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资本局原创

近日，有消费者告诉红星资本局，其在中介的指导下租机套现，总租金超过1.3万元的手机，其实际到手4000多元。另一名受访者表示，其弟弟在20个平台租了22台手机，总租金超过28万元，剩余未还的租金约20万元。

红星资本局调查了解到，中介在“租机套现”的过程中，扮演着引导用户的角色。有中介称，公司和租机平台有合作，若用户成功租机，平台会给公司返点；同时公司和回收商也有合作，赚取回收手机的差价。

律师介绍，中介引导用户套现的行为很可能涉嫌变相放高利贷。在租机套现模式下，中介以租机为幌子，用户虽未直接支付高额利息，但承担了远高于手机实际价值的租金，用户通过套现获得的金额与需支付的租金严重不对等，这与高利贷通过高额利息获取暴利的本质相似。

2月20日，李云（化名）告诉红星资本局，2024年9月，她没钱还2万元左右的网贷，打算以贷养贷。她浏览了一些网贷平台，因为资质不够没有借到钱，但是接到了租机中介的电话。中介告诉她，租机不需要审核个人征信报告，可以先把手机租下来再卖出去，解决燃眉之急。

李云说，一些平台需要客户租机时缴纳押金，或者在首次付款时缴纳第一个月和最后一个月的租金，她没有钱，中介就先给她转一笔钱去交给平台。等中介将手机卖出去后，再将这笔钱扣除，剩下的钱就是她实际套现的钱。

她以自己租过的iPhone 15 Pro Max（256G）为例，首期租金2080元，意外保障698元，中介将首笔费用2778元转给她，这部手机最后卖了7000元左右，李云实际套现的钱就是4000多元，而总租金为13498元。也就是说，李云套现的金额约为总租金的30%。

快速套现后，李云仍需面对每个月的租金，她只能继续租机套现。李云在一个中介那里租了七八台手机，在另一个中介那里租了十多台手机。

李云说，有时是平台将手机寄给她后，她再寄给中介；有时是直接填中介的地址，平台将手机寄给中介。截至目前，李云租的手机统统逾期，她还有约17万元的租金没还。

手机租赁一般分为“租满即送”与“到期归还”两种。在到期归还的模式下，手机已经被中介卖了，用户还需另外支付“买断费”。李云以优品租上面的iPhone 15 Pro Max（512G）为例，还完全部租金7226.79元后，还需支付7299.65元的买断费。

和李云一样，叶婷婷（化名）的弟弟也因为租机套现而债台高筑。2月20日，叶婷婷告诉红星资本局，在2024年11月，家里就发现弟弟在一年内租机套现欠了17万元租金，涉及十几台手机，当时替他把钱全部还了。三个月过去，今年2月14日，她们再次发现弟弟租机套现。

叶婷婷发来的账单显示，弟弟一共在20个平台租了22台手机，总租金超过28万元，剩余未还的租金约20万元。从账单来看，单个手机的租金均超过了1万元。

叶婷婷说，弟弟自己都不记得套现了多少，最开始也是接触到租机中介，中介同样替他垫付一两期的租金，后来越来越多的中介给弟弟打电话加微信。叶婷婷说，目前家里还没有帮弟弟还这20万元，只是将弟弟在某平台租的iPhone 16 Pro Max（256G）的买断价格从9865元谈至4500元并结清。

上述采访中，中介均在租机套现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日，红星资本局以租机者身份接触了两名中介。

2月21日，中介王女士称，芝麻信用分在600分以上就可以租机，“不看征信，操作简单，3-5分钟即可，只要今天通过，回收商立马打钱给你。”王女士还称，如果平台问起用途，就说自己需要手机，“不要说是为了套现，问你还款能力你就说‘好’。”

王女士让红星资本局通过支付宝的爱豆租机小程序，租赁iPhone 16 Pro Max（512G）。王女士说，若当天审核通过，回收商会在收到手机之前转5000元，分为两次，第一次先转首期租金，等平台发货单号出来后，再转剩下的钱；回收商收到用户寄来的手机后，再转尾款。

2月23日，另一名中介张家慧（化名）告诉红星资本局，她在一家租机中介公司工作了一个多月，看到客户最多租了30多台手机。

张家慧说，当时，她并不需要自己寻找客户，公司会给她提供一份名单。张家慧说，一些人经常浏览网贷平台或者租机平台，填写了个人信息或授权手机号登录，这些人便被汇总成一份名单。公司买来这些名单，她每天就坐在办公室打电话，如果对方需要租机就加微信，通常一天下来能加上几个人。

加上微信之后，张家慧便给各个租机平台引流。张家慧说，公司和多个平台合作，数量达到数百个，但她并未透露公司合作过的具体平台。张家慧称，客户租下手机后，平台会给公司返点，一部手机通常返点两三百元。

