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北大教授，我辍了两次学。”

前段时间北京大学教授赵冬梅的演讲引发了全网热议，她的儿子出身北大教授家庭，却经历了厌学、休学，以及初高中两次辍学。

而最近，赵冬梅的儿子泱泱——佟浩然，也在演讲中，从他的视角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他说到：“上学和不上学都是不同的路，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两条路都要克服很多困难才能走到终点。”

而对于赵冬梅而言，一开始，她也不太能接受孩子不上学，几次想要将孩子重新送回学校，孩子去过大专、出国读过高中，但最后还是离开了学校。

陪儿子最终脱离学校教育这个轨道的过程中，她不断问自己：“我需要儿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最终，她找到了自己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对于仍在学校教育中内卷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以及我们的教育系统和环境，也提供了一些解法。

尤其是看到近日央视《焦点访谈》采访中，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提出要：

推动高考综合改革，加快探索推进均衡派位、登记备案等中考多元录取机制。将通过政策和制度的设计来淡化竞争，减少焦虑。

而如果环境改变，很多孩子的黄金那几年可能就不会浪费，就不会走上一条走不通的道路。

1

从厌学到初中辍学：

“学校的环境特别‘卷’”

泱泱选择辍学，早已有迹可循。

他认为这可能跟父母从小对他的“放养”教育有关：爸妈都是北大的大学教授，一个研究生物，一个研究历史，但他们在儿子身上的教育模式，却并不死板。

当别的孩子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而早早就提前学习小学阶段的知识时，泱泱每天一个人在外面玩到八、九点才回家。这让泱泱觉得自己有时挺“异类”的，当别人在玩命学习时，他甚至约不到一个可以一起出去玩的伙伴。

“我很贪玩，但学校的环境却又特别‘卷’。”

在这样的背景下，泱泱的学习成绩自然不好。而老师一般都不太欢迎成绩差的孩子。

当他和同学发生冲突时，老师也总是会偏袒成绩更好的学生，而不是成绩常年垫底的泱泱。

在小时候的他看来，说不上来哪儿不对，只知道自己怀着一种不适的感觉，直到初中，这种不适终于才在不断积累之下迎来了爆发。

初中时，因为中考的升学压力，学校的环境更加压抑。

周考、月考、小考、大考......学习的进度要往前赶，考试的次数也逐渐增多。考试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检测学习的成效，但在疯狂内卷的环境下，考试逐渐成了同学之间竞争、攀比的工具。

初入这个环境的泱泱，并没有一开始就摆烂、厌学，刚上初中的他，决心好好学，毕竟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人想甘于人后。

但从60分提到了70分，并不会有任何的正向反馈，在结果导向的教育评价体系里，考试只有100分和0分，要么是学霸，要么是学渣。

泱泱记得，老师常对他说：“你爸妈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孩子”。

“学霸父母孩子也得是学霸”——这样的观念始终压在泱泱的肩上，成绩差成了他的“原罪”，也让赵冬梅在老师面前感到羞愧。

但赵冬梅想，自己孩子成绩差，到底是哪里差？是谁规定的这个“差”？

在她看来，如果以过去的标准来看，泱泱绝对不算是个成绩差的孩子，每次考试，他的成绩都能维持在75分以上，偶尔还能考一百分。

只是因为在“优绩主义”盛行的今天，全班同学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只要不考高分和满分，都算是“成绩差”。

上学在泱泱这里逐渐成为一个背负着巨大心理压力的事情，“休学”这颗种子也一点一点地在他心里发芽。

起初，只是“装病”，让妈妈帮他请假，一次两次三次，直到不断请假成为一种心理负担，就像对上学积攒的负面情绪一样，请假的次数越多，返校的想法就越少。

没有哪一天就“正式”的选择休学，而是在一次请长假之后，泱泱就再也没有回过学校。

他把自己屋里的门锁起来，几乎不和父母见面。为了避免白天撞上，泱泱甚至把作息昼夜颠倒，天亮了就睡觉，等晚上父母睡了，再出门上厕所。一种若有若无的低气压，始终笼罩在他头上。

