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摄图网

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

紧身裤，豆豆鞋，露着小腿和脚踝

短视频里，这是精神小伙的标配

“精神小伙”一词

数次出现在书籍《我是职校生》中

此书以自述的方式

讲述西北一所大专职业院校师生的故事

《我是职校生》是国内首部

师生共创“00后”职校生自述文集

深度展现12位职校学生的

人生故事和职业教育的当下场景

“失去成绩的那一刻，他们就别无选择了”

书籍《我是职校生》。（摄影：方圆记者 王丽）

如果你拥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你大约不会关注那些连中考高考都费劲的同龄人。如果中高考后谁家的孩子上了职业院校，亲友们大概只会淡淡地说句“那孩子就上了个职校还是中专”。从道理上讲，不应该对职校有偏见，但是事实上“人们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现行教育制度与社会人才选拔密切相关。在该体系中长大的我们，要经历多年的学习和考试，这条路走得越久，要挤掉的竞争者就越多。不难理解，那些对孩子前途上心的家庭，都极其紧张中考和高考，因为这两次国家级大考是社会选拔人才的大分水岭。经过这个分水岭的切分，学生所获得的教育资源、各种机会大有不同。考分可能会决定孩子的前途走向，甚至一生的社会定位、生活方式。

“现代教育用制度的形式把天资、发展速度不同的孩子固定下来。”推荐序中如此说。

“失去成绩的那一刻，他们就别无选择了。”书中说，该校学生“都是中专转段（学生通过分段学习和考核实现中等职业学校到高等职业学校的升学）或者高考单招（高等职业学校在高考前自主组织考试选拔学生）的生源，通过常规高考上来的学生寥寥无几”。而且，学校生源通常来自县里教育资源较差的“三中”“四中”。

我们并非要批评现有的教育与选拔制度，事实上，中高考采用严格标准化考试、统一录取等设计，保障选拔程序的公平公开，为各阶层的学子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世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实质性平等”，但这不耽误我们将其作为理想甚至目标。并不是说每个学生都必须成绩好、必须上大学，但为何有些孩子早早落在资源分水岭的前，却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这所学校里，纪律大于成绩

“从头乱到尾”，作者这样形容自己在职校第一天的工作。对边走边吃的学生要催，染头发的要抓，上课后要去教室查课、没收手机，晚上还要查宿舍，去厕所抓抽烟的。对那些出身重点大学的师生而言，这些职校日常都是他们没见过的震撼。

职校不同于高中，这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校园封闭、日日清查、定时作息，纪律大于成绩。对学校来说，首先要“不出事”，很多学校甚至把军事化管理当成吸引家长的宣传优势。书中说，这类“学校不再是往上爬的梯子，而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安全所在”。

校中认真学习的学生有但是不多，课堂上经常睡倒一片，因为晚上可能在通宵打游戏。有的学生调侃说：“在教室两年了，基本上没有清醒过，一觉连着一觉，小小年纪就睡坏了腰。”“只有教室前两排的人在学习。”

男生多的院系里，打架闹事是常事。学生处的电话跟热线一样，电话里只需一句“又打起来了”，负责的老师就骂骂咧咧地跑去处理。

“这群学生和别处的不一样，唯一办法就是严查严管，不给好脸。”老教师这样告诫新教师。

6岁到12岁，

见过父母3次，一共不超过5天

对于这阶段的学生，初中的“叫家长”招数不再好用。

每次联系家长，都让老师们很头疼。家长们多忙着打工、务农、做小生意，家长的电话一半打不通，可能学生给的就是假号，也可能家长外出务工换了号。好不容易打通了，往往一概不知、一概不管或者对学校的事情一无所知。很多家长基本上不跟孩子沟通，或者早就对孩子无力管束或放任不管了。

