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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美国USNEWS排名17的莱斯大学传出噩耗：一名金融专业大二的19岁女生Claire Tracy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该女生高中四年均在优等生名单上，学习成绩优异，还是大学女子足球队队员。

传闻该学生自杀与AI有关。在本就长期受抑郁症困扰的情况下，Claire追随了Tiktok上流行的“恶魔挑战”，在AI和TikTok的双重推波助澜下，一步步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悲剧发生后，人们在声讨AI技术缺乏伦理边界的同时，却往往忽略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为什么这些看似拥有了一切的“天之骄子”，内心防御却如此脆弱不堪？

事实上，对于许多像Claire这样的学生而言，心理防线的崩塌并非一蹴而就，可能早在中学阶段就埋下了隐患。

早申放榜刚过，华人论坛上不再只是录取成绩和晒 offer 的喜讯，更多的是令人揪心的噩耗：一些成绩优异的孩子，因为未能拿到心仪的录取结果，选择了走上绝路。

有些孩子，在申请季的前一年，没能扛住巨大压力，就已经到下了。

甚至，走上绝路的年纪“下沉”到了刚进入高中时期。

有些孩子，扛过了申请和放榜季，顺利进入大学。却在第一年倒下了。

这些被爆出轻生的孩子，往往并非什么“问题”青少年。相反，他们的父母高度重视教育，孩子成绩优异，就读于不错的中学。

然而，高强度学业压力和申请季的挫折感，让一些孩子在面对录取失利或自我期待落空时，选择了极端方式结束生命。在美国读高中、熬过漫长的申请季和放榜季，已经成为一个心理压力高度集中、极易触发危机的高风险阶段。

尤其是那些中途选择留学、前往海外读高中的孩子，对家庭和环境的适应压力更大，更是高危中的高危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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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高中生的自杀呈现出两个高峰期，分别集中在 11 年级和12 年级。

• 11 年级的高峰，多与学业和升学压力相关；

• 而 12 年级的高峰，则往往源于没能进入理想学校的失落与挫败感。

在美国，11 年级甚至被学生戏称为 Hell Year（地狱学年）。这一年，六七门 AP 课程同时进行，课外活动还得取得成绩。一直成绩优异的孩子，如果在此时遭遇学业挫折，比如 AP 成绩不理想、标准化考试表现不如预期，就可能彻底崩溃。

12 年级学生的失落，则源于申请结果不如人意。这两波高峰，让许多孩子在心理上承受极大压力。

而比这些“原住民”学生更脆弱的，莫过于中途选择赴美读高中的留学生。

社交平台上，11 年级（Junior year）的美高留学生哀号遍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社交隔阂，再加上学业和申请压力，使他们成留学生族群里最脆弱的一个群体。

虽然没有官方统计数据精确表明每年有多少高中生直接因为大学录取结果不佳而引发悲剧，但研究显示美国高中生在整个高中阶段承受极大心理压力，许多人经历严重的悲伤、绝望或自残想法。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2023年关于青春期风险行为的调查数据显示：

• 39.7% 的高中生感到持续悲伤或绝望；

• 28.5% 报告心理健康状况不佳；

• 20.4% 严重考虑过试图自杀；

• 9.5% 的孩子在过去一年内实际尝试过自杀行为。

到了申请季和放榜季，心理压力和情绪焦虑会到达顶峰。为此，媒体上还因此产生了一个专属名词“拒信抑郁症”（college rejection depression）。大学录取，尤其是名校的激烈竞争，正在给美国青少年带来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

对许多高中生来说，大学申请早已不只是一个教育选择，而被赋予自我价值、家庭期待和人生走向的象征意义。当录取结果与预期落差过大时，一些学生会出现强烈的情绪反应，包括崩溃、失眠、持续焦虑、抑郁，甚至自我否定。

网友概括总结：“白人通过吸毒酗酒发泄，亚裔通过自残自杀了结”。

大学录取结果本身未必是孩子们走上绝路的唯一原因，但往往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原本已经承受学业、身份认同和未来焦虑的学生，在短时间内陷入极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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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缓解申请季的巨大心理压力，校方也是详尽一切办法排解学生的压力。除了惯用的申请顾问、校方心理咨询外，一些美国高中开始尝试让学生把被拒绝的经历公开化，不少高中设立了“拒信墙”或举办“拒信派对”，邀请学生将自己的大学拒信贴在公告板上，形成一个大家可以共同分享的空间。

