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滇旅行团的西迁，向来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这比喻固然恰当，却未免有些陈陈相因。人们大抵只记得那两千余里的跋涉，师生们如何翻山越岭，如何忍饥挨饿，如何于烽火中保存文化的火种。然而，这长征的意义，岂止在脚板底下？

旅行团自长沙出发时，正值寒冬。师生们背着书箱，提着仪器，徒步向昆明进去。路上自然艰苦，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有时竟至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然而细究起来，最苦的倒不是肚皮，而是精神上的困顿。向来安居讲堂的读书人，忽然要直面中国的真实面貌——那贫穷的村庄，那麻木的乡民，那被战火与愚昧撕扯得支离破碎的山河。

旅行团中有位姓闻的教授，平素最是讲究。在北平教书时，每上讲台必着西装，领带结得一丝不苟。西迁路上，他却渐渐变了模样。先是脱了外套，后来连领带也解了，最后索性打着赤脚走路。有人说他是为了减轻行装，我却疑心他是被某种东西击中了。当他走过那些饿殍遍野的村庄，当他看见那些因无知而枯萎的生命，那套象征文明与教养的西装，便显得格外可笑起来。

旅行团的学生们，起初还保持着课堂上的斯文。走路要排队，吃饭要谦让，见了乡民还要行礼。走了一个月后，这些规矩便不知不觉地消散了。他们学会了蹲在路边吃饭，学会了用粗话骂那走不动的骡子，甚至学会了和当地农民讨价还价。这种变化，校方颇以为忧，以为是斯文扫地。殊不知，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地"接地气"。

最耐人寻味的，是旅行团中的书本。这些精装的、洋装的、线装的书本，被师生们视若珍宝，宁可丢弃衣物也不肯舍弃它们。然而走到贵州境内时，一场暴雨冲垮了道路，书箱掉进泥浆里。师生们抢救不及，只能眼睁睁看着《荷马史诗》与《史记》一起在泥水中打滚。事后清点，损失了三分之一。奇怪的是，活下来的书本反而因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它们被翻烂了，被画满了，被师生们用各种土纸补了又补。这些伤痕累累的书本，后来在昆明的茅草屋里，反倒教出了最出色的一批学生。

旅行团抵达昆明时，人数少了十分之一。有病的，有伤的，还有几位永远留在了路上。幸存者们黑瘦干枯，衣衫褴褛，与乞丐无异。然而他们的眼睛里，却闪烁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光芒。那光芒不是书本反射的，而是从中国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所谓长征，从来不只是地理上的迁徙。当这些读书人的皮鞋磨穿了，当他们的长衫补丁摞补丁，当他们不得不放下身段与中国的现实短兵相接——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征。书本上的道理与脚下的土地终于相遇，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西迁之路走完后，有人问一位教授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教授沉吟良久，答道："知道了中国是什么样的。"这话看似平淡，却道破了天机。中国的教育，终于从纸上谈兵，走向了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