除了返点，中介公司的第二笔收入来自回收差价。张家慧以一台iPhone 15 Pro Max（256G）为例，公司报给租机者的回收价是6800元，而这台手机公司能卖约7600元，回收差价就是800元左右，再加上平台的返点，公司最后的利润约为一千元。

中介公司又是如何将手机卖出去的？张家慧说，公司和回收商也有合作，客户收到手机后，再将手机寄给回收商，不过她并不清楚公司和回收商的具体合作方案。

平台在租机过程中如何进行审核？李云说，平台大多审核不严，一般是平台的工作人员加上微信，提交芝麻信息录频或者通过腾讯会议就可通过审核，并没有要求个人征信报告。

红星资本局了解到，支付宝和微信作为信用租赁的核心入口，聚集了大量用户基数大、审核便捷的租机平台。在审核上，各家平台的标准不一。

八戒租客服人员表示，手机均为平台自营，平台审核不查征信，审核主要考察用户的芝麻信用、免押额度等。优品租的客服人员称，平台审核需查询用户的征信，若芝麻信用额度够则可以全额免押。

2月25日，爱租机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资本局，平台的审核是按照支付宝的《租享行业管理规范》（下称《规范》）设定。红星资本局注意到，该《规范》要求，严禁租赁商户放任同一用户进行不合理的重复下单行为，或者向用户提供超出其消费能力的租赁服务。

在价格方面，爱租机小程序显示，iPhone 16 Pro Max（512G）若选择到期买断，总租金为7766.33元，到期买断费用为7679元，合计15445.33元，而iPhone官网上这台手机的售价为11999元。

左为爱租机支付宝小程序；右为人人租支付宝小程序

租机总费用高于手机原价是否合理？爱租机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资本局，平台商品的价格都是按照《规范》设定。该《规范》注明，租期大于90天为长租，长租商品年总租金+转销售金额不得超过商品官网价格的130%。iPhone 16 Pro Max（512G）官网价格的1.3倍为15598.7元，这只比爱租机上的总费用高153.37元。

对于租出去的手机被用于变卖套现，平台是否知情？2月26日，爱租机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资本局，相关信息不方便透露，涉及到公司机密。

早在2018年，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曾指出，在各类“马甲”现金贷平台中，以手机回租形式放贷的平台最猖獗，大多目标客户锁定大学生，利率畸高，一般年化利率在300%以上，个别甚至超过1000%。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2024年7月，上海市公安局发布消息，侦破首例以“手机租借”名义实施非法放贷的非法经营案。

在该起案件中，市民姜女士急需用钱时被“贷款中介”吴某声称的“无抵押、不看征信、快速放款”等承诺吸引，先后从10余个类似“租机平台”上租得手机并套现14万余元，但在3个月内需要偿还的“租金”已高达42万余元。

警方介绍，对租机商城、贷款“中介”及手机回收人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来评估，发现收到借款的人和租机平台的真实愿望都不在于实物手机，而在于现金。综合研判，这就是一起披着出租手机赚取租赁费用的合法外衣，实际变相高利放贷的犯罪行为。

在此案的侦破过程中，警方还循线发现了其他多个类似的租机贷平台，这些平台之间往往会共享“客户”，通过“中介”诱导同一借款人在不同平台租机，从而实现大额放贷目的。

2月26日，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告诉红星资本局，中介引导用户自己套现的行为很可能涉嫌变相放高利贷。付建说，在传统的高利贷界定中，往往以利息过高作为主要判断标准；而在租机套现模式下，中介以租机为幌子，用户虽未直接支付高额利息，但承担了远高于手机实际价值的租金，用户通过套现获得的金额与需支付的租金严重不对等，这与高利贷通过高额利息获取暴利的本质相似。

付建进一步强调，中介并非从事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能从事发放贷款的业务，这种向不特定对象发放高利贷的行为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使得租机业务脱离了正常轨道，变成了非法资金借贷的手段，中介涉嫌构成非法经营罪；如果平台与中介串通，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则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共犯。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告诉红星资本局，如果中介或平台在明知租赁成本畸高的情况下，劝导消费者以租赁为方法，但实际上并未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使用，而是以卖机、套现等变相借贷，那么这种情形不构成融资租赁，而构成变相高利贷或非法借贷行为。

对于中介与平台的关系，赵良善解释，如果租机平台明知中介以此牟利，仍为中介违法提供便利，或以某种方式展开合作，则中介和租机平台构成共同违法行为。

赵良善建议，若要解决这一乱象，需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以确保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加大对违法中介的打击力度，因为多数用户都是被诱导或操控进行有关租机操作，一些中介实际上是给用户挖好陷阱；另外，加强审核和普法，降低用户被骗可能性。

原标题：《“租机套现”藏高利贷陷阱：有人租20多台手机，背债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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