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当代中国社会，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始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 从学龄前儿童的早教 “军备竞赛”，到职场青年的学历 “内卷”，“竞争” 似乎成为贯穿人生各阶段的关键词。为何会出现“内卷”？为何“考试改变命运” 的观念历经千年仍根深蒂固？今天，一读EDU（ID：yidu_edu）与您分享汕头大学原副校长王伟廉教授的一篇文章。文章深入剖析现代社会“隐性等级制度”与教育内卷的内在关联，并结合社会公平、教育结构改革等现实议题，揭示中国教育竞争背后的文化基因与制度困境。文章不仅试图解答 “为何竞争激烈” 的深层动因，更引发对“如何破局”的理性思考。或许，答案不仅存在于教育本身，更藏在对社会结构、文化基因与制度创新的系统性反思之中。

作者简介：王伟廉，男，1952年3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市，籍贯湖北武汉市，中共党员。曾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厦门大学学位与学科建设处处长、厦门大学党委委员、人事处处长、厦门大学党委委员、教务处处长、汕头大学教务处处长、人力资源总监、汕头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副校长等职。

几年前，我曾就题目上的问题求教过一位年长的历史文化学者。求得他的同意，我做了录音。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以飨读者。（经这位学者授权，并根据其要求，对其中一些内容作了删减和适当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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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你问我，现在中国教育就喜欢竞争并形成竞争式学习的氛围，如果从历史文化角度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认为至少其中主要原因，就是自古以来，等级制度深入人心，三纲五常深入人心、市井攀比深入人心的先天缺陷的结果，我把它概括为 “三个深入”，下面就展开聊聊。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时间特别长，而封建制度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等级森严。这种等级制度把人在社会、家庭以至官场中的地位或身份，都划分为不平等的几个级别，代表性如“三纲五常”：君为臣纲是权力和权利的不平等；夫为妻纲是婚姻中男女的不平等；父为子纲是家庭中两代人的不平等。这三种不平等到了社会上，就变成攀比的依据之一：你家有大官，我家没有，我不如你，反之我就比你有优越感；你家生女我家生男，我比你强，反之我抬不起头；你家子孙不孝，我家有孝子，我就有资本看不起你，反之，我就没脸见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三个深入”逐渐演化，到了近代，就表现为因财富与权力的不一样而引发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更被制度化了，从而形成了显性或隐性的等级制度。

社会上的“隐性等级制度”实际上把人也分为三六九等，而衡量的标准其实就是两个字：权和钱。

那么这种不平等状况在封建社会里有没有一些改变呢？封建社会中，只有一个后来才被发现的似乎公平的办法，就是科举制度 。（关于科举制度的产生时间，史学界有争论，我个人认为大约是在隋唐时期）人们只能靠它来改变命运。而科举考试就是典型的竞争式考试，也是一种选拔方式。所以，自从有了这种延续了一千多年的选拔制度，“考试竞争”就成为国民性格中的一个细胞，并从此繁衍生息。

科举考试的本质是“改变身份”。金榜题名并不只是一种荣誉，因为如果只有提名的荣誉而不改变你的身份，那科举制度恐怕也活不了太长。因此， 只要“改变身份”的本质不变，那么，考试竞争就会是常态。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你说的都是封建社会的事，今天应该早就改变了吧？对这个问题，我只能说，肯定有所改变，但有些封建时期的残余等级观念在今天人们的意识中仍然没有消除，甚至还很顽固。这一点从当今很多自媒体播放的短剧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些短剧的主题绝大多数都离不开“身份”二字。故事总是从一个刻意隐瞒身份或暂时不知道自己身份 的人（诸如首富千金、少爷或某家庭有权势之人遗失的后裔）开始，中间经历了各种悲催故事，最后恢复或亮出身份才有了圆满结局。除了身份，“三纲五常”也被不断演绎：短剧的主题中只要涉及到婚姻，多半都与包办婚姻有关，而这些包办者已然 “突破” 了父母包办的 “束缚”，很多剧情里都是由爷爷奶奶“包办”，为孙子孙女定下婚约。这显然已是“爷（奶）为孙（女）纲”了（此话一出，二人皆笑出声）。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大体就是那个时代的意识的反映，即使是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按照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来看，也都是那个“当代”中意识的反映。因此不难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今天的思想意识中，残留并“生发”出来的等级意识和身份意识等封建思想仍然十分牢固（当然绝不限于此）。难怪有不少思想家甚至政治家提出这样的主张：我们最需要革除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是封建主义思想。