作者说，这些学生“大多来自本省的农村或者城市农民工家庭，留守或单亲家庭”占比很高。

这就不难理解，他们的基础教育多是在县里很弱的学校里完成的。这些学校升学率低，有的甚至每年连一个本科都考不出来。在这种环境中的学生，如果没有超强的自制力、聪明的头脑、改变环境的自觉，如何能成为县里的“凤毛麟角”？家庭问题、父母认知在书里被反复提及。基层家庭的经济能力普遍弱，但经济还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他们的父母为生计奔忙，更容易忽略对孩子的教育、陪伴甚至完全缺席。

比家庭教育缺位更严重的是情感缺位，很多学生说，自己和父母从不沟通，更不用提情感与情绪支持了。

学生周星的父母常年在北京的酒店后厨打工，6岁到12岁，周星就见过父母3次，一共不超过5天。祖父母带大了周星和妹妹，什么事都得兄妹俩自己操心。父母和周星的联系就靠打电话，可能是因为愧疚感，他们对周星的要求无不满足，从不对他说“不”，即使学习不好，也不说他。周星最开心的时候是疫情期间，父母因封闭在家里待了半年。

很多小朋友暑假去北京都是旅游，而周星的首次北京行却是开启了他的打工人生。14岁那年暑假，周星去北京找父母，父母给他的安排是去酒店后厨打小工。因父母在另一家酒店打工，一个月下来，他没见几回父母，也“没能出去转转”。他说，从这次打工他开始认识社会，开始理解父母的“不容易”，也渐渐领悟到“普通人的自由是有代价的”。

但这段时间也是他的青春叛逆期，他“总是胡思乱想，关于未来……家人、自己、死亡……”“常常纠结于生活的意义”。显然他找不到答案，却学会抽烟喝酒，“喝醉了就不会纠结于任何想法”，而父母仅仅会说少抽烟少喝酒。因成绩不好，周星随便选了个中专和专业。

软件专业的小舞，性格内向，从小痴迷编程，没人教，他就在网上自学。但是在年纪偏大的父母的认知里，只要搞手机电脑就是玩游戏。高中时，他曾把哈工大或大连理工作为目标。但是学习压力太大了，他患上严重的抑郁症，父母不懂抑郁症，认为他就是为玩游戏找借口。他的抑郁症严重到不得不住进封闭式医院进行治疗的程度，父亲也只能理解成是去“戒网瘾”。

13岁到14岁，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很多孩子的转折点都发生在13岁到14岁，即初二左右，青春期那几年，对很多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就像个“十字路口”。

学机床的陈楷夫不仅专业技术好，还爱好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他本是个乖孩子，初中时无故被高年级的学生打了一顿后，班主任和稀泥，学校也不问。他只好去认识“大哥”寻求保护，也跟“大哥”学会了抽烟打架，成了问题学生。

几年后他说出了自我反省：“初中时我是个浑蛋”“初中生其实很幼稚，没有形成完善的认知，就怕（认识）外面不务正业的精神小伙”。可惜在他的社会认知形成之初，无人在旁提醒他。

他父母很早就离了婚，他从小自卑，他说“这简直是灾难”。爸爸一个人带大他，他知道爸爸付出了很多，但爸爸“身上的问题确实太多了”“（爸爸）总是打我，总把情绪带回家”“他（爸爸）理解不到我的点”“他不知道他对我的人生造成怎么样的伤害”。

他提到父母时口气淡淡的，却带着些许的辛酸：“他们可能没有想好要不要把我生下来，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我要承担、面对这一切，就生下我。别人都生孩子所以我爸我妈就生了孩子。但是来不及了，希望以后的我们都能想办法成为合格的父母吧。”

