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程专栏】

“陋”字如灯，不刺眼，却照心

原创作者|何明程

1969年，枫亭中学爱国楼的初一教室里，黑板上写着一个“陋”字。粉笔灰落得轻，却压得一个14岁的少年抬不起头。

那个叫杨健民的少年，就坐在44号座位上，靠窗，后排。近视眼看黑板，像隔层毛玻璃。粉笔字，一团白雾。女教师的声音，清脆，点出“44号”。他站起来，对着那团白雾怔在原地。念不出。头埋得更低，恨不得钻进课桌下的缝隙里。谁能想到，小学时的语文尖子，竟栽在了一个“陋”字上。那节课，漫长得像一个世纪，每一秒都浸着少年无地自容的窘迫。

夜色漫进宿舍，少年躲在被窝里悄悄抽泣，胸腔里翻涌着说不出的凄楚与悲凉。枕边那本翻烂了的《林海雪原》，此刻竟让他莫名想起那句土匪黑话：“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孤孤单单的火苗，在暗夜里被风吹得摇摇欲坠。

这事搁在谁身上，怕都是一道疤。可几十年后，杨先生落笔追忆这段往事时，语气平静得近乎淡然。没有指名道姓，也无怨怼的话。那位女教师，连名字都未提，只说是“优雅的”，一笔带过，仿佛那场难堪，不过是人生旅途中一阵掠过的风，吹过便散，却在心底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只待一学期，他转学去了沙溪中学、郊尾中学，学业渐起，终入厦大，后来成了学者、作家、文科二级教授，头顶无数荣誉光环。母校百年校庆时邀约，他却婉拒了。不是遗忘，而是觉得自己当年“学业平平”，无甚“亮点”。母校，是心底一个结，结着那个“陋”字，结着44号的窘迫。

可谁曾想，当年那点钻心的伤，竟成了岁月里生根发芽的种子。在时光的滋养下，种子破土而出，长成了枝繁叶茂的树。树荫庇护下，他悟出了教育真正的阶梯：从常识到知识，从知识到智慧，从智商到情商。尤其那句“情商永远比智商重要”，说得笃定，也说得慈悲。但这话，沉甸甸。是那个“陋”字磨出来的，是44号的座位熬出来的，是被窝里的泪泡出来的。

这话，该让当下的教育者静心想一想。

教育是什么？不是灌满一桶水，是点燃一把火；不是让孩子躲开路上的石头，而是教他们踩着石头过河，让脚底磨出茧子，让心里长出眼睛。当年母校给杨先生的，不是一帆风顺，是那个“陋”字，是那束聚焦在他身上的刺眼目光，是那深夜里独饮的孤寂。这东西，扎人，却也催人成长。

如今的学校，满墙都是励志标语，满心都在追逐成绩与升学率，唯独少了一份对人心的体恤。教育如果只盯着分数，便成了冰冷的匠人活计；唯有看见孩子眼里的光、心里的怯，懂得他们的窘迫与无助，才配得上“育人”二字。杨先生当年如果遇到一位肯走近几步、俯身问一句“你看得清吗”的老师，或许那一课，会是另一番模样。但即便没有，他仍从羞耻里长出理解，从沉默中炼出温柔。这才是教育最深的回响：不是被完美对待，是在不完美的经历中学会如何做人。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是“从黑暗引向光明”。那间爱国楼的教室，那位优雅的女教师，那团看不清的粉笔字，无意间把一个少年从懵懂的黑暗里推了一把。推得疼，推得懵，却也推着他后来自己找路，自己寻光。

百年老校，未必人人成材。试问这百年里，有多少个“44号”？多少双看不清黑板的眼睛？多少个念不出的“陋”字？多少段藏在深夜里的抽泣？教育的本真，从不在庆典的锣鼓里，不在会场的掌声里，更不在光荣榜的排名上。它藏在某个窘迫的瞬间，藏在某次欲言又止的沉默，藏在多年后一篇随笔的坦诚里，藏在对“陋”字的重新释义中。原来“陋”从来不是耻辱，而是照见自己的第一盏灯：学会与自己和解，学会在暗处辨认方向。

校友群不该是名利场，学校也不该是流水线。 教育的本真，说到底，是让人活得明白些、柔软些、有情些。杨先生躲开校庆的喧嚣， 像清华大学何兆武教授躲开寿宴的“飘然”，那是一种“关怀自身”的清醒，是让身体与思想回到阳光里的通透。这不是逃避，更不是冷漠，而是他早已看清：真正的母校，不在砖瓦楼宇之间，而在心魂深处。那里住着一个曾经看不清黑板的少年，也住着一个终于与自己和解的老人。他更看清了：教育的光，有时恰恰照在那些“陋”处，照在不完美的角落，照在少年笨拙的伤口上。光在哪里，成长的种子便在哪里。

