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4名硕士研究生中,就有1人未按时毕业;大约每14名本科生中,就有1人未按时毕业。
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又到了,又一届大学生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大厂、小厂、考公、创业、事业单位、国企……与此同时,一些大学生开始 主动选择延毕。
“延毕”即延期毕业,往往用以描述由于学业未完成导致无法毕业的被动行为,过去谈到延毕,总有人谈之色变,认为“这都毕不了业”“一定是没好好学”,延毕的学生也通常被认为是“问题学生”,但时代变了,“延毕”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学生群体中, 成为他们跳出社会时钟的主动选择。
昨日,《中国科学报》邀请复旦大学一名主动延毕的本科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作为 复旦大学经济学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今年已经是TA本科的第四年。一年前,这名学生决定“延毕”一年,在文章中TA谈到,之所以主动选择“延毕”,是 想给自己多一些时间,探索自己想做什么,“给自己一个缓冲期,多做一些尝试,多积累一些经验。与其匆忙决定,不如退一步。”
未按期毕业率,居高不下
延毕已不再是少数人的选择。根据教育部官网的教育统计数据,博士研究生的未按期毕业率常年盘踞在60%以上,几乎每年都有超过10万名在读博士生无法顺利毕业。
2013-2022年这十年间,我国硕士研究生未按期毕业率从11.28%增长至28.02%,翻了2倍多。而2019-2022年,这一比例 始终保持在20%以上。与此同时, 本科生未按期毕业率也常年在7%上下浮动。换句话说, 几乎每4名硕士研究生中,就有1人未按时毕业;大约每14名本科生中,就有1人未按时毕业。
值得关注的是,硕士研究生的未按期毕业率近年来总体走高。尤其在2019年,硕士研究生和普通本科生的未按期毕业率都出现过小高峰,这背后与高校对毕业论文质量要求的提高有关。
根据2014年有关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的相关文件,2019年正值开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抽评工作。同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抽评工作的通知》(后文简称《通知》),《通知》提到,要“严防学位‘注水’,对突破质量底线和红线的情形,严格按照规定和程序处理”。严格的学位论文审查也进一步收紧了本就不轻松的毕业出口。
而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本科生数量增多,每年的预计毕业生数已经从2013年的近350万人增长到2022年的约500万人,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本科生开始延毕。
2021年,普通本科生的未按期毕业生率曾创下新高,达到11.69%,是近10年唯一一次突破10%的年份,这一年,约56.7万名本科生未能如期完成学业。根据《中国青年研究》期刊文章《本科生延期毕业现象的透视与解析》整理的数据,本科生延毕的主要原因是学业困难,也与社会误导、高校空档、学生困惑等密切相关。
延毕,为什么?
延毕,怎么看都是一个与负面词汇挂钩的选项。
但许多学生已经开始选择主动延毕。2023年6月,话题“一批985毕业生选择主动延毕”曾冲上热搜。延毕正在成为当届毕业生为自己争取考研、考公、刷实习、找工作实践的又一缓冲地带。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1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3.1%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身边有选择延毕的同学。没有修完学分或没完成学位论文是大学生延毕的首因,其次,就是为了保留应届生身份。
图源:中国青年报
国考、省考等公务员招聘考试, 很多职位只有应届生可以报考,而央企、国企还有不少公司的校招也专门面向应届毕业生。在用人单位眼中,应届生可塑性强,且刚刚走入社会,没有其他因素干扰,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随着 应届生身份和落户、就业等重要问题挂钩,应届生和非应届生之间的差异也被人为扩大,尤其是用人单位对“应届生”身份的看重无形中更增大了就业压力。
此外,有人选择延毕,也是 想按自己的规划和节奏走。统一的学制未必适用于所有学生,有提前毕业的学生,自然也有延后毕业的学生,按照自己的规划和节奏走,顺其自然,未为不可。对部分学生而言,延毕是难得的自己主动调整衔接上学和就业过渡期的自由时间。在被迫和社会时钟同步的掣肘下,在家庭、同学、学校、社会的多方凝视中, 主动选择走慢一步的确无奈也属实不易,但这未尝不是对人生掌控权的召回。
延毕生,何去何从?
“延毕只是一个选择方向,归根结底是要清楚自己想干吗、要干吗。但是,这对年轻人来说,反而是最难解的问题之一。”一位主动申请延毕的研二学生这样说。毕竟,延毕后伴随更多可能性而来的,是不确定性。对于主动申请延毕的学生来说,或许更重要的是想清楚自己是否能承担延毕的后果和更多的不确定性。
一些同学主动延毕可能是出于“暂时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考虑。但毕业后,保留了应届生身份的他们还将面临新的问题——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延毕都会被一些单位视作减分项,毕竟没有跟上社会时钟的背后可能暗示着“这个学生在某些方面存在问题”。
面试官问出的那句“毕业后为什么没有立刻工作?”只不过是被换成了另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延毕了?”即使是为了完成高质量学术成果而主动延毕的博士生,被不了解情况的用人单位质疑学术能力而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难道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了吗?
近年来,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应届生身份逐渐松绑和淡化正成为趋势。今年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有关政策的通知》,明确提出: 毕业证书落款年度3年内(含毕业当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按规定报考自治区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应届毕业生岗位。
山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多地人社部门亦发文,调整应届高校毕业生身份认定标准,明确在省内事业编等用人单位招聘中, 不对其是否有工作经历、缴纳社保等作限制,仍可按照应届生身份报考。
但政策有了,实际的就业环境却对毕业生并不宽容,许多用人单位只要当年毕业的应届生。“应届生”这一概念起初是为了保障毕业生的就业,如今却逐渐成为对不少学生的限制。在就业语境中,更应该承担起责任的是用人单位,是否能“跳出应届生身份”招聘人才是更多用人单位需要认真考虑的。
为破解“延毕”之困,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罗永章曾提交《关于调整博士研究生学制的提案》。他建议博士生毕业时间应进行弹性化管理,因为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甚至不同课题的研究周期存在巨大差异,不能“一刀切”,同时也要对博士生毕业实行多元化考核,鼓励学生追求高质量的、划时代的学术成果,打破唯论文、唯影响因子的误区。
有太多的外在因素能让大学生们被动地主动选择了延毕,在这一现象之外,需要提问的是,我们能做什么?政策的精准助攻、用人单位的多元标准考察以及学生个人的心态调整和规划……我们需要更多必要的行动让延毕生们能过得不那么“难”。
作为一个逆社会时钟的选项,主动延毕无疑是勇敢者的“自救”之路。但延毕之后,人生的“暂停”时间又该如何度过?盲目跟风延毕不可取,不管是主动或被动延毕,最终还是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间里,抓住人生的主动权,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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