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至18日，芥末堆在北京举办以“教育有AI，学习无界”为主题的GET2025教育科技大会。新学说传媒创始人、CEO吴越以《2025国际学校新趋势》为题进行了分享。

以下为演讲实录，经编辑：

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周末我们将在上海举办第十一届国际学校发展大会；而芥末堆的GET大会同样走到了第十一届。2015到2025，我们算是共同走过了十年，只是关注的内容不同。我们始终专注于国际学校领域。这也是我第二次来到芥末堆的大会，上一次是在2016年，当时的会场在海淀。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国国际学校的新趋势”。其中有不少内容，来自我们将在下周末发布的《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我挑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核心发现，提前做一个摘要性的分享。

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长期工作在国际学校教育领域：从2009年起服务国际学校家庭；从2015年开始转向行业侧，为学校提供投资、战略咨询，以及为部分高管和校长提供培训等服务。

1

我们今年大会的主题定为“焕新”。

原因很简单：过去一年，很多学校、很多从业者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路在哪里？方向在哪里？还有哪些可能性？这也是我们在设计今年的研究报告和大会主题时最核心的思考。

提到“新的东西”，大家最关心的无非两个：这个市场是否还真实存在？是否还有进入和扩展的空间？有哪些真正意义上的“新点”值得关注？而说到“焕新”，并不是因为我们非要创新，而是因为“不焕新就没有路了”。

这是我们从2015年开始持续监测的全国国际学校数据，目前行业内较为权威，包括很多省级教育厅、教育部相关研究中心以及高校都在使用我们的口径。

按照我们基于“获得认证授权学校”的统计口径，今年是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国际学校总量的下滑，而且下滑幅度不小。很多人听到会很意外。毕竟市面上“新开”的声音更容易被看到，而“离场”的声音往往更小、更隐蔽；即便有一些大的离场事件，也更多是通过小红书等平台偶然被看见。但实际情况比大家看到的更剧烈。

正因如此，这一年对国际学校行业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才会反复强调：为什么此刻必须思考“焕新”？未来的方向在哪里？路径如何打开？这些我会在后面继续展开。

2

如果单从数据来看，我们需要先回到更大的背景。

我们在做背景分析时，通常会用PEST框架，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维度理解宏观环境。对大家而言，感受最直接的可能是经济层面：房价、就业、市场情绪。但实际上，还有一些与教育更相关的因素，我们的感知并不强，比如民生服务体系、治理逻辑、风险管理等。教育和医疗都属于民生服务行业，它们的变化往往隐在深处，需要更细致的拆解。

那应该怎么拆解？从教育行业的角度，最直接的方式其实就是问：我们的“客户”变了吗？

如果你在这个行业里已经工作了十年以上，不妨回想一下2015年你接触的那批家长，无论是某个案例还是一个典型的群体。以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变化非常明显。

2015年，几乎所有人对国际学校都带着一种向往与期待，觉得那是更好的教育、更理想的路径，是应该拥有的一种选择。

但到了2025年，我身边很多家长，不仅是学校投资人，也包括普通的家庭，他们的心态已经完全不同了：不确定性太多了。上国际学校意味着什么？是去美国留学吗？可现在很多人开始觉得孩子不出亚洲可能反而更稳当；即便送到英国，下一步是要让他留下来吗？要不要考虑移民？即便能留下，我愿意让他真的在那里生活吗？这些问题都不像十年前那样有明确的答案。

这一连串的犹豫，本质上反映的是过去十年里家长对“出国”“留学”“国际化”的认知和预期发生了深刻变化。

基于这样的心态转折，我们再回头看行业的数据、趋势与变化，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3

如果从需求端来看，我们的“客户”究竟在想什么？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顺着这个问题，我们也就能推演出未来供给端可能会出现哪些变化。