直到泱泱意识到自己已经“休学”时，他才把那口始终憋着的气呼了出去。就像攥了太久的沙子终于撒了手，那些日夜翻腾的纠结、自我拉扯，突然就跟着散了。

当然，他心里头也没因此亮堂起来，那份松快里总裹着层说不清的沉，算不上多舒坦，倒像是没底的空罐子，晃一晃，尽是发闷的回响。

他情绪的变化终究也瞒不过家人的眼睛，辍学这件事像根无形的线，一头牵着他心里的空落，另一头则缠成了父母心头解不开的结。

毕竟，要父母接受孩子的休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休学后的一年里，赵冬梅和丈夫、丈夫和泱泱总是发生争吵，赵冬梅一边要安慰儿子，安慰丈夫，还要安慰自己。

那段时间不仅是泱泱一个人的难熬，更是赵冬梅人生的至暗时刻，每次回家的时候，她都总是会莫名其妙的紧张。“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在里边究竟怎么想，他会做些什么事情，我完全没有把握。”

在走进小区楼的时候，赵冬梅的脑海里也会不断地预演，楼底下会不会聚集了一堆看热闹的人，或者那个楼底下有没有拉起警戒线。

泱泱把自己关在房间多少天，赵冬梅就提心吊胆了多少天。

无论是赵冬梅还是泱泱，那时的他们都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迷茫，泱泱的未来在哪里？眼前一片迷雾，他们似乎看不到终点。

2

辍学以后：

“我开始接纳孩子做一个普通人”

作为一个从小学习不用愁、成绩始终名列前茅的“学霸”，赵冬梅对学校教育抱有一种惯性，希望孩子走“读书”这条最安全、最简单的路。

因此，在赵冬梅和丈夫看来，再怎么样也得找一个学上。

一开始，赵冬梅通过投儿子所好、带他做手工，让儿子的情绪有所好转。好转后，她的第一反应是帮孩子补课、让孩子回学校，可回去后儿子考得差，厌学情绪又反复，最终初中辍学了。

后来，他们给泱泱找了一个大专的预科——一个常规之外的学校。

在大专里，没有为了成绩而内卷的同学，也没有为了分数而焦虑不安的氛围，泱泱在里面获得了在以前的学校从来没有得到过的自由。

每次回家，泱泱都会跟妈妈讲他的同学，讲自己正在读院长推荐的书。赵冬梅觉得那时的自己“心里乐开了花。”

“甚至在那里，我觉得儿子像‘学霸’了。”

但和所有家长一样，当孩子表现的“还可以”时，家长总是会觉得孩子“还能更可以”。于是一开始的“只要孩子开心快乐”慢慢被膨胀的欲望取代，从“厌学”情绪中好转之后，赵冬梅认为泱泱又可以重返学校了。

“大家应该听过普希金的那个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就像那个渔夫的老婆一样，对，我又加码了。”

在去美国进修一年时，赵冬梅想把儿子也带过去调整一下，重新回到高中，重新拾起那个沉寂已久的“大学梦”。

但美国的高中也很卷。泱泱每天早上起来去上学，因为听不懂语言，到了教室一坐就是一天。“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中国的学渣到了美国的高中，并不会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学霸。”

为了不辜负妈妈的信任，泱泱还是熬下来了，他艰难地把一次次考试都考及格。

但看着儿子明明不喜欢却仍要痛苦地去学的身影，赵冬梅不禁反问自己：“我到底需不需要他去再回到学校去？”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赵冬梅总是会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她想，学校教育并不是天经地义自古就有的，既然是后天建构的，为什么所有孩子都得走这一套呢？不走学校教育的道路，是不是也可以？

内心里隐约有一个答案告诉她，不上学，天并不会塌。那些因为离开学校而缺失的教育，或许在其他方面也能够得到补足。

例如赵冬梅逐渐发现了儿子身上的一个闪光点，当泱泱需要用到某种知识时，他会去主动地利用各种途径去找，而在赵冬梅看来，这是一个人很重要的学习能力，“我想这个本事可保他无虞”。

当她意识到这一点时，她明白，儿子确实不再需要重新回到学校去了，他能够养活自己，也可以活得很好。

于是，赵冬梅终于和儿子辍学这件事和解，她不在执着于送孩子回学校，“我接纳我的孩子做一个普通人”。

但她和儿子约定好：可以不上学，但必须接受自己没有大学文凭这件事。

赵冬梅和泱泱说，“你想好了，要你想谋求文凭，你就横下一条心，把苦吃下来，回去上学。但你说，咱不要这些了。你得保证：将来有一天，跟同龄人再坐在一个桌子上，你不能自卑。”

