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察中国教育版图时,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高考报名人数往往显著高于经济发达地区。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是人口结构、教育资源配置、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文化观念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较高的出生率,这直接导致了适龄学生基数的庞大。以西藏、贵州、宁夏等西部省份为例,其人口出生率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3 年西藏出生率达 13.72‰,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这种人口结构特征使得贫困地区的中小学在校生规模持续扩大,进而转化为高考报名人数的增长。
同时,劳动力输出大省的户籍制度客观上推高了高考人数。河南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2023 年高考人数达 125 万,其中约 2700 万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需按户籍地原则返回原籍参加高考,形成了 “人口输出地承担教育成本” 的特殊现象。这种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贫困地区在承担人口外流压力的同时,还要应对高考人数的刚性增长。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分布失衡,加剧了贫困地区的高考竞争。河南作为近亿人口的省份,仅有 1 所 “211 工程” 高校,而北京、上海等直辖市每千万人口拥有的 “双一流” 高校数量是河南的 10 倍以上。这种资源错配迫使贫困地区学生必须通过更高的分数竞争有限的升学名额,形成了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的局面。
职业教育发展滞后进一步强化了高考的唯一性。在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普遍面临师资薄弱、实训设施不足、社会认可度低等问题。例如,甘肃平凉市尽管近年推进 “职普分流”,但中职教育仍面临招生困难,2022 年全市中职招生仅占高中阶段教育的 42%,大量学生因缺乏其他上升通道而选择高考。这种教育结构的失衡,使得高考成为贫困学子改变命运的几乎唯一选择。
贫困家庭对教育改变命运的强烈期待,形成了独特的 “教育投资理性”。在收入增长缓慢的农村地区,高等教育被视为突破阶层固化的关键途径。研究表明,贫困地区高考本专科上线率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可增长 1.47 个百分点,这种显著的正向弹性系数,使得教育投入成为贫困家庭最优先的选择。
政策红利的刺激也放大了这种理性选择。国家层面的 “农村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 等政策,通过降分录取、定向培养等方式,为贫困地区学生提供了额外的升学机会。例如,四川 “三州十七县两区” 的少数民族考生,报考省属高校时最高可加 50 分,这种政策激励直接推动了贫困地区高考报名人数的增长。
四、社会文化观念的深层影响
“读书改变命运” 的文化传统在贫困地区尤为强烈。在甘肃美姑县,尽管当地中学历年本科上线率不足 10%,但 2023 年仍有 273 名学生参加高考,其中一半以上选择通过艺体高考突围。这种文化基因使得教育成为贫困地区家庭的核心价值,甚至不惜承受复读带来的经济压力。
教育评价体系的单一性加剧了这种文化惯性。在 “唯分数论” 的评价标准下,贫困地区学生缺乏展示综合素质的平台,只能通过高考分数证明自身价值。河南、河北等地的 “高考工厂” 模式盛行,正是这种文化惯性的极端表现 —— 通过高强度的应试训练,在有限的教育资源下最大化高考成绩。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单一,就业机会匮乏,进一步强化了高考的 “跳板” 作用。在河南、安徽等农业大省,传统农业和低端制造业无法提供足够的高质量就业岗位,迫使年轻人必须通过高考进入城市寻找发展机会。这种经济结构的缺陷,使得高考成为贫困地区人口城市化的主要通道。
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加剧了这一矛盾。贫困地区财政收入有限,教育经费投入长期不足,导致基础教育质量低下,学生不得不通过延长学习时间、参加补习班等方式弥补资源差距。这种 “低水平投入 — 低质量教育 — 高强度竞争” 的循环,使得贫困地区高考人数在质量不足的情况下持续膨胀。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是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通过 “双一流” 高校对口支援、教师轮岗制度等措施,逐步缩小区域教育差距。例如,教育部推动的 “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已帮助西部贫困地区培养了数十万技术技能人才,这种资源再分配能够有效分流高考压力。
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多元化上升通道。借鉴德国 “双元制” 职业教育模式,在贫困地区建立 “产教融合” 的职业教育体系,使职业教育与本地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河北阜平县通过 “职教 + 企业” 模式,累计培养 2.4 万名技能人才,带动 5017 户家庭脱贫,证明了职业教育在贫困地区的可行性。
改革户籍制度与高考招生政策,打破地域壁垒。逐步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探索 “异地高考” 与 “随迁子女入学” 政策的衔接,减少劳动力输出大省的高考人数虚高现象。同时,优化专项计划实施细则,确保政策红利真正惠及贫困地区学生。
地方越穷高考人数越多的现象,本质上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要破解这一难题,需要从人口政策、教育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升级、文化观念转变等多维度协同发力,最终实现教育公平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只有当贫困地区的孩子拥有多元化的发展选择,高考不再是唯一的 “华山一条路”,教育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而非加剧区域失衡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