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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盎格鲁文化圈国家的现实（高房价、低工资增长）与这种强烈的文化期望和“购房梦”产生巨大落差时，年轻人就容易产生强烈的挫败感、焦虑和不幸福感

　　文 |《财经》特约撰稿人 魏城 发自伦敦

　　编辑 | 江玮

　　几十年来，心理学家一直认为幸福感遵循着一条可预测的U形曲线：我们年轻时相对幸福，中年时经历一段低谷（通常被称为“中年危机”），然后在晚年反弹。但新的研究表明，这种模式已经消失。相反，幸福感现在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年轻人的幸福感最低，而老年人的幸福感最高。

　　联合国委托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U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进行了一项调查，根据今年2月发表的这份调查报告，过去十年，在这六个国家，青春时光已不再美好，年轻人已不再无忧无虑，相反，他们的生活满足感和幸福感大幅下降。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这六个英语国家都是盎格鲁文化圈（Anglosphere）国家。盎格鲁文化圈又称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也就是一些人常说的“盎撒”世界。盎格鲁文化圈不完全等同于英语文化圈，英语文化圈涵盖的国家更多，如印度、新加坡、尼日利亚、南非等许多亚非国家和牙买加、巴巴多斯等加勒比海国家；而盎格鲁文化圈则是以英语为通用语言、以欧洲裔白人为主体、其文化、法律和政治制度深受英国影响的国家，成员主要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五个国家。

　　更新的研究发现，“年轻人幸福感最低”的现象，集中在盎格鲁文化圈国家，并非巧合。今年3月发布的2025年全球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5）指出，年轻人心理健康状况在过去十年的显著恶化，主要是盎格鲁文化圈特有的现象。

　　2025年全球幸福报告引用了盖洛普（Gallup）全球民意调查的数据，发现在过去15年里，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这六个国家的年轻成年人中，定期经历“压力”（stress）和“愤怒”（anger）的比例显著上升，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年轻人普遍感受到了更多的负面情绪。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其他地区（指欧洲大陆西部国家，如德国、法国、北欧国家等）的年轻人，虽然也面临一些挑战，但报告压力和愤怒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出现如此剧烈的恶化趋势。

　　“盎撒”世界“愤青”多？这个发现既有趣，又很值得深究。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项研究并不是把盎格鲁文化圈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进行比较，而是与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等方面颇为相似的西方其他国家进行比较。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通常被视为更发达的美英等白人英语国家的年轻人，比德法这类欧洲大陆国家的年轻人更不幸福？

　　破碎的“购房梦”

　　一个说法是，“盎撒”世界“愤青”多的主要原因是住房。

　　数据显示，在过去30年，德国和西班牙的实际房价分别上涨了32%和44%，美国的实际房价则攀升了85%，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这五个国家的实际房价涨幅更惊人，都超过了200%；至于那些薪少位低的“盎撒”年轻人，“购房梦”破碎得更惨：自1995年以来，盎格鲁文化圈国家中25岁至34岁人群的住房拥有率下降了20到50个百分点。

　　这里需要特别讲一讲“盎撒”年轻人的“购房梦”。

　　我在两个盎格鲁文化圈国家——加拿大和英国长期居住过，我的个人体会是：至少在这两个国家，人们很在乎买房，往往把拥有住房看成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重要标志。我虽然没有在欧洲大陆西部国家长期居住过，但我在大多数欧洲大陆西部国家旅游过，至少在巴黎、柏林这样的大城市，公寓的数量远远超过我长期生活过的多伦多和伦敦，这似乎说明巴黎、柏林等欧陆大城市有很多人在租房。

　　范围更大的调查数据和实证研究，证实了我自有限的个人体验而生出的模糊感觉。

　　先看盎格鲁文化圈。研究发现，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拥有自己的住房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成功”和“成年”的关键里程碑。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并受到多种因素强化。首先是文化叙事： 在媒体报道、家庭教育和社会对话中，房屋所有权常常被描绘为财富积累、财务稳定和向上流动的象征；其次是资产积累： 在这些国家，房地产市场被视为重要的个人财富增值工具，很多人相信“买房是最好的投资”，租房则被视为“给房东打工”，白白浪费钱；第三是情感依恋： 家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空间，更是个人身份、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体现；第四是教育和代际压力：许多年轻人从小被灌输“攒钱买房”的观念，父母也可能为此施加压力或提供帮助，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子女实现独立和成功的必经之路。

　　当盎格鲁文化圈国家的现实（高房价、低工资增长）与这种强烈的文化期望和“购房梦”产生巨大落差时，年轻人就容易产生强烈的挫败感、焦虑和不幸福感。他们可能觉得，即使努力工作，也无法实现社会对“成功成年人”的期望，从而产生一种“被社会抛弃”的感觉。

　　再看欧陆西部。研究发现，许多欧洲大陆西部国家（尤其是德国、奥地利、瑞士，以及部分法国地区）拥有非常成熟和普遍的“租房文化”。这种文化起源于多种因素，并被这些因素所强化。首先是社会观念： 在这些国家，租房被视为一种完全正常且可接受的居住方式，甚至贯穿一生，租房者不会被贴上“不成功”的标签，社会对房屋所有权没有那么高的执念；其次是租金管制与租客保护：许多欧洲大陆国家有更严格的租金管制和更强的租客保护法律，这使得租房更加稳定、可预测和经济实惠，减少了租房者的不安全感；第三是公共交通和城市规划： 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和合理的城市规划使得人们更容易在不拥有私家车和房产的情况下享受高品质的生活，也减少了对郊区大房子的需求；第四是投资渠道多元化： 这些国家的居民可能更倾向于将财富投入到其他金融产品或商业活动中，而非仅仅依赖房产增值。