所以，老师们啊，你在课堂上随口点到的名字，或许就是某个“44号”。你的目光、你的语气、你片刻的沉默或一句问询，都可能是一颗种子。这颗种子，是结出怨怼的刺，还是长成情商的树？有时，只在你一念间的温度。教育的本真，就藏在这看似寻常的肌理里，像那个“陋”字，刻在心上，历经百年，仍有余响。

一所中学与100年

原创作者|杨健民

我出生于福建仙游，在仙游我读了三所中学：枫亭中学、沙溪中学和郊尾中学。期间在枫亭中学时间最短，只有一个学期。但它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如此深刻，甚至它在某些方面影响了我的人生。

枫亭中学诞生100周年了。100年，对于一所普通中学来说，意义非同凡响。有些校友邀约我回去参加校庆活动，本来作为一名短暂在校的校友，我应该奔向那座既熟悉又陌生的的校门，共赴向荣之约。可我终于还是退缩了。

退缩的原因不只是我在校的时间短暂，更是因为我那时学业平平，不具有什么“亮点”。然而不管怎样，我还是记住了：她终究是我的母校！

中学母校百年校庆，其中一定有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我们也一定可以分享或者分担一些这个重大时刻的内容，因为我们终究是中学母校的一份子，我们同样是满怀喜悦和荣耀，当然还有深深的感激。当年正是“文革”复课期间的1969年，我们不仅仅是为了成为一名中学生而来到枫亭中学，我们更是为意义而来。枫亭中学，引领我们走向心灵的某一段高处，也引领我们去省察和经验另一种经历过少年时代的人生。对于这次母校100周年校庆，我想以一种“生活在别处”和“思想在外面”的视角，去回望她，去审慎地思考时代性以及那些触碰个人心灵的东西。枫中百年悠悠岁月，卓越无数，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去体验那些灵魂相望的感动，都正如北岛所说的那样：“他们穿越时代与个人的秘密通道，以各自的阅历与写作，在不同的坐标上互相辉映。”我想，这就足够了。

那时，初一年级教室在枫亭中学爱国楼。一个班有五十来号人，我的座位是44号，坐在教室后边靠走廊窗户的位置。第一节语文课，优雅的女老师在黑板上一次书写一个字，随机叫出一位同学起身朗读。我心里惴惴不安，生怕被叫到“44号”，鸵鸟一般将脑袋埋在课桌上。“44号同学！”啊，老天不负有心人，真的是44号！果然是44号！我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对着黑板上那白色粉笔写下的那一团，发了半天呆，努力睁开眼睛，一切都像是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这个简陋的陋字你不会念么？”我低着头沉默不语。全班同学齐刷刷把目光转向了我，课桌下面怎么就没有一个洞让我钻下去呢？我这个在小学里小有名气的语文尖子，真的就栽到这个该死的“陋”字上面了？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捱完那一节课的。

几十年过去了，直至十多年前，我才有勇气在一则随笔里触碰自己，揭开当年使我少年心灵极为难堪的那一幕：并非我不认识那一个“陋”字，而完全是因为那个可怕的44号座位，让我坐在了教室的后排。要知道，由于先天的高度近视，我当时根本就看不清黑板上那个“陋”字。

记得那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独自抽泣，心里充满凄楚和悲凉。我从枕头下面抽出那本翻烂了的小说《林海雪原》，不知怎的，心里就涌起那句土匪黑话：“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人活到了中老年，才敢于触碰个人的心灵，反思性的自我意识突然萌醒，并且开始关怀自身。“水消失在水里”——这一诗句让我想起了56年前在枫亭中学的那一幕，那时我能消失在哪儿呢？水在水里消失了，而我青少年时期的那一团火又消失在哪儿了呢？我们这批“50后”教授兼作家，面对自己最重要的成长阶段的精神创伤，充满了一种飘动的“黑”的颜色，在语词之间弥漫和沉淀。56年前的那个“44号”，被一个“陋”字埋葬出一种远年的生命焦虑。我究竟被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刺伤了呢？为什么这么多年了，我才让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回到阳光之中。因此，我特别喜欢殷海光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实在无力去揣摩包含了人类心灵的宇宙是怎样形成和为什么形成的。”