“学习能力一定不是学生被分流的唯一因素。家庭关系、校园暴力甚至一件具体的事、一个具体的人，都有可能撕裂一个学生的成长之路。”作者说。

尚未成年，这些孩子就被推向社会，过早地看到社会的不同侧面，这是成长也是伤痛。

与大多数同学相比，付桑的家境很好，可惜父母也离婚了。离婚前他们成天吵，有一天他们各自搬了出去，付桑说，“我猜他们是离婚了，他们当时没说”。上初中的付桑居然被留下从此独自生活。就是从那时候起，付桑开始混社会。付桑不去学校也不住家里，饿了就吃泡面，喝酒抽烟、打架打游戏、去酒吧。父母偶尔会发个短信问问他，他觉得他们“大概是想看看我是不是还活着”。

他跟着大一点的哥们儿去喝酒，酒吧里一个40岁的男人热情地给大家发烟，有人提醒他别抽那烟，抽了烟，尿就会变成五颜六色，他没敢抽，但很多人都抽了。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大烟。

那男人是个卖大烟的，“其实他人不坏，他知道做这个不好也不拉别人下水，我说我不想沾这个，他便不再问我”，后来听说他“被抓了，判了很多年”。

付桑还曾被领去破旧昏暗的招待所喝酒，“十几个人住俩标间，床上地上全是人，男男女女不穿衣服”，14岁他就知道了“出卖自己的人和卖大烟的人都住里面”，他感到“恶心、厌恶”“想走但不敢走，深深地把整件事记在心里”。他警示自己，“不要走到这一步”。

他说，以前自己很单纯，现在见识了社会，但他依然觉得“他们只是一群没法接受自己，也没法被社会接受的人”。

付桑没走到“那一步”，甚至还回到学校参加第二次中考，他一年不咋学习，仅凭最后十几天的冲刺就考出540多分，足够上高中，父亲问他上不上，他说“不想学，考个成绩就是给那些人看”，他只是想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父亲也不多管，他就稀里糊涂随便上了个中专。

在中专的第一个晚上，他躲在厕所里哭了。他说，“如果再选择一次，我会上高中”“现在想想，多么愚蠢，除了我自己根本没人在乎这件事（中考能考升高中）”。他后悔自己“错过了学籍”。

通读完这本书，我发现，这些孩子的故事高度相似，父母离婚或常年外出打工、家里不管是最常见的故事背景，初中时跟“社会哥”学喝酒抽烟、逃学打架、混社会，这种套路情节都能成“公式”。如果被欺负、被校园霸凌又找不到理解和保护，其后果往往不仅是成绩下滑，还有长期都走不出来的心理创伤。

“身边一直有个

不会否定你、愿意帮你的人”

初中的青春期真成了叛逆男孩逃不脱的“咒语”吗？

小霖说，自己当年的叛逆也十分严重，但幸运的是，他拥有一直陪伴他的父母。作者见到小霖时，他已经一路通过中专、高职、专升本，获得本科毕业证，在一家企业从事软件工作。在校期间他成绩优异，积极充实自己，参加技能大赛，毕业时光比赛证书就积攒了60多本。小霖是老师口中“最得意的弟子”。

小霖说，他要感谢他父母。小霖的家庭“并不完美”，条件普通，但父母一直支持他，他的家庭氛围比大多数同学都要好。哪怕在他最叛逆的几年，父母也从没有放弃他。

初中的小霖“闯祸逃学去网吧、顶撞父母，做错很多事”。他说：“在别人眼中，我已经没救了，但妈妈不放弃我，一直鼓励我，妈妈没文化，但我成绩再差，她都坚持给我补课，鼓励我上学。”

小霖虽然没考上高中，但挺过叛逆期的他，很快靠着努力争取到自己的机会。上中专后小霖很在乎自己能学到什么，他不满意“专升本两年没学到啥”，但他还是把本科完成了。因为“专升本最大的意义，是给我提供一个考公考研的平台”。

小霖说，他很幸运，得遇良师张浩，十年里一路指点他帮助他。但小霖也说，“如果一个孩子的父母都不怎么管他，老师其实没什么能管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身边一直有个不会否定你、愿意帮你的人”。

