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李志民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从“互联网+教育”到“AI+教育”，数字技术不断重塑教育形态、教学方式与治理模式。教育数字化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成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然而，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一些地方将教育数字化简单理解为建平台、上系统、搞展示，忽视了教育内在规律与育人本质，甚至出现数字盆景、数据泡沫等现象。这类问题的背后，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政绩观偏差所导致的发展导向扭曲。因此，探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政绩观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

政绩观是衡量干部行为取向的重要尺度，直接影响政策执行路径与资源配置方式。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政绩观发挥着方向标和指挥棒的作用。

从本质上看，教育数字化转型并非单纯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以数据为驱动、以治理优化为目标的系统性变革。其核心在于通过数字技术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与优化治理体系。因此，数字化转型的评价标准，应聚焦于是否促进学生发展、是否改善教育生态、是否提升治理效能。

然而，当政绩观出现偏差时，评价标准往往被简化为可视化成果，如平台数量、投资规模、展示效果等，进而导致教育数字化偏离育人本质，走向形式主义。这表明，政绩观不仅影响数字化转型的“做什么”，更决定“如何做”与“做到什么程度”。

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政绩观偏差及其成因分析

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政绩观偏差现象较为突出，具体表现如下：一是重建设轻应用，一些地区热衷搭建各类教育平台，却未充分考虑师生需求，导致平台使用频率低，技术与教学脱节，造成资源闲置浪费；二是重展示轻实效，部分项目追求视觉效果与展示功能，用于参观汇报，在日常教学管理中作用有限，沦为形象工程，难以真正服务于教育质量的提升；三是重投入轻治理，一些地方试图用技术手段绕开改革，将传统低效流程简单线上化，未进行优化重构，致使线下问题线上延续，无法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初衷；四是造成数据孤岛与基层负担加重，因缺乏统一标准与协同机制，不同系统难互联互通，教师需在多平台重复录入数据，增加工作负担，与减负初衷相悖。

这些偏差的深层原因在于：一是考核机制短期化导向，部分评价体系以任期内可见成果为标准，决策者倾向选择见效快、易展示的项目，忽视长期能力建设，导致教育数字化转型缺乏可持续性；二是技术理性遮蔽教育规律，在“技术万能论”影响下，决策者过度依赖技术，忽视教育复杂性与人本属性，简单化处理教育问题，使教育失去了应有的温度；三是治理能力与数字素养不足，部分教育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理解停留在工具层面，缺乏系统思维与治理视角，难以推动深层次改革，无法有效整合资源、优化流程；四是责任约束与问责机制不完善，对数字化项目缺乏全过程评估与责任追溯，资源浪费与低效建设难以及时纠偏，使得一些问题长期存在却得不到解决。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

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树立并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至关重要。它关乎转型的方向、成效与可持续性，只有秉持正确的政绩观，才能确保教育数字化转型真正服务于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惠及广大师生与社会。以下从六个方面阐述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

重构评价体系

从数量指标走向质量导向

传统的教育数字化评价体系往往侧重于数量指标，如建了多少平台、购置了多少设备等，这种评价方式容易催生形式主义，导致资源浪费。应将评价重点从建了多少平台转向解决了多少问题。具体而言，要构建涵盖多方面的评价体系：一是关注学生发展，考察数字化手段是否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果与个性化发展水平，例如通过数据分析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实现精准教学；二是考量教师负担，评估是否减少了教师的重复性事务性工作，让教师有更多精力投入教学创新；三是聚焦教育公平，审视是否缩小了区域与城乡教育差距，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四是衡量治理效能，判断是否提升了决策科学性与管理效率，如利用大数据辅助教育决策。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与用户反馈机制，确保评价更加客观、全面。

强化应用导向

以真实需求驱动数字化建设

教育数字化转型应坚持问题导向与需求导向，从教学一线出发，围绕教师与学生的实际需求设计系统功能。例如，支持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兴趣爱好等为其定制专属学习方案；提供智能化作业批改与反馈，减轻教师批改作业的负担，同时为学生提供即时、详细的错题分析与改进建议；优化家校沟通与协同机制，搭建便捷的家校互动平台，让家长及时了解学生在校情况，共同参与学生教育。只有当技术真正嵌入教育场景，满足实际需求，才能实现从可用到好用的转变。

推动流程再造

以数字化促进制度变革

数字化转型不应是对原有流程的简单复制，而应成为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契机。具体路径包括精简不必要的审批与报表，减少繁琐的行政流程，让教师和管理人员将更多时间用于教育教学与管理服务；推动数据共享，打破部门壁垒，实现教育数据在不同部门、不同系统之间的流通与整合，提高数据利用效率；建立以数据为基础的决策机制，通过数据分析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提升决策的精准性与科学性。通过技术+制度的双轮驱动，实现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升级。

加强顶层设计

构建协同推进机制

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统一规划与标准引领。应在国家或区域层面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平台架构与安全体系，避免各地各校各自为政、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推动教育、科技、财政等部门形成合力。教育部门负责统筹规划与业务指导，科技部门提供技术支持与创新引领，财政部门保障资金投入与合理使用，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提升整体推进效率。

提升数字素养

夯实转型的人才基础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人，而非技术。应通过培训与制度激励，提升教育管理者与教师的数字素养。开展针对性的培训课程，帮助教育管理者掌握数字化管理理念与方法，提升其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教育决策与管理的能力；为教师提供系统的数字技能培训，使其能够理解并运用数字技术服务教学与管理，如熟练使用在线教学工具、开展数据分析等。此外，鼓励教育工作者参与系统设计与改进，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增强其参与感与认同感，让数字化系统更贴合教育教学实际需求。

完善监督机制

防止数字化异化为政绩工程

建立全过程监督与评估机制，对项目立项、建设与运营进行动态监测。在项目立项阶段，严格审核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避免盲目上马；在建设过程中，定期检查项目进度与质量，确保按计划推进；在运营阶段，评估项目的实际效果与效益，对低效或无效项目及时调整或终止，对资源浪费行为进行问责。同时，加强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及时向社会公布教育数字化转型项目的相关信息，接受公众监督，提高决策透明度与公信力，防止数字化异化为政绩工程。

结语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成败不仅取决于技术水平，更取决于发展理念与治理方式。政绩观作为重要的价值导向，深刻影响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效果。

只有树立以人民为中心、以质量为导向、以长远发展为目标的正确政绩观，才能避免数字化转型陷入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误区，使其真正服务于教育本质与人的全面发展。未来，应在制度设计、评价体系与实践路径等方面持续探索，以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李志民（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

原标题：李志民：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 来源：市场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