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主题，分院士篇、高校篇、行业篇，对33位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培养的校友代表进行口述访谈。让亲历者追忆过往，让见证者感悟发展，真实、生动、具体地再现发展历程，培育校友爱校、荣校情怀，弘扬矿大文化，传承矿大精神，在祖国的各行各业上赓续矿大人的优良传统，为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贡献矿大人力量！

本书可供关心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建设发展的学校师生、广大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参阅。

人物简介

凌黎明，男，汉族，1985年10月生，湖南省衡阳县人。华南理工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6月本科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2010年6月硕士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应用数学专业，2013年6月博士毕业于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2013年7月至2018年3月在华南理工大学数学学院担任讲师、副教授；2018年4月至今在华南理工大学数学学院担任教授。2014年7月至2014年8月在复旦大学上海数学中心做访问学者；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在密歇根大学数学系做访问学者。2022年5月至今挂职华南理工大学学生工作部（处）副部（处）长。承担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曾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科学项目与面上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自由申请项目。担任Physica D，Scientific Reports的编辑。获得2016年度中国物理学会颁发的最有影响力论文一等奖，获得由伦敦数学会和英国皇家物理学会联合颁发的2018年度中国高被引作者奖。

问

访谈组:

您可以简要介绍一下您上大学前的求学经历吗？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数学专业？

凌黎明: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出生在湖南省一个小山村里，环境非常艰苦。但我自己并不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很艰苦的地方，因为我的家乡山清水秀。我出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湖南人特别流行去广东打工，六七岁的时候我父母就去广东打工了，我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父母，其他时间都是爷爷、奶奶管我，所以我就是一个留守儿童。在那个小山村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学习基础都非常糟糕。糟糕到什么程度呢？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按理说一二年级拼音就应该很熟练了，但我直到六年级搬到一个小镇去上学时才发现自己连拼音音调标到哪个字母上都不知道。可见我的学习基础有多差。搬到小镇以后，我父母还是在外地打工，我继续留守在家，家庭教育相当于零。我考大学的时候，父母不在家，所以选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基本上是我随便选择，父母不知道，也不管。

至于专业的选择，其实我最想学物理，我对物理比较感兴趣，当时认为数学、物理其实差不了太多，感觉学数学也能接受，所以就选了这个专业。如果我的成长环境同城里孩子一样，我大概率就不会选择数学专业了，会选择一个比较热门的专业，比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但当时我不懂，也没见过计算机，觉得要么是数学，要么是物理、化学。我感觉化学有点偏文科，数学和物理比较偏理科，就决定选后两个，其实我对这两个专业并没有深入的了解。读了数学专业之后，我发现大学数学专业是很难的，大家都知道高等数学挺难的，数学专业学的知识比高等数学还难，我们数学专业要学习以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为基础的近现代数学。但我觉得还好，还没有那么难。一般人到大学里面做数学题目都要看答案，我就不喜欢看答案。我都是自己做，感觉这些题目基本上同例题差不多，很类似。另外，本科学习阶段，我觉得第一学期特别关键，真正能体现出有没有数学能力，如果不懂，那就是真的不懂了。后面几年因为大家掌握了大学考试的诀窍，即便不懂，考试成绩还是可以的。我的很多同学毕业之后给我说大学什么都没有学会，但考试成绩还可以。现在回想起来，我从事数学研究工作10多年了，觉得数学确实有点难。

问

访谈组:

您能回忆一下在北京学习期间给您留下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吗？

凌黎明:

