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中小学学校，对待“双减”用上了“明减暗不减”的招数，频繁将“成页不成册”的电子作业或试卷照片发到微信群让家长打印，多的时候一晚上得打印几十页。近日，“半月谈”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这则报道，引发了许多家长的强烈共鸣。

几年前，教育部就曾明确，教师不得通过手机微信和QQ等方式布置作业，或将批改作业的任务交给家长，避免出现“学校减负、社会增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等现象。时至今日，“打印微信作业”现象依然顽固存在，让人不得不深思其中原因。

事实上，很多老师如此操作也是无奈之举。报道中，矛头指向了对“一科一辅”的机械执行。所谓“一科一辅”，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学科主要使用一套教辅材料。然而，这一套教辅材料可能无法满足实际教学需求。比如，上学期主要打基础，下学期更多是学应用。按照“一科一辅”要求，无法继续征订其他材料，老师只能通过额外打印来保证教学质量。

海量且频繁的打印，不仅难倒了家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育效果。打印的经济成本倒是其次——有家长反映，不同科目老师发作业的时间不一，大人得一直关注群消息，生怕错过了作业、耽误了孩子。年轻父母处理打印还算熟练，祖辈监护人则难免手足无措。如此一来，教育负担从一端转移到另一端，这种做法也与“双减”的初衷背道而驰。

本质上，此类现象是教育领域的形式主义新变种。把其他教辅“偷偷摸摸”打来用，看似落实好了“一科一辅”要求，实则是给老师、学生、家长都增添了新的负担。一些检查组以教辅数量论违规，看到老师有多本辅导书，就说违反政策，搞得老师们心存顾忌，只能选择最“安全”的电子化方案。这种“一刀切”的管理思维，与教育转型的需求形成明显对立。

“一科一辅”的初衷是好的，但好政策也需要灵活执行，做到“活而不乱”。让家长打印作业，一方面暴露出政策执行的僵化，另一方面则折射了家校责任边界的模糊。破解困局，应当是从“责任转嫁”走向“责任共担”。有专业人士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对教辅材料目录进行动态管理，制定目录前充分征求教师建议，加以科学论证，定期删除题型老旧、质量不佳的材料，并通过集体采购降低价格。

一张打印纸也是一面镜子，映照着教育事业的真质效。唯有学校回归教育主责、政策执行更具弹性、监管机制更加完善，才能构建起清晰的家校边界，让老师和家长从“打印焦虑”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