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教师群体普遍面临繁重的工作负担：备课授课、批改作业、管理班级、迎接检查、家校沟通……他们的时间被切割成无数碎片，身心不得不在多重角色间频繁转换。随着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为其减负减压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我始终认为，如果教师不快乐，我们很难教出真正快乐的学生。这一点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并认同。但反过来说，如果学生不快乐，教师又如何能够快乐？同样地，如果家长不快乐，孩子也难以获得真正的快乐。如今，随着微信等通讯工具的普及和校园开放政策的实施，家校关系变得更为直接紧密，不再像过去那样仅通过孩子间接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家长和学生群体不快乐，教师又怎能独善其身？

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循环系统，各方相互影响、彼此牵动。简单地试图让教师快乐，未必能让孩子快乐；仅仅从教师自身寻找快乐的根源，可能也不够全面。我们还需要关注家校之外的社会舆论等环境因素。如果这个环境出了问题，那么校园的围墙也无法围出一方快乐的净土，教育良性生态环境很重要。

教师压力从何而来？

从非专业视角来看，教师压力主要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事务性压力，源于繁杂的工作任务所带来的身心俱疲；其次是能力性压力，即虽明晰工作标准却难以达成的无力感。当陷入这种无奈与困顿的境况时，个体便会承受巨大的精神重负。

然而通过横向职业比较，中小学教师职业在理论上不应成为高压领域。若论安全责任，民航机长承载着数百人的生命安全；谈及校园安全，实属小概率事件。若论业绩考核，企业员工的考核体系更为严苛；若论劳动强度，科研工作者的脑力消耗与建筑工人的体力付出都更为显著。我国社会传统观念中，教师始终被视为理想职业——工作环境稳定舒适，享有寒暑假期，理应属于相对轻松的职业范畴。那么为何现实状况与理论认知形成如此反差？

值得深思的是，教师职业准入机制存在特殊现象。相较于飞行员选拔需经过严格心理素质评估，教师行业除高考分数外，缺乏对从业者特质匹配度的甄别机制。这种准入标准的缺失，导致许多从业者在入职前严重低估了职业难度。他们往往基于"教师是光辉神圣职业"的片面认知，而非对职业实质的清醒认识选择从业，这种认知偏差为后续的职业适应埋下隐患。

新入职教师面临的压力尤为显著，这主要源于两个维度：其一是心理预期落差。许多师范生在就业前仅接触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业光环，却未认知到需要处理家校矛盾、应对行政事务等现实挑战。其二是专业能力准备不足。师范教育体系尚未系统培养教师处理复杂教育情境的能力，例如当面对全班学生的负面情绪时，教师既需要保持自身情绪稳定，更要具备转化群体情绪的专业能力——这种核心素养恰恰是当前教师培养体系的薄弱环节。

当前师范大学的培养体系，其课程多集中于教育思想、各种理论与理念、教学法、课程论及教材研究等内容。这些知识虽然可以在入职前掌握，但若未站上讲台、未接触学生，往往难以深刻理解。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大学教育还是职后培训，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帮助教师成为有趣的个体。如果教师本身缺乏趣味，学生又怎能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这种无趣最终会形成反噬，使教师愈发沉闷。比如我在学校找人打球常常遇到困难，很多人什么都不会。因此我在招聘时首先关注教师有什么爱好。如果一位女教师连逛街都不喜欢，我恐怕不会录用。教师需要具备一定的生活情趣，才能与学生朝夕相处三年而不生厌倦。我期待师范大学能将学生培养成丰富有趣的人。唯有自己拥有有趣的灵魂，才可能成为塑造灵魂的工程师。这也是教师减轻工作压力的原动力。

所以，针对压力缓解，从教师个人层面来说，建议从两个路径着手：其一是自我调节能力的培养。这与所有职业人士面临的共性需求一致，需要通过运动、休闲等个性化方式建立压力释放通道。其二是专业能力的持续提升。以家校沟通为例，当处理学生沉迷网络、同伴冲突等典型问题时，教师能否提供令家长信服的专业指导？正如患者对资深医师的信任源于其专业权威，教师同样需要通过展现教育专业素养赢得家长尊重。当教师建立起超越学生、家长乃至教育管理部门的专业自信时，便获得了抵御职业压力的坚实基础。

为教师减压，校长可以做什么？

作为一校之长，我始终相信，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只要真正付诸行动，我们完全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教师撑起一片更从容、更受尊重的教育天空。以下是我在实践中的几点具体思考：

第一，坚持依法办学，不随意安排加班补课。如果教师能享有每周两天休息、每年三个多月的寒暑假，压力将大为缓解——这本是教师职业应享的福利。第二，以专业判断和工作安排，为一线教师阻挡外来形式主义事务。我担任校长的第一天，我的师傅就告诉我：校长应该像筛子，筛孔的大小决定了教师承受教学外事务的多少。这些事务完全可以由他人处理，或通过其他方式完成，不必全部压在教师身上。同时，校长还要做专家，只要教师行为得当、未违法纪，有些教师难以处理的矛盾，应该由校长出面解决。校长及领导部门应当承担起这样的职责，为教师遮风挡雨。第三，尊重教师职业的文化属性。文化需要闲暇来滋养，如果大学教授需要坐班打卡，大学就不再像大学。中学教师是否可以不坐班？我校仅要求两点：有课必在，重大集体活动必到。其余时间可以自由安排——为什么不能去星巴克备课？晚到五分钟又何妨？教师不是流水线工人，知识工作有其独特的特点。第四，避免仅按成绩分数发放绩效与奖金。教育是育人的工作，班级成绩的好坏并非全由教师决定。尤其不应将奖金集中于毕业年级，学生的成长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教育成果不独属于初三或高三教师。我们应当重视过程而非仅仅看重结果。这四件事，校长完全能够做到。

教师往往无力改变现状，但校长却有能力通过具体行动改善教师的生存状态——关键在于是否愿意付诸实践。当我们无法依赖外界的帮助时，一个人终究要靠自己。以大学为例，大学难道不追求成绩吗？但为什么大学不会随意增加课程或组织补课？如果有大学校长提议周六上课或取消寒假，这一要求很可能无法推行，甚至出不了办公室。

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有时过于委屈自己，把自己看得太轻。如果我不去上课，学校怎么可以随意占用我的周末时间？哪个校长敢因为教师拒绝周末补课而予以开除？这是不可能的。坚持不参加补课，周末正常休息，学校又能如何？所以，不能全怪别人，我们也要反思自身的问题。如果我们选择顺从，就成为这种不良风气的助长者，即便被动，客观上也在助长这种风气。事实上，有不少教师对补课乐此不疲，甚至有些教师或家长主动要求补课。那么，这究竟应该归咎于谁呢？今天家长抱怨孩子太累，责任在谁？如果不补课反而引发不满，又该怪谁？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是完全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