印象深刻的人是我在母校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刘青平教授。回想起来无论是学问方面，还是为人处世方面，他给我的关照都很多，对我视为己出。有些人说毕业了同导师还不是很熟，但是因为我和导师交流比较多，会一起探讨一些问题。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事，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他也会直接指导我，教我怎么做，引导我。所以，我毕业的时候同导师还是比较熟悉的。当时和导师相处，主要是一起改论文。我们宿舍有同学不常住，所以宿舍偶尔会只有我一个人，环境比较自由，我时常改论文改到晚上两三点钟，改完之后立刻给他发邮件。刘老师当时做院长，即便工作比较忙，第二天也会抽空给我回邮件，那个时候交流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大部分用邮件或者直接见面。通过改论文，我和导师接触比较多。刘老师的行政工作和教学任务都比较繁重，但是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本科生的课，比如高等代数，他一直坚持授课20多年没有停过。他除了给本科生上课，还给研究生上课，另外还经常写一些关于超对称理论方面的讲义。刘老师除了组织讨论班让学生一起学习，还鼓励我们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听课，基本上我在母校待的3年，经常去这些地方听课。清华大学里面原来有一个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那里的杨建科教授同我们的研究方向相同，他在清华大学讲课的时候，我们都去学习。北京大学当时也有很多老师讲课，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刘张炬老师，他讲经典力学的数学方法。他对教学内容非常熟悉，直接上来就讲，可以一直讲几个小时，讲课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过稿子。有时候都要下课了，他讲得还很入迷。虽然上课的人不是特别多，但是大家都听得非常认真。我们还去中国科学院听过课，主讲是梁灿彬老师，他是著名的物理教育家，做数学物理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同我的研究比较相关。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听过他讲的微分几何，讲得非常好，他对人和事各方面非常好。很不幸，听说前两年梁灿彬先生去世了。他讲课的时候，教室里坐得满满的，好多人来听。微分几何还是挺难的。通过听这些老师讲课，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即便到现在，我觉得即使自己到了他们那个年龄也不一定能讲出那么有水平的课。这种对知识的深度理解一直是我学习的楷模，我一直在向这些老师学习，也在慢慢地靠近。这些老师对我印象深刻，另外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我的研究生时光很大部分是在图书馆度过的，科技楼待得也比较多。看电子书的时候就在宿舍看，那时候基本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

问

访谈组:

2010年您从母校毕业后，是选择了继续深造吗？在科研工作中遇到棘手的问题，您是怎样解决的？

凌黎明: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基本上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毕业之后，刘老师帮忙推荐，我去了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跟着中国科学院院士郭柏灵攻读博士学位，就这样继续做数学研究了。

大家一般都认为数学比较难。数学虽然难，但是难度是有梯度的，方向也有很多。有一句话说得好：“会者不难。”我们通常说的难是因为不会，因为缺乏这方面的培养，缺乏这方面的引路人，可能搞一辈子都没办法入门。之所以觉得难，可能并不是因为真的难，而是因为没有找对方向，如果找对方向或许就迎刃而解了。至于科研上棘手的问题比较多。做研究的时候，首先要选对课题，根据自己的水平来确定能做些什么，不要搞一些完全不相干的，比如随便找一个方向就写论文，那不可能写得出来，即便写出来可能也是完全不入流的，没有专家能看得上的，没有群体会认同你的工作。所以一定要找对合适的课题，在面对很难的问题时，也不要轻易放弃。其次要认知自己，找到自己比较合适的课题后，要考量自己能不能适应这个问题，如果自己对这个问题没有认知，就说明这个问题不适合你，就不要去做了，也没必要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数学家，任何问题对他来说都是棘手的问题，因为只要他不研究，他在这方面的认知就是零。可能他很聪明，可以学会，但他需要时间来研究，没研究前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当你进入之后，就没有什么棘手的问题了，努力探索下去即可。

顺便要说一下，在搞科研遇到问题的时候，思考是比较重要的，无论是在方法还是结果上都要有一定的突破和创新，这时候去外面走走或者换换环境，可能自己思考的问题就解决了。

问

访谈组:

据我们了解，现在您在单位挂职学生工作部（处）的部（处）级干部，请问您是如何平衡教学、科研工作与行政工作的？

凌黎明:

