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柏林一名35岁的年轻教师萨拉·黑塞尔曼在学校工作9年后，决定辞职。她说，自己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我不想再以这样的方式工作下去”。

高中毕业后，萨拉很快就确定，自己一定要从事与儿童相关的工作。于是，她进入洪堡大学学习小学教育和体育科学。“尤其是和孩子们一起上体育课，我一直很喜欢，他们大多都很投入，也很有积极性。”她说。毕业后，她在新克尔恩区一所小学完成教师实习，随后留校任教。

两年前，萨拉第一次认真怀疑，自己是否愿意把这份工作一直做下去。“所以我申请了停薪休假，想把很多事情想清楚。”她说。起初，她花了好几个星期才真正放松下来。之后，她去旅行，也反复思考自己的处境。等到一年后回到学校时，她其实已经基本确定：“长期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不过，她还是告诉自己，想再试一次，“这样才能真正确定”。

她很快就得出了结论。“学校日常里有太多事情让我愤怒，也让我沮丧。”她说，“工作条件很差，已经影响到我的身心健康。”

最让萨拉感到难以承受的是噪音。作为体育老师，她经常带学生去游泳馆上课。“如果同时有两个班在那里，噪音大得难以想象。”她说，“那样的日子过后，我总会对声音特别敏感，有时甚至会耳鸣。”

她曾用手机测量游泳馆内的音量，结果超过100分贝。她认为，这样的环境已经远远超出安全工作的范围。“我向雇主，也就是柏林教育参议院管理部门，提交了超负荷工作申诉。”她说。她原本希望能得到回复，或者至少得到一些降低噪音的措施建议，但6个月过去，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这让我真切感到，自己没有被重视。”她说。除了噪音，教室里的工作同样让她感到沉重。“班级人数太多，教师又太少。只要有人缺勤，补充辅导课就没有了。这样一来，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孩子，我根本无法给予足够支持。而他们本来就有这个权利。”

每天放学回家后，萨拉都感到空虚而疲惫。“我只能瘫在沙发上，”她说，“已经没有力气再去社交，或者做任何别的事情。”到了5月，她终于无法再继续忍受，递交了辞呈。“我不想做一份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工作。”她说。

像萨拉这样离开的教师，柏林每年都有数百人。2024/25学年，共有694名教师辞职，另有93人调往其他联邦州任教。

同事们得知她的决定后都很震惊，但并不意外。“大多数人都能理解我，”她说，“因为大家的处境其实都差不多。”至于下一步做什么，她说：“再看看吧。”她可以想象自己去接受一项职业培训，“但肯定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她相信自己很快就能找到新工作，“即便那可能只是一个普通工作，而不是像教师这样，其实非常适合我的职业”。

她说，自己会想念同事，也会想念孩子们，“但我已经看不到别的办法了”。不过，萨拉并不完全排除未来重返学校的可能。“这其实一直是我最想从事的职业，”她说，“但前提是，结构性问题必须发生很大改变。”

在她看来，一个重要问题是缩小班级规模。“孩子们变得更难带了，也更需要密切照顾。”她说。小班教学的效果就曾让她印象深刻。“那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小规模分组上课效果有多好。孩子们专注得多，几乎没有争执，整个氛围也轻松得多。”

她认为，眼下恰恰是推动改善的机会。出生率正在下降，许多幼儿园已经出现空位，未来几年小学接收的学生人数也会减少。“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该抓住，而不是又只想着节省开支、缩减学校规模，甚至关闭学校。”她说，“未来几年我会继续关注。如果条件真的改善了，我愿意重新站回讲台前。”

作者：妮科尔·多利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