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1957年4月-），现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有删改

与创新能力同样重要的大学能力

一所大学的创新能力往往决定了其研究的高度。然而，与创新能力同等重要的是大学的守成能力。

这种守成能力是否强大，直接关系到一所大学能否形成独特的传统、特色以及核心价值，并决定它是否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一些历史悠久的名校地位逐渐下降，甚至失去了原有的辉煌，并非因为它们的创新能力减弱了，而是由于守成能力的缺失。

守成对大学而言具有三大重要意义。首先，并非所有学科都以创新为衡量标准。对于某些学科而言，培养学生的守成意识比创新能力更为关键。例如法律学科，法科学生首要的能力是维护法律的尊严，而非变革或创新法律。类似地，宗教、道德、伦理等学科的水平更多体现在守成能力上。

其次，守成对大学传统的延续至关重要。对于优良的传统来说，盲目创新可能带来破坏性后果。在传统领域进行所谓的“创新”，实际上是在摧毁传统本身。

最后，守成需要大学具备超越创新的勇气。大学精神是高尚且圣洁的，但常常受到世俗、功利主义甚至公共权力的侵蚀。为了抵御这些外部压力，有时甚至需要守成者付出牺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创新能力是大学的灵魂，而守成能力则是大学的根基，两者缺一不可。

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理念

现代大学制度是以大学功能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套体系，旨在确保大学各项功能得以实现。这一制度起源于1810年创立的洪堡大学，其两大基石是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明确了大学校长权力对师生的界限，而大学自治则划定了政府公共权力对大学的边界。

蔡元培先生深受洪堡大学精神的影响，他将“学术自由”进一步发展为“思想自由”。他的就职演讲后不久，欧洲学者便评价道，虽然当时的中国尚未拥有一流大学，但已出现了一流的校长。

大学自治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政府管理，而是强调大学主要向法律负责，只做法律允许的事情，而不必事事向政府汇报。

现代大学制度需明确三层关系：

第一层是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政府应如何对待大学？是管理、监督还是赋予自治权？这是大学制度设计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民主发展的进程中，基层自治是一个重要基础，涵盖城乡基层组织如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企业自治及事业单位自治，大学自然也应包含其中。

第二层关系涉及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即社会资本对大学的影响。大学意志是独立形成的，还是由出资方决定？现代大学制度通过建立学校法人制度解决了这一问题：一旦出资人的财产进入学校，便成为学校的资产，大学意志独立于资本控制之外。

第三层关系聚焦于大学内部，需要厘清决策权、管理权、学术权与监督权之间的平行关系。每一项权力都应得到其他三种权力的尊重，任何一种权力都不应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更不能替代或侵害其他权力。

现代大学制度的价值取向在于追求自由与真理，其原则是民主管理和人人平等，形式是遵循契约自由原则的办学章程，目的是保障教师的学术自由和学生的受教育权，特点是扁平化结构，即学生、教师与校长地位平等。校长的管理手段应基于依法依章办事，采用协商与说服的方式动员和组织大家共同迈向目标，而非依赖科层制或强制命令。

中国大学的行政化困境

中国大学偏离大学精神的表现包括世俗化、功利化、工具化和行政化，其中行政化问题最受关注，也是对大学本质损害最大的因素之一。

大学的本质在于学术、知识与真理，然而当其本质被异化时，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如今，大学已从“知识共同体”逐渐演变为“经济共同体”（各校纷纷创办公司）、“利益共同体”（各学院创收，教师兼职）以及“社会共同体”（承担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职能）。

欧美大学校长肩上的责任仅限于学术事务，而中国大学校长却要同时肩负四重职责。我们正以超负荷的状态追赶那些轻装上阵的世界名校。

大学行政化的具体表现如下：首先，在价值观方面，从“只服从真理”“学术至上”的单一价值观念，转向“管理至上”“利益至上”“数量至上”等多元价值观。坚守“学术至上”的教师人数减少，其在学校的地位也逐渐边缘化。

其次，学术资源配置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院长几乎掌控了学校的所有资源，教授和教师则沦为被配置的对象。为了获取学术资源，教授们争相竞逐行政职位，这种现象并非大学自身发明，而是模仿行政部门的结果。

再次，大学组织结构向地方党政关系靠拢。领导班子成员间的关系被模式化为“一把手”“二把手”等层级，通常表现为先党后政、先政后学、先管理后学术的现象十分普遍。

第四，工作机制呈现行政化特征。科层制取代了大学原本的“扁平化”结构，组织机制以上下级关系和管理关系为核心。党管政、政管学、机关管学院、院长管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管学生，使得大学更像官府而非学府。

第五，在大学文化层面，“民主”“自由”“独立”“真理”“思想”“个性”等核心价值逐渐被“管理”“统一”“完成”“领导”“贯彻”等词汇取代。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教师的“尊严”和学术的“权威”都要让位于“管理者”。

第六，大学行政化的最大体现是承担了不应承担的社会职能。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子女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转嫁给了大学。去行政化首先应剥离这些不该由大学承担的政府职能。

第七，大学及其校长也被行政级别化。

高校科研体制的现状与改进

当前中国高校的教学与科研体制主要造就了两类人：一类是“擅长申请项目的教师”。他们全力以赴争取项目，但目的仅限于通过科研经费和论文发表满足职称晋升或考核的形式要求。这种科研被称为“无效科研”。尽管中国的科研经费投入逐年增加，总额已超过日本，但创新成果与经费投入之间并不成比例。

另一类是“擅长考试的学生”。这类学生只会死记硬背知识，缺乏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实践能力，一旦进入社会，各种不适应症状便会迅速显现。

“重理工轻人文”“重数量轻质量”“重论文轻应用”“重专利轻转化”“重形式轻内容”“重经费轻成果”的“六重六轻”现象普遍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科技评价标准和人才评价体系的不科学。

为实现从数量标准向质量标准的转变，可采取以下措施：（1）以影响因子作为评价依据；（2）以引用率作为评判标准；（3）以对生产力的实际贡献为评判依据；（4）以社会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为评判依据；（5）以是否形成学派为评判依据；（6）以是否能够流传后世为评判依据。

建设德性与特色的大学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一项远大的愿景。但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我们需要让大学重新回归大学精神，使其变得高尚并赢得尊重。

一所受人尊重的大学首先应彰显其德性。大学之大，首在大德，大学之学，重在学统。集大德与大学问于一身且能代表学统的人被称为大师，他们是世人的楷模，学问的源头。

师德决定校德，也影响生德。大学的德性不同于世俗，它首要的任务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促进国家富强。大学若陷入功利与世俗，便会失去德性，从而难以获得尊重。

受人尊重的大学还应彰显其思想性。思想的高度决定了大学的高度，有思想才有真理。社会的进步依赖科技，而社会的方向则依赖思想。富有思想的大学才是令人向往的。

受人尊重的大学必须彰显其创造性。大学是青春与活力的象征，每天都有新的创新成果涌现。创新是大学展示自身水平最重要的方式，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

受人尊重的大学还需彰显其特色性。特色是大学的魅力所在，只有具备特色才能体现价值，避免被忽视或替代。特色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两种，前者包括学风、传统、文化和制度，后者则体现在学科实力上。

所有世界著名大学都以其学科特色闻名。因此，提升学科水平与特色是办出高水平大学的关键。

将德性、思想性、创造性和特色性融为一体，便是我们所追求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必然受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