今日教育中的竞争，从本质上看，其目的或“驱动力”同样是为改变身份。仅以户口的变化为例，农村户口的可以改为城市户口，小城市户口的可以换成大城市户口。与古代科举类同的是，在当今，那些户口没有必要变化的，仍然可以通过考试改变收入情况、改变衣食住行以至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做官”。所以， 只要有“差别”存在，就有教育竞争，而差别越大，竞争也就越激烈。国人还给这种竞争的极端——恶性竞争——起了一个简称：卷。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因为通过恶性竞争胜出的人，当今社会上也不一定能改变命运。这是因为，或者“僧太多”，或者“粥太少”。所以， 今天要想破除“卷”，就不只需要减少差别，而且也同时要造出更多的粥！除了“造粥”，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某些“僧”是不是也太多了？例如硕士博士真的需要那么多吗？这个问题不是我的专业，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所以我只想说，仅仅只根据人才的正态分布曲线来看，本来硕士博士只是曲线一端占比不多的人，现在硬是往曲线拱出来的部分大步拓展，那么结果只有两个： 要么质量必然下滑，要么求职者大大多于那些本来需求硕博人才的岗位。这两个结果不多不少，都是加重“内卷”的罪魁。当然这也有一个“好处”：高层次人才培养数字上的增加，会让人有“教育强国”的错觉！

说到“三大差 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其实目前还没有消除甚至还没有基本消除。由于无论从居住条件、迁徙自由还是从资源配置、活动空间等等来看，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差别”，说得深刻一点，就是一种谁都希望消除但又好像总是消除不了的不平等。不可否认，我们在消除城乡差别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城镇化率已近67%，而且我们只用了75年。美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今天的境况（已超80%）用了足足170年。（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我国城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发达地区中小城市人口日益减少，而发达地区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大城市病严重。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与教育内卷之间有什么关系，但肯定是有关系的。）不可忽视的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明显且多样的。最明显的就是贫富之间的差别，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明显差别。而 社会越是不平等，考试竞争就越激烈。而且，考试的竞争也会“泛化”或“传染”到教育内的其他领域甚至教育以外的领域：教育内的如到处都是清一色的竞争式学习， 如喜欢搞各种排名；教育外的如人们从小就被卷入到社会上的各种等级划分之中又不断地努力冲向比本来等级更高的等级。这种“等级”可以是工资和财富，可以是官位，甚至也可以是为国企打工还是为民企打工之别。如果你不想被这种恶性循环“卷入”，那你很可能一辈子都改变不了自己的身份。我猜想，这种不得已的“卷入”竞争，和即使特别善于卷入，最后都不一定能改变身份的窘况，不会就是“卷”字的真正涵义吧？

“身份意识”在学术界也特别浓厚，特别是，学术界里的“官位”高低居然也可以成为表明身份的象征。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学术界好像就披露过一种现象，就是在一些人的名片上，把某个学术界的职位——比如某研究所所长——一定要加上一个括号，里面写上：正处级！还有更离谱的，寺庙和它的和尚，都可以弄出“处级寺庙”、“科级和尚”（此时我插话说： 最有特色的是，学术界有些表示工作内容的称谓，例如博士生导师，也成了一种表明等级的身份，是博士生导师的教授身份似乎就比不是博导的教授高一等。有一年我们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上，朱九思先生曾私下跟一些与会者聊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真是太可笑，他还说，全世界都没有这么做的，并就此写了一张字条托人给教育部带话，希望改变这种状况。这事促使我后来名片上就不再印这个“头衔”了。可是有一次到外省开其他学术团体组织的会议，偶然听到会务组在给参会者预订返程火车卧铺票时的一段对话，其中透露说，除了学校领导职位外，教师系列中教授的订票“排序优先原则”就是按照博导、硕导、普通教授这样的“身份”和“级别”来确定。就是说，如果卧铺票有限，或下铺有限，就先满足博导，以此类推，而不管你年龄以及身体健康情况如何。自那以后，我也只好把“博导”又重新印在名片上。而且至今在发表文章时，“作者简介”中依旧不忘写上“博士生导师” 这个“头衔”。…… 说到这里，我们俩笑了好一阵子。）

你说的很有代表性。显然， 我们不仅没有完全消除原有的身份意识和等级意识，而且还在人为地“创造”着新的“身份”和等级以及由此而来的身份意识、等级意识。近年来的“反五唯”中的“唯帽子”，是一种知识分子中的等级制度。如今“帽子”多到统计起来都费劲的程度。昨天看到北大教授写的一篇文章，揭示出一些 “帽子教师” 薪资是普通教师薪资的三倍还多。我记得建国初期直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高等学校的教授、副教授是分了六个等级的，一级教授的月薪大约300元多一点，六级副教授是150元，差距也就一倍。所以给人一个印象，就是等级差别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有一定差别的确有推动做好工作的作用，也是对贡献多的人的肯定。但如果等级扩大太多，是不是就会适得其反？我对此没有研究，但从目前高等学府创新性成果并没有增加的情况判断， 至少这种等级扩大并没有带来创新成果增加的结果。