在枫亭中学短短的一个学期，让我开始逐渐明白了人生的一些内容。一个“陋”字，让我在这所中学里，在老师的培养下，慢慢地独自成长起来。我开始懂得作为一名中学生，将要接受人生的各种不易。前年，我应邀到我的第三所中学——郊尾中学作了一场演讲《我经历过的和你们将要经历的》。我这辈子给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上过课，做过讲座，却从未给中学生讲课。那天，我说了三个问题：1.从中学开始，就要学会把常识变成知识，这就是认识知识。2.从中学开始，就要学会把知识变成智慧。知识告诉我们这个事实是如何的，这个人是如何的，而智慧不仅仅知道事件如何，而还要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如何，为什么会是这样或者那样。3.从中学开始，就要学会将智商变为情商。情商永远比智商重要，情商就是学会怎样做人。最后，我做了个总结：知识永远比常识重要；智慧永远比知识重要；情商永远比智商重要。说实在的，我对中学和中学生的理解，很大一个方面就来自于五十多年前那个“陋”字对我的心里冲击和心理自愈。

后来，我进了厦门大学中文系学习。大学毕业多年后，我跟业师、仙游籍教授许怀中先生有一次深谈。先生于1983年调任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我不无惋惜地对老师说，我这辈子的遗憾之一，就是没能当你的研究生，不然，一定会在你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他说，过着没有导师的学习生涯，自己在学术上独自流浪，也许更能知人知世知学问。我想，老师说的也许是对的，自由在天边召唤，就像鱼渴望听见浪花的声音，在人的一生任何的明暗之间，都会有一种阳光是永远的，无始无终。我的选择一定是我内心的选择。就像我的朋友、清华大学资深教授汪晖兄在怀念他的导师唐弢先生写的文章《“火湖”在前》里说的：“倘若我为失去导师而痛惜，他定会说：走自己的路，‘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一辈子的学术“流浪”，我常常被思想和理智折磨着，感觉自己像一峰骆驼，终日驮着“幸福的忧伤”在沙漠中恍惚地走着，忽而晴日忽而阴天。我因此时常觉得灵魂已经在我的书里受审了，就像鲁迅说过的那些掉在水里的鱼鳞，有的中间还混着血丝。

尽管作为枫亭中学里最短暂的校友，然而到了今天，我仍然觉得自己是那种有着旧时豪情的人。如今到了袖染缁尘、凭添双鬓的时候，自然也有了那样的“倾浊酒，且浇愁，沉醉未醒”的慨叹，然而我们身内的激情并没有彻底退去。

我相信，枫亭中学百年，在每一位校友心目中，都会有一些永恒的记忆和神圣之光。说实在的，有些神圣乃至辉煌我是不敢去触碰的，我只要在远处看到光亮就心满意足了。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的确不需要什么“灵魂转向”，也不需要去触碰那些神圣的内容，我们只需要一种远望，一种进入澄明与安宁的“静谧的激情”，就是真实的。

我想起了“飘然”二字，这一直是我喜欢的个人经验和心灵形式。2001年，著名历史学者、清华大学何兆武教授八十大寿，该校历史系准备为他举办一个庆祝会，请一些学人来座谈。庆祝会当日早晨，何的学生去接他，他已锁好家门溜出去了。后来这位学生写了篇文章追忆此事，说“何教授飘然地离开了……”随后有媒体追问何教授为何“躲避庆生”，何教授说：我又没有什么特殊贡献，干嘛庆祝这个？现在帽子乱加，比如说国学大师，大师满街跑，货币贬值，大师也贬值了——这就是何教授的“飘然”之处，他才是真正的“关怀自身”之人，让身体与思想回到阳光之中。

我当然不能跟何兆武教授相提并论，他是一座高山，高山仰止。但我也想努力地做到以如此的经验生命的方式，去学会积极的生活，去践行属于我自己的“生存美学”，去报答给我人生知识和智慧的学校——当然也包括枫亭中学。

谨此，默默祝福我的母校——枫亭中学一百年！

2025年12月20日

【作者简介】杨健民（1955-），福建仙游郊尾人，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文科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得“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福建省先进工作者（省劳模）”荣誉称号，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授予“首批文化名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东南学术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厦门大学文科期刊中心总编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海峡文艺出版社、海峡书局等出版《艺术感觉论》《中国古代梦文化史》《思想的边界》《健民短语》《一个人的风》《江湖不急》《傍晚的和声》《因光而来》等十几种学术著作、散文随笔、诗歌集，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新华文摘》等刊发论文几十篇。两次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次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福建省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