他们也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可以不上学，但不能不学习。

3

那些脱离轨道的脚步，

通往的是独一无二的风景

辍学后的泱泱也确实从未停止过学习：

他觉得编程很有意思，就去自学了编程；喜欢四驱车，就去汽修店里帮朋友修车改车；18岁时，他开始琢磨自学摄影，靠帮别人拍汽车活动的照片，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如今的泱泱，是一名摄影师，从摄影助理到正式入行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师，他用了三年。

那个曾经贪玩的孩子，如今可以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抱着几十斤的设备满场飞。

因为摄影这份工作如今给他的成就感，以及那种努力就能得到正反馈的收获，让他逐渐感受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

看着儿子在如今的工作中熠熠生辉，赵冬梅也不再纠结那段辍学的经历。

如今的赵冬梅认为，陪孩子走来的这一路，是孩子给她上了一课。

对于儿子被学校落在了身后，赵冬梅一直很自责，但她并没有觉得是自己和丈夫从小对泱泱“放养”式的教育让儿子脱轨，相反，她认为是她从小对儿子的关心不够，没有及时发现他和学校教育“格格不入”。

“我从17岁上北大就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所以对于北大以外的世界，包括小学、中学我都不太了解，因此我没有给我儿子足够的帮助。”

她不断反思，自己忽略了儿子在班级里始终是一个被忽视的角色，“我其实多少年以来，都不知道他的学上得那么痛苦。老实说我其实是到很后来才真正的理解了他”。

当赵冬梅再次想起儿子辍学的事，她才意识到，自己从前总以为儿子是因为学习不好才不愿去学校。

身为学霸的她和孩子爸爸都觉得，只要一家人拧成一股绳，逼孩子一把——“只要他用功，我们花一点时间搞一搞，我们就一定搞上去了。”

但他们都忽视了，儿子和学校教育的“不搭”，从来就不在于成绩好不好，而是在于他从内心里很难认同学校教育的选拔逻辑。

在疯狂内卷的竞争下，他很难从学习这件事情上获得正向的反馈和肯定，而对于一个从小就被父母告知要在乎自己的感受的孩子来说，这样的环境是难以忍受的，辍学也就成为了必然。

而对于为什么总是抱有一种路径依赖——认为学校教育能解决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所有难题，赵冬梅也慢慢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我归根结底对自己是不放心的，或者说我没有那么足够的信心。我仍然希望我付钱把他托付给学校，把他托付给另外一些以此为职业的人，把他托付给一个体制，走大家都走的路。”

可正是这种将孩子托付给体制的依赖，让她不由地往深处想：当我们默认沿着这条大家都走的路前行时，我们是否忽略了些什么？

赵冬梅进一步思考今天的学校教育——“当学校把语文数学英语这些知识排在第一位时，那些跟生命、生活有关的的常识和知识，却要等完成了全部的教育、进入社会之后才开始学习。”

而后者，对于一个人的生存和生活来说，也许更加重要。从这一点出发，去探寻学校教育之外的另一条路，似乎无可厚非。

当然，赵冬梅和儿子的故事有一定的特殊性，泱泱之所以能够不断试错自己的人生，离不开父母对他的兜底。他自己也说到“放在一个普通的北漂家庭，你大概只能走最确定的那条路”。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今天通过他的故事去看到教育的另一面。很多孩子在学校里一直被贴上“学渣”的标签，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一事无成。

我们总是人为地去给人生的每个阶段设置一个固定的目标，例如读书的目标考一个好成绩，而考好成绩的目标则是上一个好大学，似乎只要达成了，就算是“上岸”。

但正如赵冬梅后来所说的：“‘上岸’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历史是复杂的，生活也是复杂的。人生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的确，当我们在学校教育中去寻求一种确定的答案，每个人都沿着那条设定好的人生路径前行时，往往忽略了其实人生远不只一条路可以走。

我们总在追问“怎样才算成功”，却忘了成功本就该有千万种模样。当我们愿意放下对“标准答案”的执念，允许孩子带着自己的节奏慢慢成长时，才会发现——

那些看似偏离轨道的脚步，最终会通往属于每个人出独一无二的风景。而这，或许才是教育最温柔的底色。

参考资料：

[1]一席少年-上次我来一席的身份是北大教授，这次是一位辍学孩子的妈妈

[2]新世相-我妈是北大教授，我初中都没上完

[3]新世相-承认吧，“上岸”是个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