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带来了产业变迁，也意味着各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着转移。

自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来，世界工厂一开始是美国，然后逐渐转移到欧洲，最后变成了亚洲四小龙，现在成了我们，而后起之秀则发生东南亚。

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世界各国基于自己的人力成本优势，会生产相对更优势的品类，各国按照这个优势生产，全球化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借助全球化的东风，我国经济迎来了一个史诗级的跃迁，此时的我们年均增长率超过10%，世界工厂的位置越坐越稳。

到今天，我国仍然是汽车、玩具和计算机的世界工厂，但在另一些品类，则已经出现了比较优势的转移。

目前，越南的胡志明市正在取代我国，逐渐成为运动鞋的世界工厂。

在胡志明市的周边，工厂正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泡沫鞋底、柔软鞋垫、棉线鞋带和网眼面料。卡车将这些零部件运送至仓库，然后再组装成鞋。

随后，在胡志明市的港口，这些装满耐克、阿迪、索康尼和布鲁克斯体育鞋盒的集装箱则沿着同奈河顺流而下，驶向大海，开往全球各地。

在过去，运动鞋品类的最大生产基地仍然在国内，我国掌握着原材料，同时制造业实力雄厚，既能够支撑企业盈利，也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

但鞋类，正在逐渐成为比较优势理论又一践行者。

目前国际各大品牌在国内仍然有大型工厂，只不过如今这些工厂主要生产在国内销售的鞋子，而在面向全球市场的运动鞋供应方面，越南在这一点上已经超越我国，成为耐克、阿迪达斯、布鲁克斯等品牌的最大生产基地。

越南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运动鞋的世界工厂，主要因素还在于越南自身的定位，以及相对廉价的劳动力。

但这也并非没有风险，就在今年4月份特朗普对越南征收46%关税后，耐克与阿迪的股价应声暴跌，此后美越达成初步贸易协定，又将新关税降至20%。

关税对越南的影响并没有惠及我国，因为我国也面临着来自特朗普关税的直接冲击。耐克表示，今年的全球关税或将带来约10亿美元的额外成本。

为了减轻影响，耐克正在进一步缩减在我国的产能，因为目前我国的关税已经高于越南。但也因为特朗普的关税策略，由于担心过度依赖单一国家，部分企业也在讨论是否要将产能迁出越南。

关税带来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更多是对我国而言。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国目前仍然是世界工厂，生产了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制成品，这意味着，只要我国的关税比东南亚国家高，那么叠加劳动力成本等因素，也会反过来迫使这些企业缩减我国产能，同时提高这些国家的产能，以此来规避更多损失。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的关税影响下，对欧美尤其是美国依赖越高的制造业国家，其影响也就越大。

20世纪70年代，为了追求更低成本与更低的劳动力，制鞋业开始在亚洲各地布局。当时，运动鞋文化在美国兴起，耐克等新兴品牌纷纷转向韩国的工厂扩大生产，那时候的东亚恰恰承担了“世界工厂”的角色。

到了8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当时拥有大量劳动力资源的我国瞬间成为成本更低、吸引力更大的选择，那些为全球运动鞋品牌代工的韩国企业迅速将大部分工厂迁至我国。

搭乘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东风，我国制造业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崛起，并逐渐发展成为今天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强国。

全球化和对外开放，这两个因素都缺一不可。

而越南，作为邻国，它的动作和速度显然都要慢上不少，但越南显然也赶上了，它赶上的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全球化，而是中美贸易分歧的浪潮，越南从中受益。

到了2010年代，先是国内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开始上涨，国内也涌现一大批制造仿冒的运动鞋产品，这些都让全球品牌开始寻求多元化布局。

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对我国发动关税，这成了企业布局越南的契机。这个时候的越南已经在批量生产跑鞋。

不过当时越南的制鞋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我国供应橡胶、鞋垫等原材料和部件。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20年，当时新冠出现，一切也随之改变。越南被迫停工，也就是那个时期，越南开始意识到，需要将原材料转移到越南。

此后，和其他行业相比，越南鞋类供应链的本地化程度已经非常高。

到今天，彪马、耐克、阿迪等都已经在越南建厂。总部位于波士顿的琼斯维宁在越南每年生产50万上鞋楦、2000万上鞋垫和1.2亿双鞋床，其中约70%供应给附近的其他制鞋厂。

今年7月，美越达成了初步贸易协定。其中仍然有悬而未决的问题，特朗普希望遏制源自我国，经越南等国转运至美国的商品流入，并表示将对此类进口商品征收40%的关税，但至今也没有明确判定标准。

越南的运动鞋发展到今天，对我国的依赖程度已经很低，只有部分原材料仍然需要从我国进口。

全球化是神奇的，我国对外开放四十多年，这也意味着在四十多年前，全球几乎没有任何从我国生产的商品流通出去，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全球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制成品由我国生产。

四十多年的发展历史是奇迹，但也从侧面印证了，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从来都是由“利益”由“市场”所支配的。

哪里生产成本更低，就会有无数工厂蜂拥而至。过去是我们，现在事实上也是我们。但在关税的不确定性加持下，人为拔高了我国商品的成本，这是一种非市场的方式带来的。

目前来看，它产生了一些效果，即越来越多跨国企业开始将工厂转移到东南亚等地。但如果去除关税因素，我国的制造业优势仍然强劲。

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全球化不是“去中国化”，而是实现一个多元化布局，即我国+1的战略存在。

如果考虑到人口和劳动力成本的话，那么更遥远的未来，低端制造业的转移，也是必然趋势。成为世界工厂不是目的，让人们的收入生活水平更高，那才是目的。

基于这一点，制造业的升级和转型，也就显得极其必要。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