先从需求谈起。十年前、八年前，很多家庭对于藤校、牛剑这些学校并没有今天这样的距离感。他们会觉得：难是难，但够得着；投入和回报大体是匹配的；那时候虽然也在“卷”，但卷的代价尚在承受范围之内。

而现在的情绪完全不同了。最近有几个家长跟我聊起申请纽大（NYU）的事情，他们竟然开始考虑用捐赠的方式去解决。我一开始也疑惑：有必要吗？十年前可能根本不需要。而现在，他们很坦然地说：如果二三百万不行，那就五百万。只要能给孩子托一把，他们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这说明什么？说明需求在变。

其中有一类家长，我们称为“资产传承型家庭”。这些家庭往往是二代、三代，甚至更多代。他们衡量问题的方式，和以工资收入为基础的家庭完全不同。对于他们来说，月收入、年收入根本不是考虑因素。他们要的是确保孩子能够稳稳进入一个“更高阶的圈层”。

我身边就有朋友这样说：孩子成绩上不了名校的门槛，但只要能进入那个圈子就够了。尤其是女孩，在初高中阶段，他们更在乎的是“站在什么位置”，而不是“考多少分”。既然父母有能力，就希望用这种方式帮孩子获得向上的社交环境和未来资源。

这是当下很典型的一类需求：不计成本，只求圈层的跃迁。

当然，也有更加务实的一类需求：放弃正规的全日制学校，改为去全日制培训班上学。这类家长认为，尤其是对于学习A-level等课程的学生，从考试成绩和升学结果看，性价比更高。全日制学校每天有很多跟考试无关的“无用”课，比如体育、艺术等课程活动等，没有用。

这类追求极致性价比的家长群体在上海尤为明显，以至于上海的全日制培训班学校这两年风生水起，不少正规全日制学校甚至也以“个人A-level”学校为名义办起了全日制培训班。

4

前些年新增学校一年最多能达到八十多所，但现在如果你把视角放到中部、乃至更往下的城市，新校的机会已经非常有限了。招生表现持续好的基本都是最头部的那批学校，而他们的首选客户永远是资产型家庭。甚至在中上部学校之间，未来也可能出现明显的分化。

刚才讲了资产型家庭，另一类则是收入型家庭，也就是靠月薪、年薪构成主要收入的家庭，即便父母是高管，他们可调度的“传承性资源”并不多。过去几年，这一群体在国际学校市场中的规模萎缩得非常快。激娃最狠的往往也是他们，但受经济、房产等因素影响，他们对国际教育的承受力正在下降。从市场结构看，这部分需求是被挤压得最明显的。

十年前我们常说国际学校的客户结构像一个橄榄球，最厚实的恰恰是中段。但现在这个橄榄球正在分裂：往上集中一小部分高净值资产型家庭，往下则快速下沉和分化。

这种分化在留学取向上也表现得很明显。2023年我们做过香港DSE课程和香港留学的研究。去年四月底、五月份，我们又组织校长俱乐部去日本考察，包括EJU考试体系。考察之后，大家普遍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收入型家庭正在放弃英美路线，转向香港、日本、甚至欧洲尤其是荷兰这样的目的地。他们开始真正把“性价比”当成首要考虑。

而对于最顶端的那群家庭，他们早已不把留学当成单纯的“出国”。他们追求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圈层进入、资源接触和场景参与。孩子考试成绩过线就行，真正关键的是父母在后方的托举。这种从“普遍留学”到“两极路线”的转变，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构性分化。

5

在AI技术的使用上，学校整体的应用程度往往还是弱于培训机构甚至其他行业。国际学校更是如此，目前真正把AI用得深入的并不多。

不过有一个例外。一家很多人可能听说过的学校：阜南亲情学校，一所典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我之前去过现场考察，印象非常深。

这所学校原本没有什么选择空间，教学资源薄弱，师资也有限，但正因为快要“走到尽头了”，反而愿意彻底转向AI，把自己整个教学体系重做。它是一所主攻高考的学校，高三毕业生有1500人，居然能做到八成以上的一本率。更夸张的是，他们起步时只有五六百人，一本率还不高，但三年之后竟然能做到90%多，超过当地最好的重点高中。