的确，若没有和谐宽容的家庭氛围的滋养，这些孩子也未必能听得进良师的话。小霖说，他中专大专的同学，大部分都有各种家庭问题。“问题家庭的孩子，心理更容易不成熟，他们缺爱，就会用别的方式寻求爱，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受伤。没有哪个孩子是坏孩子，孩子的问题都产生于他们的家庭，人生的剧本不是孩子能选择的。”

“打螺丝”的学生：“我的成长来自社会”

“职校学生假期基本上都会去打工，有的学生还曾先中止学业去打工，再回到学校。他们把打工叫“打螺丝”，工厂流水线、餐厅、KTV、保安、送外卖……他们干的都是基层工种，活累钱少。

职校学生的打工经历远比同龄的普通高中生、全日制本科生丰富，较早接触社会，帮助他们了解社会的多面性，练就了社会生存技能，也遭受了更多的艰辛。作者的一位学生暑期去电子厂打工，在成品装箱前一只只检测电路故障，枯燥乏味，也不需要技术，但机器又代替不了。他每天晚上从8点站到夜里12点，休息10分钟，再站到凌晨4点。

另一个家境不好的学生在打工时被同乡骗了钱后，他还给家里汇了钱，自己啃了一个月的馒头，他唯一花的“大钱”是在理发店，他本想剪个发，但太累了一坐下就睡着了，醒来发现已被烫了卷，被要走350元钱。不久后开学，老师们惊讶地看到老实木讷的他顶着个“爆炸头”。

“我的成长都来自社会，跟学校没关系。”周星的话代表不少学生的无奈。

一说到课程，学生们都有一肚子的槽要吐。就读职校的学生与家长曾希望，在职校能学到一些有用的技术。

学生陈千帆说，上大专是抱着学技术的愿望来的，来了才发现学不到。我想象中的职业学校应该是穿上技能服直接上岗，结果学的全是花里胡哨的理论，出去一看，全过时了。

已读完本科的小霖也说，有些课程很“水”，学习缺乏体系性，专升本后有很多重复的内容，面对不同来源、参差不齐的学生，他们却没有合适的课程。

陈楷夫觉得他们用的机器可能要比外面落后20年。“很多书本上的东西就没必要去学，我自己通过干活就能明白。”

“我的学生甚至可能

比上高中的孩子更聪明”

对于学生，作者陆千一和计算机专业张超老师两位教师很“护犊子”。

张超说：“我们的学生没有任何智力问题，甚至可能比上高中的孩子更聪明。他们来这里是有原因的，可能只是不适合初中填鸭式的教育……”作者则说：“我非常钦佩自己的学生们。他们的知识来自疾风和旷野，像被鸟儿撒播的草籽一样野蛮生长，长得健康茁壮。”

在他们看来，职校学生学习能力差的情况是有，但占比不高，他们的低分和“不上进”有着各种原因。他们聪明，有很强的感知和认知能力，对处境和未来也许迷茫，不甘心但不放弃。

参与自述的学生也清楚地知道，上中专大专也不代表一辈子毁了，翻身的机会还有很多，就看你自己想不想往上走了。小霖的很多同学都通过专升本方式又回到教育的主流中，也有的学生想在电竞等领域闯一闯，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会给予他们更多可能。

但关键是，对于他们和家庭面临的问题，社会更应承担起制度设计的职责。

“面对一群过往教育行动有待完善，且自身和家庭同时缺乏社会话语权的孩子，社会应为之投入更多的资源和耐心。”作者认为，职校及职校生尚没有得到社会的足够重视。

“同样在单一教育评价机制下成长，我深知‘自由选择未来’对于青年人的重要性和难度。然而未来不仅在于我们如何想，更在于我们如何做。”作者说。其实不只职校生，“面对竞争压力，无论对于何种教育路径的学生，自由选择仍是相当奢侈的事”。

也正因为“奢侈”，我们才会珍视，才会追求，才总想把“奢侈品”用成“日常用品”。正如付桑所说，“我觉得一定要先有积极的心态，事情才会朝相应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