等级划分不仅在人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还渗透在学术领域，有些等级显然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例如刚才说的，硕士生导师就不如博导响亮且待遇上也会不同；科研奖励、科研项目也分等级（此处我插话：国际上的有名的大奖，如诺奖、菲尔兹奖、图灵奖、普利策奖等都没有等级吧？）对，我们不仅各种学术奖励都有等级，甚至连学科都让人有等级不同之感，例如有的二级学科的研究者总是想办法把它“提升为”一级学科，而像有的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就好像没有人家学科研究者那么有底气，甚至觉得，不把研究领域“提升”为学科，就没有面子……

正是由于有这种“前赴后继”的等级观念和身份观念，人们为改变身份或为向更高等级进发，教育上的这种恶性竞争就不可避免了。那么，怎样才能彻底改变呢？恕我直言，上面所说的社会中的各种不平等如果不彻底消除或至少基本消除，教育中的恶性竞争状况就永远不会彻底改变。当然，我认为，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还是可以大大缓解这种教育上的恶性竞争的。社会方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改变“僧多粥少”的状态，生产出更多的“粥”，而且这些“粥”必须相对公平地分配给人们。教育方面我是外行，但我觉得在现有条件下可以努力改变的东西还是有一些的，你说是不是？

（此时这位学者请我给出一些建议，所以我就插了以下一段话：您说的很对，比如从教育结构上，我们针对中国传统上的等级观念严重侵蚀教育结构的事实，就可以采取 “少分段多分枝”的基本方针。这种提法来自民国时期的一位教育家，大意就是，由于我国文化中的等级观念严重这一特点，我们应尽可能减少教育中的等级或层次划分，例如我们现在高等学校中的专科层次和本科层次。而 尽可能为不同类型的学生多开辟各种适应他们需求的教育类型，例如学术型、应用型、职业型、创业型、自我完善型等等。我们现在教育结构的情况，是分枝、分类不足而分段、分层有余。而且 经常把“枝”的教育办成了“段”的教育，典型的就是把“普职分流”办成了“普职分段”。由于是按照统一考试成绩高低来“分流”的，显然分到职业教育那一枝，就必然被认为是比普通中学那一枝低一个“段位”或低一个层次。此外，上面提到的高等学校的专科和本科最初的设计思想是两种类型教育，结果也因为以统一考试成绩来“分枝”，结果变成了实际上的“分段”（分层），使社会上一直认为专科比本科低一个层次。其实这个问题学界早就提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没有解决好。总之我觉得您说得很对，教育内卷的根源在于社会不平等的存在，所以仅仅依靠教育自身消除一些不平等——例如消除基础教育学校资源上的不平等——是远远不够的， 根本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尽快解决以三大差别为主的各种不平等，在这样做的同时，改变教育的不平等，双管齐下才是正道。）

对，你说的很对。我再补充一下。在有些人看来，上面你所说的这些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那些教育领导者不懂教育。而在我看来，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很多人都一直认为，统一考试是最“公平”的选拔和竞争手段，但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的是，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给不同的学生提供适合他们各自情况的不同的教育，那么当前的统一考试显然达成不了这个目的。而“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这个涉及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管理学等很多学科的浅显道理，为什么却被人们长久地忽视甚至排斥，这却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问题。

关于中国教育为什么竞争激烈，我还有一个不一定正确的看法，就是在文化上，我们的文化中是不是具有鼓励竞争包括恶性竞争的基因？对此我也研究过在文化上有深远影响的犹太人的旧约《圣经》和《塔木德》，我发现犹太人的这两种典籍中，旧约《圣经》极少甚至没有鼓励竞争的内容，甚至后来的新约《圣经》中也是如此。《塔木德》中虽有鼓励竞争的话语，但这些话语鼓励的是提升自己而绝不损毁与自己竞争的对手。 他们的竞争思维，是一种“智慧”的启迪。例如讲到经商，犹太人非常崇尚提升自己而不是压垮对手。例如他们不主张“薄利多销”的营商策略，认为这种策略不仅赚不到多少钱，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因恶性竞争而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他们看重的是基于市场分析的“厚利适销”策略，这一策略不仅能赚更多的钱，而且最重要的是能保护好市场本身的正常运行。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古代的儒道法三大家的典籍，都可以找到鼓励竞争的“名言”。而且在一些文学名著中， 多有赞赏或推崇尔虞我诈以及损毁竞争对手的恶性竞争的“诡计”的描写。所以，今日中国教育竞争激烈是否与我们的历史文化有关，我觉得也是可以讨论的重要话题。此外，与欧洲相比，像东亚的日本、韩国、朝鲜，都受到过中国古代文化影响，好像也都存在过教育竞争激烈的问题，只是这种竞争性的烈度远不及我们。这一点是否能印证我上面的观点，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也曾有朋友对我的上述观点有不同看法，他们觉得，如果说历史文化中的竞争意识或者说基因对当前教育内卷是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为什么解放初期以至后来的一段时间并不想今天这样竞争激烈？对此我只能说，解放初期以至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高等教育的规模小，通过上大学改变身份的诱惑波及的人数不多，加上那时信息传播不畅，这方面的冲击力因此也不明显。当然，对历史文化影响教育竞争这一问题我也并非有很深入的研究，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很大空间，我只是觉得作为历史文化研究者，这个问题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谈话至此结束，以下内容是我的一篇不久前发表的文章的摘录，因与题目有关，所以附在下面供大家一并参考。