我行政方面的工作量不是很多，主要是开会，大部分的工作是分配的任务。我们学校有约4~6万名学生，学生工作部（处）任务比较多。好在我们分工比较明确，部（处）里总共40多个人，有6名部（处）级干部：一个部（处）长，1个常务副部（处）长和4个分管部（处）长。每个部（处）长分管一处行政工作，我的工作主要是协助他们。相比而言，我科研上的工作比较多，科研任务对我来说也很重要。第一是如何给这么多博士生找课题。数学研究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有一些区别，数学研究需要引路人，有的课题虽然看起来简单，但不一定能做出来，所以一定要给学生找一个合适的课题。我有4个博士生、2个博士后。博士后主要与我合作做研究，博士生还没有完全达到做研究者的标准，得给他们找一些合适的课题。对于选择合适的课题首先我自己得有一定的了解，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思路比较清楚，还要考虑创新性程度够不够达到论文发表层次。我自己当年做的数学研究是比较讲究创新性的，所以后来我在学术上才有了一定的成长空间。我现在的研究课题，也是从当年做博士生时慢慢积累起来，后来变成一个真正的研究方向，如果没有导师的引导是很难走出来的。我还有一项工作是杂志编辑，它会占用我很多时间。目前来说，我所接手的行政工作并不是很多，所以主要工作精力还是放在科研上，学校挂职的目的是将挂职干部作为储备干部来培养。

问

访谈组:

您在数学物理方向招收研究生时，更看重学生的什么能力？您认为数学未来需要解决的“卡脖子”关键点是什么？

凌黎明:

我刚开始当导师的时候对学生没什么要求，后来才有了一定的选择性。第一，我比较看重学生的数学能力，数学不能太差。学生不能跟我交流是不行的，这个很重要。第二，我会比较看重学生的英文写作能力。第三，学生的沟通能力也很重要。第四，性格方面也会考虑。如果只看简历，看到的只有成绩，有时虽然成绩好，但可能并不一定特别适合做研究。线上面试的时候，我会给考生一篇有一定难度的论文让他讲一下，考察他们的数学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等。通过考察这些了解考生的水平，然后再考虑我以后给他怎样的课题或者能不能指导这名学生。在我看来，学生的综合能力是很重要的。

数学作为基础学科，“卡脖子”的关键点就是首先要对于我们自己有清晰的认知，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还要有引路人，并且要有合适的指导。能真正成长为高精尖的人，要有目标与方向。人聪明，学东西即便快，也需要时间，如果有人指导可能就会事半功倍。我会对学生说，人一定要谦虚、低调，不要认为自己多厉害，任何人一定要相信做科研是大家共同的力量。我们国家的数学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大家要能够真正地静下心来认真钻研，看一下历史上有名的数学著作，了解一下数学发展的状况等。

问

访谈组:

您和昔日的师长、同学有学术合作吗？如果有合作，主要合作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凌黎明:

合作挺多的，数学科研一定不能孤立存在，任何孤立存在，在这个社会上肯定都是无法立足的。我同之前的师长、同学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合作，有直接做学术合作的博士研究生同学。博士研究生同学的名字叫赵立臣，他现在是西北大学物理学院的教授。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同我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郭柏灵，就博士期间未能完成的工作进行了继续的合作。写论文时也会引用师长、同学的论文，这可以说是一种间接合作，因为你站在他的肩膀上。

至于具体的合作方向，当时我们做的方向叫怪波——一种特殊的非线性波。这个方向是2010年左右才兴起的，我们那时开始进入这个方向，后面我们就一直做这方面的研究。

问

访谈组:

离开母校12年来，您最想和母校的学弟、学妹们说些什么？

凌黎明:

首先，最重要的是在思想上认知自己，有时候不一定要去一个好的地方，好的地方未必适合，而是要去一个对的地方。其次，不要自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有他们的特色，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特色。认知好自己，用好自己的特色，也一样能够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

特别鸣谢———凌黎明校友对本稿的亲自审定和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