例如，加州湾区 Burlingame 高中就组织了这样的活动。高年级学生 Arda Inegol 在收到多封拒信后，与同学一起发起了“拒信墙”，鼓励大家将自己的拒绝信张贴出来。

他说，一天下来收到几封拒信确实很难受，但当同学们把经历展示出来，彼此互相理解和支持，心理负担就会减轻很多。学生们可以借此看到，原来“我被拒绝”并不孤单。

这种做法也逐渐在大学校园蔓延。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图书馆在心理健康月期间，设立了“Got Rejected?（你被拒过吗？）”互动板，学生可以用便利贴写下自己的被拒经历贴上去。很快就在学校的两个图书馆里收集到240条被拒反馈。

校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拒绝从个人的情绪体验转化为群体共享的经验，让学生感受到心理上的支持和归属感，既降低羞耻感，也让他们明白，拒绝并非个别遭遇，也不代表能力不足，而是一种普遍现象，从而减轻心理压力。

但“拒信墙”终归只是一个缓解工具，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孩子们的压力。无论是在高中还是大学，无论是学业挑战还是录取失利，带来的焦虑和挫败感都涉及多重因素，不是靠张贴几封拒信就能解决的。

比如，如今名校录取率持续走低，申请过程越来越像买彩票。就算申请成功，毕业后的职业出路和回报率也往往不尽如人意。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疑惑：辛辛苦苦卷到最后，拿到名校 offer，毕业后却面临就业压力和不确定的未来，到底图的是什么？这种现实与期待的巨大落差，让申请季的焦虑不仅停留在录取结果上，更渗透进了孩子整个成长过程。

再比如，社交媒体放大成功叙事，让被拒者更容易产生羞耻感和失败感。

上个月，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大学19 岁学生 Claire Tracy 轻生的悲剧，就是社交媒体如何放大青少年心理压力的一个典型案例。

Claire是大学二年级金融专业学生，同时也是优秀的运动员，曾在高中带领球队多次获奖，并加入莱斯大学女子足球队。在同学和教练眼中，她聪明、开朗、活力十足，但外界看到的光鲜成绩背后，是她承受着巨大的学业和生活的压力。

Claire 曾在 TikTok 上连续发布多条明显流露出情绪危机的视频，她还参与了当时流行的 devil trend（魔鬼挑战，一种让 AI 或他人对自己进行毫不留情的心理剖析的网络玩法）。

Claire 让 AI 描述她的内心状态，得到的反馈直指她过度自我审视、把痛苦长期压在心里。这类内容并非简单的娱乐互动，而是在她已经情绪低落的状态下，对自我否定和无力感的一次集中放大。几天后，Claire 被发现于校外寓所去世，官方验尸结果认定为自杀。

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当青少年正处于压力高点时，类似的“挑战”和算法推送的内容，会不断强化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失败感和自我否定，把原本可以被疏导的情绪，推向更加危险的边缘。

除此之外，家庭和学校长期将“进好大学”等同于“成功人生”，却缺乏对孩子挫败的心理教育，也容易让现在的学生走上极端。

尤其是，这两年 AI 的全方位普及和能力强化，让全社会都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

就连那些曾经靠努力读书、凭成绩和专业能力在学术或职场上取得成就的高知家长们，也一时间陷入迷茫：孩子的未来该怎么走？以前，掌握数理化、会写编程，走遍天下都不怕，许多家长们就是靠这些本领“杀”出一条康庄大道。现在面对强悍的 AI，还有哪个家长敢斩钉截铁地说“这条路行得通？”

说两个身边的例子，真是无奈又心酸。认识的两位家长，都是高学历的学术/科研人士。

第一位在藤校之一负责高影响因子期刊的论文修改和润色。以前，他手里的经验让大家排队等着他交付成果。

可自从 AI 的文本生成和智能编辑工具出现后，他发现自己几乎没活可干了。现在，他只能群发邮件求活儿：“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帮忙”。曾经不可或缺的技能，在 AI 面前瞬间被稀释。

第二位家长，在高校做教授数十年，工作内容之一是申请Grant，向政府或基金会申请科研经费。申请Grant的文书有严格的格式、字数、框架和内容要求，经验积累极其重要。他多年指导博士后和研究员、帮团队拿到科研经费的能力，一直是他的强项。

