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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教育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涵与沉重的现实压力。尤其是高考制度，在千万家庭心中既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也是无法回避的精神焦虑。

我们无法否认，高考恢复之初，曾以极大公平性让一代又一代寒门子弟走出山村、改变命运。

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技术的发展，我们也必须开始深刻反思：高考是否应继续承担“唯一通道”的角色？教育是否仍应以“筛选”为核心逻辑？

“筛选性教育”的历史惯性

中国的高考制度虽然创立于上世纪50年代，但其精神内核可以追溯至隋唐以来的科举制。

那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逻辑，塑造了全民“分数决定命运”的潜意识，也构建起整个社会对人才的单一认知结构。

在这个逻辑下，教育资源被视为稀缺品——我们不是让所有人都变好，而是选出“最好”的那部分人加以重点培养。这种“筛选式教育”在资源极度有限、教育供给远远不足的年代具有其现实合理性。尤其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等高考大省，百万人争夺数万优质学位，唯有通过高考择优取才，才能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公平。

但也正因如此，教育的本质在不知不觉中被扭曲为“竞争机器”——不是帮助每个人发展自己最擅长的能力，而是训练所有人去适应同一套标准、答好同一张卷子。

这种结构造成了系统性的“天赋压抑”，许多极具潜力的孩子被埋没，只因他们在应试框架中“不够优秀”。

时代进步带来的结构性转变

但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已根本不同于过去。信息高度开放，知识无限可得；技术飞速发展，教育方式发生变革；社会需求多元，人才标准不断更新。我们已经有能力，也有必要，推动教育从“筛选”走向“激活”。

首先，从教育供给侧看，传统教育稀缺的最大原因是“好老师少、好学校少”。但AI与数字教育技术的普及正在改写这一现实：借助大语言模型与智能学习平台，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拥有自己的“AI导师”，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获得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再通过知识图谱、自适应课程推送、实时反馈机制等手段，真正实现“千人千面”的因材施教。

其次，从教育需求侧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早已超越“应试精英”。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物科技等新兴行业，越来越多高科技公司关注的不再是“是否985”，而是“能否实战”。企业需要具备项目经验、数据思维、跨界协同和持续学习能力的人才。这种能力，往往无法通过统一考试评价，却可以通过模块化课程、技能实训、产教融合等方式持续培养。

“高考唯一性”应被终结，教育多元化时代已到来

高考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了重要的社会任务。但如果我们仍将其视为唯一通道，将所有人才评价与资源配置捆绑于此，就等于把一切希望押在一次比赛、一套题目上。这种“唯分数论”不仅不公，更不智。

我们需要构建一种新的教育生态——以激活潜力为目标，以技术为工具，以多元路径为支撑，以终身学习为保障。大学可以不再是四年制围墙，而是灵活进出的能力平台；课程不再是统一模板，而是因人定制的成长系统；老师不只是灌输知识的人，更是激发创造力的引路人。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将“学习权”视为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而非少数人的机会。比如河南的孩子、山西的孩子、内蒙古草原上的孩子，他们不应因起点不同被判定未来，而应有平等的机会去点亮自己的特长，走出各自的路径。

在教育稀缺地区率先试点

“激活型大学”，打通产业出口

为了推动这一转变，国家可以选择在人口多、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地区——如河南中部——建立新型“激活型大学”作为教育制度改革试验区。这类大学不再以统一分数为唯一门槛，而是采用灵活、综合的多元遴选机制，接纳不同背景、不同天赋的青年。

教学方式以项目制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模块化课程（Modular Curriculum）和AI辅导系统为基础，实现“边学边做”“个性化进度”“即时评估”。课程内容聚焦数字技能、AI应用、生物健康、清洁能源、制造业自动化等前沿领域，紧贴国家战略产业方向。

这不仅将大量未被传统高考体系吸纳的青年重新激活，也将为地方产业输送真正“可上手、能迭代、懂协同”的新型人才。

这类试点大学既是教育公平的突破口，也是科技战略的“人才蓄水池”，未来更有望成为“技能跃升”和“区域振兴”的关键引擎。

结语

我们正站在一次深层教育文明转型的起点。技术给了我们工具，产业提出了新需求，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观念上的转变与制度上的勇气。唯有跳出“筛选谁更好”的旧思维，迈向“激发每一个人”的新方向，教育才能成为真正托举未来的力量。

让大学不再只是围墙，而是能量站；让教育不再淘汰人，而是点燃人；让中原的青年，不再被动等待机会，而成为新科技时代真正的推动者、参与者与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