02

说句可能伤人的话，认为中国的统一高考制度，（注意哈，这里说的不是“全国统一考试” 而是各种层级的统一考试）是最公平的选拔制度的说辞，恐怕该是重新审视的时候了，因为 这种只从某一角度理解“公平”这个看似很“科学”，却对千百万学生当前健康和未来发展视而不见的认识，本身就既不科学也不人文。

然而当有人质疑这种考试的“公平性”的时候，却很容易被一句“反问”呛得哑口无言。这句反问就是：你觉得统一高考不公平，那你拿出一个替代方案来呀？对此问题，似乎国内还没有一个人能真的拿出替代统一考试的科学方案或方法。至今为止，尽管“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每个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但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却至今似乎无解，因此也没有看到有理有据的批驳。

当然，从某种视角看，统一考试中的统一高考的确比过去曾经的“推荐上大学”要好多了，起码不用或少用走后门找关系，社会风气也变得洁净了一些。还有的研究者对统一考试质疑者的回怼竟然是：难道还要让中国教育回潮到推荐上大学的老路上去吗？显然，这种“理直气壮”的回怼的确曾是维护统一考试的最有力“武器”，然而却少有人去辨别这种“回怼”本身存在的逻辑错误或者说非科学思维，因为这种“回怼”明显是把统一考试与推荐上学两者认为是教育选拔制度中“仅有的”两种方式。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蹩脚的“回怼”却一度无人能批驳。因此，当下的问题在于， 我们理直气壮地在统一考试方式上躺平，不思进取。这件事在认识上显然属于“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其实，批驳这种非科学的现象，并不需要很高深的学识，只要想一想奥运会上举重和摔跤这两项体育竞赛项目是如何操作的就可以了。举重和摔跤竞赛的“公平”，表现在相同或相近体重的人安排在一个组比赛。如果不管你体重多少，“统一”在一起比赛，并宣称“竞赛成绩面前人人平等”（也可称之为“一赛定输赢”），对此你会赞同吗？

而高考的考生， 他们之间不仅在享受教育资源方面存在不小的差异，而且在“体重”（诸如发展的时间快慢和个体之间的类型差异）上也差别很大，此时用一次中考一次高考成绩就作为依据，而且还为此把整个的教育内容都“统一”起来，这本身就是违背科学的。

大家都知道，郭沫若小学时数学成绩好而语文成绩反而不好，谁能想到他后来没有成为数学家反而成为文豪？这些情况，如果从今天国人经历的整个教育与美国曾经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 “钟摆现象” 进行比较，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形容我们的教育：这更像是一种“ 闹钟现象”，而且是停止键不好用，闹铃声停不下来的那种。令人不解的是，这种考试选拔制度为什么长期没有人提出改进意见并实质性地做出了改变？

得知最近统一考试改革方案出台，做了一些调整，考生可以选择科目。这样做当然能稍稍缓解一下竞争烈度，但在根本解决教育资源的公平享有、考生个别差异的合理对待等很多不公平方面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认为， 对这种内卷，大家都把原因归结为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而这种归因也属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个问题实际上既涉及教育的问题更涉及到社会公平问题，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属于与高考公平相配套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者和决策者在进行这类研究和决策时并没有考虑到这种配套改革问题，另一方面，有些配套改革问题目前由于条件限制，也不可能一下子都能解决。对此，笔者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特别谈到，这个问题属于教育改革需要社会大环境配套的问题，但我们的改革在这一点上是严重“缺失”的。（参见《关于教育研究和改革中的 “两个缺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学报 2025 年第1期｡）

以上就是我与那位历史文化学者关于题目所说问题的聊天记录，以及我自己一篇文章的一段节选。虽然我们都是围绕教育讨论的，然而如果把这些关于竞争的文化再拓展一下，其他领域的恶性竞争是不是也受文化影响？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吧。尽管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他观点中有不少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所以摘录其中的要点与同仁分享。后面摘录的笔者文章的节选也供参考，不妥之处欢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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