为什么他们能做到？创始人的原话非常直接：如果当时不改变，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就彻底不存在了。在安徽北部一个乡镇，车开出去几公里就是荒草地的地方，要想活下来，只有靠技术来“自救”。他们是那种不革自己的命就没有未来的学校，所以敢用，也能把AI用透。

国际学校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资源更丰富，教学工具也更全面，反而让AI在它们内部的发声并不大。但我认为机会依然存在，只是场景需要进一步探索。如果现场的各位在做相关服务，也欢迎交流，我们也希望找到更合适的产品，让国际学校能真正把AI用出价值。

6

谈国际学校，绕不开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策，尤其是K12层面的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合作。

最近如果大家刷过小红书，会看到一个讨论度很高的事件，之所以会被广泛讨论，根本原因就在于“政策不合规”。办一个做留学升学的培训机构问题不大，但一旦是全日制学校，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最关键的是要看政策是否允许，否则无论情怀、理念多动人，一旦遇到监管层面的硬碰硬，学校的波动对孩子来说是无法承受的。今天换场地、明天换牌子，这种来回折腾一定是不行的。这是办学者必须承担的责任。

说到政策，再说国际合作。为什么现在要谈“焕新”？从1993年民办教育兴起，到国际学校体系逐步成熟，这30年来，我们的路径几乎只有一条：往外走，往英美走。因为在60后、70后、80后的观念里，欧美是默认的最好、最高标准。

但这一点正在发生变化。

我们看到一些新的国际教育合作方向正在浮出水面，比如“一带一路”。举个例子，行业里有一所学校——天津英华，他们和哈萨克斯坦的总统中学合作，办了一个留学生部。双方之间有共建项目，每年会有一定数量的哈萨克斯坦学生来中国参加考试，再输送到国内的大学。这类合作过去多少带着一些政策推动的意味。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英华学校目前已经累计输送了500多名“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进入中国大学。这个数字在今天的国际学校行业里其实非常值得关注。我们过去看全球流动，只看中国孩子要去哪里，看QS排名，看英美录取。

但事实上，这只是我们习惯的视角。我们只看“把中国学生送出去”，而忽略了另一个趋势：“把世界的学生吸引进来”。这一点，可能才是未来国际教育需要重新理解的焕新方向。

7

如果把职业生涯再往前看三十年，我们其实都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未来还有哪些可能？站在当下这个岔路口，是继续顺着过去那条“大泡泡”的惯性往前走，还是在此刻尝试换一个视角，探索一个新的市场？

大多数人很难在尚未被充分验证、甚至还没被广泛认知的方向上投入资源，但我们也知道，每个行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都可能被夹手。可一旦有人做出了结果，方向就会开始变得清晰。

正是基于这样的好奇，我们去重新研究了一下“一带一路”相关的数据。去年政府发布了《教育强国规划纲要（2024-2035）》，里面有不少值得注意的信号。比如，2024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留学生数量超过50万，单年增长率达到12.3%。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是亚洲第一、全球第三的国际学生目的地。

政府正在全力推进这件事，背后其实和经济的产业链布局密切相关。我们在做学校投资、做战略规划时，看的是整个链条的协同关系，教育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个国家未来想把产业和人才链条往哪里推。

这也就回到了最根本的问题：你对中国未来的判断是什么？你认为机会在哪里？只有在这一点上想清楚，才能决定是否继续在国内投入办学，办什么样的学校；或者，如果你选择“出海”，你准备去哪里，你对那个国家的信心又来自何处？

我们必须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自己的分析，而不是被惯性推动着走向一个已经拥挤的方向。