然而 AI 出现后，这套技能几乎被完全取代。连他自己都感叹：半生积累的宝贵经验，在两年内被 AI 干翻了。

家庭教育方式、升学竞争的高压、社交媒体放大的负面情绪，以及新技术不断涌现所带来的职业不确定性，任何一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都可能成为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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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中生中总体约有 9.5% 曾尝试过自杀，但在按族裔划分的有限分组数据显示，亚裔高中生尝试率约为 8.0%，略低于整体平均水平，似乎还好。

在很多亚裔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学业和日常生活有较高的参与度和监督，这种强烈的家庭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孩子冲动走上绝路的惨剧发生。

说白了也就是东亚的孩子，从小被卷多了、吃苦耐劳习惯了，加上东亚家长惯性打压或者不习惯称赞的教育方式，也让孩子们提前尝到了部分社会人的苦头，所以耐受力较强。

前段时间，我在小某书上看到一个博主发的“尔湾凌晨的牛娃们”，凌晨四、五点，全世界都在熟睡，湾区练游泳的孩子们练游泳热火朝天。

大冬天里，清晨四点多起床，五点准时到泳池先练上一小时，再匆匆回家洗漱、吃饭，七点多赶去上学；白天完成正常学业和校内活动，到了下午或晚上，还要再加练一到两个小时，每周三到四次。

先不讨论这样的投入是否有必要、是否真的具备天赋，或是不是为了爬藤而选择这条路，单说这种长期高强度的训练和所需的韧性，本身就足以说明：哪怕将来走入社会，也是一种能经受住现实反复捶打的底气。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亚裔青少年的心理压力较小或风险不存在。文化和家庭的保护作用往往伴随心理痛苦的内化：许多孩子将焦虑、抑郁、孤独或自我否定等情绪压在心里，而不寻求心理咨询或外部帮助。

同时，东亚孩子作为“模范少数族裔”，使得老师、学校和社会往往低估亚裔学生的心理困境，这可能导致心理问题不被及时发现和干预。

前段时间我看了苏有朋的一次专访，看到了一个典型东亚优等生的隐秘伤痛。15 岁出道，加入小虎队一夜成名，作为“乖乖虎”的他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最终以全省第五名考入台湾大学。此后无论是演员、导演还是综艺，他几乎在每个阶段都交出了亮眼成绩，至今仍活跃在娱乐圈。

但光鲜履历背后，是长期被忽视的情感需求。苏有朋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数学常年 100 分，却对这个成绩毫无喜悦，甚至曾把满分试卷揉成一团丢掉。

在父母典型的打压式教育下，他逐渐形成一种信念：只有足够优秀，才配被爱。于是他对自己近乎苛刻，大考小考都要 100 分，连算错的机会都不给自己。

可现实就是无论成绩多好，母亲始终没有真正“看见”他。因为还有一个小他六岁的弟弟，在母亲看来，更需要被关注。

为了被父母看见，孩子拼命让自己变得优秀；可父母要么觉得还不够好，要么因为各种原因始终未能真正看见。于是，那个最努力、最优秀却始终得不到回应的孩子，只能把痛苦悄悄吞下去。

当然，对如今许多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来说，问题未必是“被忽视”，而更可能是“被过度关注”。但无论是忽视，还是过度关注，本质上都可能压缩孩子表达真实情绪的空间。

对于把孩子送到海外读中学的家长而言，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尤为重要。这些孩子，他们临近成年，心智却尚未完全成熟，但已经要独自承受“高考”这样的人生关卡，在陌生的文化与制度中，承担远超年龄的压力。

社交媒体上，在美国读高中的留学生正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

对留学生而言，环境与文化适应是最先到来的压力。远离家庭与母语，孩子在学习、社交乃至日常生活中都可能感到孤立无援。

与此同时，海外中学强调高度自律与全面竞争，学业、课外活动和社交压力叠加，再加上语言与文化差异，容易让孩子把成绩和人际表现等同于自我价值。

社交媒体中对成功与名校的展示，也进一步放大了焦虑与自我怀疑。

说到底，家庭教育的重心之一，就是终其一生我们要让孩子明白：失败是成长的一部分，而非自我价值判断的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