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雯琪硕士毕业照。受访者供图

“我以牛津年级第一的成绩从数学建模系硕士毕业”“拿到了牛津全额奖学金”……朱雯琪此前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从牛津大学硕士毕业的视频，相关话题登上热搜，让不少人记住了这名来自深圳的女孩。

今年6月，朱雯琪又上了热搜，她斩获全球数学大奖Leslie　Fox　Prize，成为本届牛津大学唯一获奖者，也是唯一获奖的中国女性。被贴上“数学才女”标签后，面对外界不同评价，她的个人微博“牛津Kate朱朱”置顶消息，仍是3年前做数学题以“自证能力”的网帖。

如今31岁的朱雯琪即将完成在牛津大学数学系的博士学业，她给自己解锁了新任务——回国创业。11月，朱雯琪选择将公司落地深圳南山，成为一名初创企业CEO。

自学

“妈妈带我理解数学、爱上数学”

南都:你介绍道，自己10岁从小学退学，当时如何安排自学生活?

朱雯琪:我从小在深圳长大，到了读书的年纪就在一所公立小学上学。小学时的成绩经常上上下下，最差的时候曾经英语考36分，数学考45分。

我妈妈曾是中科大少年班的毕业生，毕业后当过几年教师。在妈妈全职在家教我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是学英语和数学比较多。每天的学习时间也与同龄人不同，有点像武侠小说里那种“闭关修炼”。常常是10时开始学习，到了中午和妈妈外出吃个午饭，再回来学习到17时。

很多人问我在家自学了两年就直接上高中，是不是等于两年里学了三年的内容?我是学了三倍的课吗?其实不是。我妈妈是在教学中从另一个维度回头看这些知识，她擅长把数学还原成一种很自然的东西，用生活中的例子把好几个概念串在一起讲。

举一个例子，她会从“4开根号是±2”讲起，再用“赚4块是+4，付4块是-4”帮我理解正负数。接着她就会问“那-4能不能开根号”，就这样很自然地引出了虚数i。她用这种很好理解的方式，把从初中到高中不同的数学概念讲清楚了。现在回头看妈妈对我的教育，她是重新编排了更为合理的学习思路，用数学本身的逻辑和生活案例带我学习。对我来说，那不是一个被压缩的苦学过程，而是一段真正理解数学、甚至爱上数学的过程。

南都:可不可以理解为，你的母亲给你提供了很大的“托底”作用?现在的你如何评价当时母亲的决定和做法?

朱雯琪:如果从数学模型的角度理解，“托底”其实就是设定一个下限——哪怕最差的情况发生，你也知道自己能落到哪里、有什么可以接住你。我常常觉得，我和妈妈之间的关系有点像“合伙人”。就像一起创业，她经验更丰富、初期主导决策多些，但我们其实在共同面对一段没人走过的路——她并不是完全在为我托底，而更像是带领我一起摸索。

辞职

从追求财富转向追求个人兴趣

南都:从“数学只考了45分”到考入牛津大学数学系，你如何探索数学这一学科?

朱雯琪:在我看来，数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生活中有很多事物可以用数学模型去分析。举个例子，小时候有一次我在家吃冰淇淋，吃完第一个特别开心。我妈又递给我第二个，我说“好吧，再吃一个”。等到她拿出第三个，我直接说“不要了，再吃就要呕了”。我妈就问我，“你有没有发现，每多吃一个冰淇淋，你的快乐就在减少?”那时我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这就是“边际递减效应”。它不只是发生在冰淇淋上，也出现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中。

数学其实就像一扇窄门，很多人觉得难进门，但真正走进之后，会发现它无处不在。现在很多数学教学让人产生畏难情绪，因此我自己做数学科普课程时，会刻意避免使用公式和专业术语，希望让每个人都能听懂。

南都:你为何“放弃年薪百万工作”重返校园读书?

朱雯琪:顺着刚刚我举的例子，如果我们把冰淇淋换成赚钱呢?你拼命赚到第一个100万，肯定很开心；赚第二个100万，高兴但没那么强烈了。我必须承认，之前进入金融行业，一部分原因的确是为了赚钱，但另一方面，我也曾觉得金融充满挑战、能改变世界。随着财富的累积，其带来的边际效用开始递减。我发现自己正逐渐从追求财富向追求个人兴趣倾斜。为了追求这种动态平衡，我决定辞职。刚开始辞职的时候，我还想着去喜欢的城市大理或其他地方养养花，业余做做数学。当时朋友建议我选择一个喜欢的城市读个硕士或博士，我还有点抵触，因为读书得花钱，当时父母并不支持我放弃高薪工作去读书。

朋友还是帮我分析，不如实际算算读书要花多少钱，再看这笔钱占总资产的比例是多少。而且读博通常有全额奖学金，不一定需要我自己出钱。于是我认真算了一下，发现其实这笔费用我是可以负担的，于是就再攻读牛津大学数学建模与科学计算的硕士学位，在完成第二个硕士的学习时，我的综合成绩(计算于13门课程平均分)名列第一。28岁，我继续升学，在数学系开启博士生涯。

未来

继续探索与AI结合的应用方向

南都:读博期间，你获得了一个很重要的奖项，能否分享下背后的故事?

朱雯琪:这个奖项是英国数学及应用学会(IMA)设立的对年轻数学家和数学分析师的重要奖项，建立于1985年，每两年评选一次，开放给全球31岁以下的学者申请，每届会评出5-6位获奖者。很多数学界的“大佬”在年轻时都是Leslie　Fox　Prize的得主。

我是在四年前读硕士的时候注意到这个奖项，那时候我想申博，翻看牛津博导履历的时候发现几乎每个博导或者厉害的教授年轻时都得过这个奖。那时候我就感叹，我也好想得这个奖。但申请这个奖项的年龄上限是31岁，我当时已经27岁了，时间是很紧迫的。　

我博士期间搞“非凸优化”。任何一个平面，怎么最快找到它的最低点或最高点，这都是优化。“非凸优化”指的是坑坑洼洼的平面，任何生活中的物体基本都是非凸的。在生活中，“非凸优化”可以应用于探测海底最深处、探测山峰最高值，也可以应用到更多维的空间。我用非凸优化的研究成果递交申请，最终拿到了这个奖。

南都:你被贴上了“网红”的标签，真实的数学学者是怎样的?

朱雯琪:我确实是会尽量把这些丰富的东西记录下来，但真正让我走到今天的，是大量的上课、讲课、做研究工作。这些对于数学人的“高密度时间”，如果记录下来大家就会觉得很无聊。这也是为什么数学家会让人觉得离得很远——数学事业的底层逻辑本来就是不善于被分享出来的。

做学术需要大量时间才能进入状态，因此我通常六点多起床，从清晨就开始慢慢调整，进入思考模式，一般就是坐下来做题或推演等需要深度推导的工作。午饭之后，有时会打电话和导师交流。我很少因为推不下去就找她求助，更多是自己一直推到某个结果再和她讨论。我有两篇论文发表在我们领域的顶刊《Mathematical　Programming》上，我是主要贡献的作者。

博士毕业后，我计划留校两年做博后，未来还会继续探索与AI结合的应用方向。从长远来看，我最大的心愿仍是回到国内，将自己在牛津积累的研究和思考带回来，为国内的数学事业贡献力量。

选择在深圳南山创业，我希望用AI技术把母亲这套独特教育方法和在牛津10年的学习功力全部复制出来，连接到每个孩子的书桌，让每个人都能爱上学习。

采写:南都记者 林诗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