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荔枝锐评）

转自：荔枝锐评

近日，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因一场直播连麦，陷入长达两个月的举报风波。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小学生的家长在直播中向沈奕斐教授求助，声称孩子在学校遭受“校园霸凌”，导致孩子抑郁，并指责老师处理不公。沈奕斐教授在客观分析后认为这属于“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而非“校园霸凌”。

未曾想，这位家长随即向复旦大学等多个部门发起持续举报，理由从“侵犯隐私”到“教授不务正业”，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沈教授反复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几近“被逼疯”。

往前回溯，可以发现这位家长在举报沈教授之前，也曾用相似的方式向学校和教育局举报了当事老师，理由是老师“不公平处理矛盾”，事件以学校对教师作出处分告终。

当举报制度从维权工具异化为达成目的的手段，甚至是情绪宣泄的武器，我们不得不思考，举报的边界应该在哪里？

举报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设计，在教育领域，它为学生和家长提供了对抗校园霸凌、教师失德、教育不公的必要渠道，能够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同时，这也是对学校、教师职业素养的监督，促使教育工作者恪守职责，不断提升教育质量。

然而，部分家长对教育场景中的问题缺乏专业、理性的判断，忽视正常的沟通与倾听，容易将孩子间正常的社交互动误判为“霸凌”等严重问题，进而选择举报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达成个人目的，认为只要持续举报就能迫使对方妥协，解决问题。当下很多学校在面对举报时往往也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理，倾向于选择让被举报者承担后果，快速平息事情。这种做法实则纵容了滥用举报的行为，也让更多教师陷入“不敢管、不想管”的寒蝉效应。

同时，如果举报受理前缺乏初步筛查环节，被举报者就会陷入“自证陷阱”；一封举报信可以启动长达两个月的调查流程，将大量消耗被举报者的时间精力，而举报者无需承担任何成本。

在这起事件中，沈奕斐教授的专业分析本应成为厘清问题的关键，却被部分人解读为“站在学校立场”或“不共情家长”，又引发了更多情绪性的声音。这种情绪压倒理性的氛围，不仅让正常的沟通渠道堵塞，更让举报机制成为情绪宣泄的出口。

举报权是公民监督的重要保障，对于真正的校园霸凌、教师失德行为，它必不可少，但举报理应回归理性。首先，要完善举报甄别与追责制度，对明显失实或恶意的举报建立惩戒机制，提高举报成本，为教师提供坚实的政策支持。其次，媒体和平台应避免煽动情绪、预设立场，要为理性讨论留出空间。再者，学校面对举报，不逃避、不敷衍。建立举报前置调解机制，鼓励家校先沟通、再举报，不要让教师“吃哑巴亏”。

让举报机制回归其维护公平正义的本质，才能更好为教育服务，教育生态才能重归健康，每个孩子才能在信任与理解中茁壮成长。（程舒婷 上海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