　虽然并非所有失信人都达到了拒执罪的立案标准，但如此悬殊的入罪比例，与真实发生的拒执罪案严重不匹配。大量的犯罪黑数仍在吞噬着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

　　如我们所知，“刑罚的威慑力并不在于其严酷，而在于其不可避免”。当拒执行为演变为近乎零风险的赌博，当刑事追责沦为仅限于纸面威慑，“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怪状就会一直在灰色地带滋生蔓延。

　　合法渠道执行不力，催收市场随之蓬勃兴起。值得注意的是，对催收，立法层面已是密织法网，执法层面更是雷霆出击，催收在合规红线中已步履维艰。暴力、骚扰等越线之举早已为法律明令禁止，甚至连向债务人念法条（如拒执罪条款），也可能被认定为恐吓、威胁。于是，催收业又催生出一个新兴产业——反催收。

　　应该说，密织法网、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对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个体的共同要求。债权人要合法追索债权，债务人也要合法履行债务。

　　不管哪一方违法，都应受到法律的规制。适用法律上的失衡，只会催生出更深的法治裂缝——若法治能以密织之网、雷霆手段平等加诸债务人，严惩拒执行为，债权人又何须催收？市场又何来催收产业的空间？执行乏力，才是产生催收的根源。若仅压制催收却不疏通执行梗阻，实为舍本逐末。

　　回过头来细察，为何对拒不执行的债务人在入刑入罪上会失之于软？

　　一是，“老赖”普遍难缠，加之地方保护等无形之网交织，执法者往往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求息事宁人。毫无疑问，这已构成严重的不作为。

　　二是，自诉之路荆棘难行，债权人被要求自行举证债务人犯罪事实，维权门槛高企。如债务人通过亲友代持、虚假交易、购买数字货币、直播打赏套现等手段转移财产，缺乏侦查权的债权人，实难以锁定“有能力执行”的关键证据。

　　更深层的困境，在于社会诚信链条仍存缺失，失信者逍遥，债权人叹息，违法成本与法律威慑之间裂痕未弥。“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无奈现实，仍在侵蚀法律信仰的根基。

　　执行难题如痼疾久缠，祛病除根须持之以恒。法律利剑的锋芒不在于规范之多，而在于“悬”而能“落”，此次《意见》的出台正是磨剑之举。

　　从内容上看，此次《意见》推动构建权责分明、压力常在的执行移送机制，尤其对地方保护这一痼疾开刀，有助于打通“移送关”。同时，此次《意见》也强化了法院与公安前置协助机制，为债权人提供取证便利。此外，在严重案件或特定情境下，适当放宽立案标准，亦将有助于破解“自诉难”。

　　当然，任何法律规范的生命都依赖于落地生根、结果生威，期冀各方以“破冰者”魄力携手打通梗阻。也只有对拒执犯罪者有罪必究，方可让“欠债还钱”真正重回社会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