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寂很久之后，最近衡水中学又跃上头条，还是因为“清北率”。这次是因为下跌，2025年衡水中学的清北录取人数从巅峰时的275人骤降至不足50人。

其实，衡水中学的录取率始终是需要辩驳的，一直是云里雾里，令人难以置信。基本事实是，往年发布的清北喜报，是包含衡水中学（公办）、衡水泰华中学（原衡水一中）等多所民办学校的“衡中系”的合并统计，而2025年的40余人则是公办衡水中学的单独数据。

引发这一变动的关键，在于限制跨区招生政策的落地。

2021年6月，河北省教育厅要求，普通民办高中当年跨区招生比例不能超过招生总数的30%，并逐年递减，规定“最迟从2024年开始，民办普通高中只允许在审批地招生。”如果真的严格执行，这意味着衡中的这一指标还将滑落。

一位河北教育界人士说，2004年张文茂刚担任校长时，衡中每年考入清北的人数大约只有12人。这被认为是学校依靠本地生源所能达到的上限。

衡中超高升学率的“神话”，人们看到的首先是“军事化管理”的“狠活”，前胸贴后背的跑步，天天考试测验。还有“掐尖招生”的手段。每到招生季节，周边市县的学校像防贼一样严防死守，不让衡中的人进入。

背后人们看不到的，是它混合公民办体制的招生伎俩：公办的衡水中学，按规定招生一千多人；私立的几所学校，往往是数千人、上万人的大校，因为它同时追求的是拉动经济，是高额学费。衡中的抱负在于它并不甘当一所地区名校，而是走向全国，在浙江、云南等各地广设分校。

据2017年的数据，衡水中学在全国各地办了23所学校，基本上都是和房地产或者大企业合作。因此，衡中每年宣称的几百名清北生，究竟是哪所学校、哪个地区的学生，就是个谜了。

最后，它走向了“国际化”。这就是2021年3月，在纽交所公开上市、作为中国民办高中教育海外上市第一股的“第一高中教育集团”。但它与衡中的关系还是云里雾里，衡水品牌的使用及VIE架构还是一个谜。结果出师不利，股价不断下跌。

2022年11月，公司被启动退市程序，最新市值不足800万美元，较发行价跌去97%。可见，所谓的“衡中模式”，其内涵是非常复杂的，既包括教学模式，更包括办学体制、管理体制，还有教育价值。

其输出的教育价值，从“今日疯狂，明日辉煌”到“土猪拱白菜”，无不充满功利主义的陈腐气息。

最后，它直接坠入“教育产业化”的资本运作，远远偏离了真正的教育！

衡中作为应试教育最突出的典型，多年来它一直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批判的目标。

衡中的几任校长我都认识，一再邀请我前去“指导”，说你都没有去过，怎么就批判呢？我知道，如同俗话所说“如果你正眼瞧他一下，你就输了”。他能让我看的，无非是素质教育的展示，音乐舞蹈机器人等等，也都是靠掐尖和钱堆出来的。至于大多数普通学生的遭遇，你是不可能看到的。

但是，在大众媒体中其实我们已经深刻地看到了。有些事实是突破想象力的。

例如郑也夫教授在《吾国教育病理》中，收录一位衡中毕业的女生回忆，高中三年，她几乎没有脱过衣服睡觉，冬天盖着羽绒服，因为早上来不及整理床铺要扣分。她说像她这样的还不在少数。

更令人咂舌的，是一名教育记者告知，为了提高清北率，不惜动员已被清北录取的学生放弃入学，学校给钱，第二年接着考。有一名学生竟然考了3次，最后上了大连理工大学。

▲令人匪夷所思的前胸贴后背的衡中式跑步

▲一位衡中毕业生与她做过的高中试卷

还有专业的调查。人们通常会以为超级中学毕竟帮助了许多农村学子圆梦，促进了教育公平。然而，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相。而且，就统计意义而言，事实正好相反。北京大学黄晓婷、卢晓东博士的论文，基于招生大数据的研究，按照位于省会或大城市、学生规模大、垄断当地一流生源和教师、“北清率”高这样4个标准。超级中学数量越少，集中度越高，教育生态失衡也越严重。