8

最近特别热门的一件事，是朋友们不断提醒我去关注的——CSCA。我本科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书，很多同学现在都在做汉语水平考试、对外汉语等方向。他们跟我说：“吴老师，你一定要了解一下CSCA。可能会是2025年中国教育领域最重要的事件。”

起初我觉得有些夸张。后来他们继续解释：这不仅是一次考试制度的变化，更有可能重塑未来十年中国作为全球教育目的地的格局。于是我花时间仔细看了一下相关政策。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年12月21日将进行CSCA的全球首次考试。它测什么？过去来华留学生主要依靠高校自主招生，再考一个汉语水平考试（HSK）。而从2028年开始，所有来华攻读本科的学生都需要参加CSCA。它会变得有点像美国的SAT，既考语言，也考学科。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突然觉得这件事的分量远比我最初想象的大。

如果把它放进一个更长的时间轴里去看：中国的经济地位、产业链位置、国际关系的重构，都意味着我们的教育供给必然要发生新的变化。

三十年前，中国学生把英美当作远方；三十年后，会是谁把中国当作目的地？而站在中国这个节点上，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如何借助这个位置去观测、反思、判断？

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不确定性当然存在，政治的不确定性、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产业结构的不确定性。但恰是在这样的不确定中，国际教育的空间却被重新打开了。

从CSCA这样的制度端口，到全球流动的大背景，我们都能看到一些趋势正在形成，一些新的市场也正在被悄悄推开。这或许正是值得我们在判断未来、规划路径时留意的那些“细小却关键的观察点”。

9

按照收费区间来划分，全国国际学校的平均学费大约在11.5万元左右；在上海，如果一所学校的学费在15万至18万元之间，就已经属于高端水平了（北京则往往要到20万以上）。

高端学校的数量正在下降。过去两年，上海出现了多起国际学校主动降费的情况，其原因并不复杂：高端家庭的数量已经不再像十年前那样高速增长，那时一批创业者迅速积累了财富，拉动了需求；而现在，这类增量明显收窄。

与此相对的，是学费在10万元左右的中端学校数量在稳步上升。从整体来看，上海国际学校的市场正在发生分化：上一轮普遍“往高端挤”、把学费定到15万甚至20万的局面，正在被重新校准。学校开始主动挤出自身的泡沫。

事实上，早几年我们就判断，部分动辄二十几万学费的学校存在明显的价格虚高。如今，在压力之下，它们不得不“瘦身”，让自己的结构变得更健康、更可持续；否则，就会被迫退出市场。

退出正在发生，而且并不罕见。

现在全国每年都有两位数的学校关停，只是公众感受并不强烈。我以北京为例：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在未来三年内，北京至少会有十几所学校消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因为我知道它们现在还有多少学生，多少教职员工，投资人的背景如何，更关键的是，投资人还愿不愿意再承担三到五年的连续亏损？

一旦投资端松动，而学校又无法通过招生改善现金流，它往往撑不过去。这就是为什么北京和上海的国际学校正在经历一轮“看不见但很真实”的周期性收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正在明显分化。举一个例子：有一所学校招收的很多学生学习成绩不是特别突出，但是招生结果非常好。这至少说明了一点：部分家长已经看清楚，并非每个孩子都能走上学霸路线。虽然多数家庭仍希望孩子走向顶尖学校，但他们也需要一个性价比高的“托底学校”——让孩子在正常学习环境中得到发展，而不是直接进入职业学校或者提前进入社会。

这就体现出，学校的分层与学费分层正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背后，实际上是客户群体结构变化的直接结果。未来，高端国际学校依然一票难求，但大部分学校并不难进入，而少数学校则可能面临退出市场的风险。这构成了目前的基本市场格局。

不过，如果我们只局限在眼前的这一块市场，很容易局限了视野。

更大的机会在于从中国的区位出发，观察整个留学生态链条：出国留学、来华留学，以及整个国际教育流动的趋势。无论是向东、向西，还是向南、向北，都值得深入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