　　综上所述，即使欧洲大陆国家的房价可能也不低，但由于文化期望不同，年轻人在无法购房时，可能不会像盎格鲁文化圈的年轻人那样感到巨大的心理负担和挫败感，因为租房是普遍且被社会接受的选项，他们可能更专注于职业发展、个人生活品质或旅行等其他方面。而盎格鲁文化圈的年轻人更不幸福，可能不仅仅是因为买不起房，更有可能是因为“买不起房”与他们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即把拥有住房视为世俗成功的核心标志）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和脱节。

　　迷失的一代

　　另一个说法是，“盎撒”世界“愤青”多的主要原因并非住房，而是孤独：童年时父母离异，成年后选择独居的人则越来越多。

　　这个说法引述了全球幸福报告的结论：“独居者比与他人同住者幸福感低得多”，并用数据佐证自己的说法。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现，美国“单亲家庭儿童比例居世界首位”；英国儿童事务专员发布的《2022年家庭评估报告》显示，“本世纪初出生的英国儿童中，44%的童年并非在核心家庭中度过，而1970年出生的儿童中，这一比例仅为21%”，英国“单亲家庭的比例高于几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

　　确实，全球幸福报告也指出，独自就餐的人数不断增加是美国幸福感下降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说法则更强调福利制度在年轻人幸福感中的作用。

　　虽然盎格鲁文化圈的青年失业率并不一定比欧陆西部更高，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甚至明显高于大多数盎格鲁文化圈国家，但这两个地区的福利制度却在意识形态理念、制度设计和慷慨程度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

　　盎格鲁文化圈国家的福利制度通常被称为“自由主义福利模式”，其特点是福利金通常是“需求测试”且金额较低，旨在作为“最后的安全网”。这意味着，如果年轻人失业，国家提供的福利可能不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因此，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更倾向于“啃老”，即依赖父母的经济支持，包括继续与父母同住、接受生活费或在购房时获得大额资助，这种依赖之所以在盎格鲁文化圈国家中更为常见，部分原因也是“盎撒”文化对个人责任的强调，而在某些盎格鲁文化圈国家，领取福利甚至可能被污名化，这也会让年轻人不愿意申请，或拿了福利金后不敢让朋友知道。

　　而欧洲大陆西部国家的福利制度通常是“保守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这些国家通常提供更为慷慨的社会保险和普遍福利，失业福利通常与过去的缴费记录挂钩，提供更高比例的收入替代，且失业保护更强。由于国家提供的福利相对充足，年轻人即使失业，也可能不需要完全依赖父母的经济接济。社会对失业福利的态度也更为开放和接受。然而，这不代表不存在家庭支持，只是相对而言，国家福利在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方面扮演了更核心的角色。

　　数据显示，盎格鲁文化圈国家的失业福利金普遍低于许多欧洲大陆西部国家。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盎格鲁文化圈国家的失业福利通常是“统一的定额支付”（flat rate），而且需要经过严格的“收入审查”（means-tested），这意味着无论你之前的收入多高，你失业后获得的失业金可能都是一个相对较低的固定金额，难以维持之前的生活水平。

　　相关的研究发现，英国的失业福利金（特别是针对单身失业者）是富裕国家中最低的之一，其收入替代率（即失业金占失业前工资的比例）非常低，甚至低于20%。美国的失业福利金也相对较低，且持续时间有限，这导致许多失业者在福利耗尽后，要么需要迅速找到工作，要么必须寻求其他形式的帮助（包括家庭）。

　　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失业福利通常是与失业前工资挂钩的（earnings-related），并且是社会保险体系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你之前工作时缴纳的社会保险越多，获得的失业金就越高，这提供了更高的收入替代率，能更好地维持失业期间的生活水平。此外，这些国家的福利体系旨在提供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以减轻失业对个人和家庭的冲击，例如，一些国家还提供额外的住房补贴、医疗福利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机构的数据显示，在失业福利金的“净替代率”（Net Replacement Rate）方面，许多欧洲大陆国家的表现优于盎格鲁文化圈国家。净替代率指的是扣除税收和社保缴款后，失业福利金占失业前净工资的百分比。盎格鲁文化圈国家的这一比例通常比较低，而欧洲大陆西部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的这一比例则更高。

　　这第三种说法认为，“盎撒”文化圈和欧陆西部在福利制度方面的差异，是影响这两个地区年轻人幸福感差异的主要因素，因为它可以直接决定年轻人在经济逆境中的承受能力和安全感。

　　无论哪一个因素更重要，这些争论至少说明，“盎撒”世界“愤青”多这一现象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有的时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反过来说，欧洲大陆西部国家福利好，也是一把双刃剑，是导致这些国家经济竞争力相对较弱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们不能说，青春不再美好，就是一种类似塞翁失马的“好事”，也不能说，“盎撒”世界的年轻人幸福感急剧降低、愤怒感急剧上升，就能够用廉价的“辩证法”，被美化为一件值得庆幸的现象。

　　英国已经有学者警告说，“盎撒”世界可能因此产生“迷失的一代人”（a lost generation）。

　　如今的老年人在回顾一生时，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认为，青年时代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段，而中年是他们一辈子最悲催的时段，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大，职场上又面临着“上升虽无望、躺平又不甘”的瓶颈。然而，他们有可能是回顾青春美好时光的最后一代人，至少在西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