该文定量分析了2005～2009年5届新生的数据。这84所超级中学5年中被北大录取人数的比例，由2005年的35.4%提高到2009年43.80%，占全部录取计划的40.30%。同时，研究表明，来自超级中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仅为一般中学的1/8。

这验证了超级中学会加剧教育资源分配差异、减少农村学生进入优秀大学机会的判断。这是因为超级中学集中在地级市或省会城市，重心过高、成本过高，从而降低了农村学生获得的机会。

2014年11月3日，我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假如我是衡水中学校长》，涉及一些教育基本问题，希望能形成一场教育大讨论。我的大致意见，是“首先取消50%的清规戒律，允许学生上课转笔、抖脚、靠墙，允许自习课喝水、抬头或者发呆；放宽学生的作息时间，让学生有比较充足的时间穿衣、叠被、吃饭；将学生现在每两周或四周放一天假，改为每两周放假两天；增加学生的户外活动、体育锻炼时间，等等。

总之，将拧得过紧过死的螺丝先放松两圈。”“按照国家对公办高中办学规模的要求和接收‘三限生’的规定，逐渐缩小学校规模，使之回归成为一个比较正常的学校。”“我还会借鉴其他农村学校的经验，向改革要效益。

事实上，很多缺乏资源的农村学校，都通过实行学生主体课堂、高效课堂的教学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佼佼者如山东的杜郎口中学、山西的省级示范性高中新绛中学。”

现实却很冷酷，还没说几句话，人家就动粗了。当年11月5日，衡水中学官网发表了自称是学生家长胡子宏的文章，标题是《杨东平要是衡中校长，就该给他几个耳刮子》。百度一下，作者是河北省作协会员，邢台市文联干部，并非黑社会人员，为何却如此暴戾？

更令人震惊的是衡水中学居然堂而皇之地将此文挂在官网上，保存了较长时间，一副很受用的样子。

难道学校不觉得这种行为是可耻的、有辱斯文的？难道学校没有法律顾问，不知道这样的人身攻击要承担法律后果？衡水中学在给我们上课，将它的面目暴露无遗！

2017年12月，研究院公开发出《关于对衡水中学等超级中学涉嫌违规办学开展专项督查的建议》。再次向教育部建议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衡水中学、衡水一中长期违规办学问题，并责成河北省教育厅公布整改结果。认为以衡水中学为代表的超级中学办学模式，正在对我国基础教育产生恶劣的作用。

超级中学的野蛮生长、不择手段地打造升学政绩的行为，加剧了应试教育，破坏了区域的教育生态。但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教育政绩，对此眼开眼闭、甚至推波助澜。制止这一行为的关键，是督促地方政府依法治教、依法办学。

疫情前，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试图为衡水中学洗白的“歪风”，邀请郗校长出席各类论坛，将衡水纳入名校行列。他们的说辞是：需要与应试教育“和解”。这里当然也有对农村学校、农村学生的同情和理解，这是无疑的。

可以说大多数超级中学，包括著名的黄冈中学，它的创校校长都是农村教育家。当年他们千方百计地使学校摆脱困境，成为一所好学校。区别在于学校“好起来”之后走什么路，是“做大做强”，压迫学生、无限制地追求升学率还是怎么样。其实，李金池、张文茂、郗会锁这三任校长我都认识，一起开过会、做过电视节目。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仅此而已。

在农村学校，我们见识了一些堪称教育家的真正优秀的校长。例如江苏洋思中学的蔡林森，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创立了“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启发式教学模式，将一所普通的农村初中办成了全国名校。2006年他从洋思中学退休后，加盟河南沁阳民办的永威学校任校长，“以三流的生源赢来一流的质量”，缔造了“永威传奇”。

山东省杜郎口中学的崔其升，同样身手不凡，将一所濒临倒闭的乡村学校改造为三面黑板、以学为主的名校，佐藤学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他们难道不是更值得宣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