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已经过去，在新年伊始之际，一读为您推送精彩合辑“教育+”，听听他们的教育观点。今天来品读第五位教育家——王伟廉的文章。

王伟廉，男，1952年3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市，籍贯湖北武汉市，中共党员。曾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厦门大学学位与学科建设处处长、厦门大学党委委员、人事处处长、厦门大学党委委员、教务处处长、汕头大学教务处处长、人力资源总监、汕头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副校长等职。

01

为什么中国教育竞争这么激烈

导读：当代中国社会，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始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 从学龄前儿童的早教 “军备竞赛”，到职场青年的学历 “内卷”，“竞争” 似乎成为贯穿人生各阶段的关键词。为何会出现“内卷”？为何“考试改变命运” 的观念历经千年仍根深蒂固？文章深入剖析现代社会“隐性等级制度”与教育内卷的内在关联，并结合社会公平、教育结构改革等现实议题，揭示中国教育竞争背后的文化基因与制度困境。文章不仅试图解答 “为何竞争激烈” 的深层动因，更引发对“如何破局”的理性思考。或许，答案不仅存在于教育本身，更藏在对社会结构、文化基因与制度创新的系统性反思之中。

精彩观点：科举考试的本质是“改变身份”。金榜题名并不只是一种荣誉，因为如果只有提名的荣誉而不改变你的身份，那科举制度恐怕也活不了太长。因此， 只要“改变身份”的本质不变，那么，考试竞争就会是常态。

今日教育中的竞争，从本质上看，其目的或“驱动力”同样是为改变身份。仅以户口的变化为例，农村户口的可以改为城市户口，小城市户口的可以换成大城市户口。与古代科举类同的是，在当今，那些户口没有必要变化的，仍然可以通过考试改变收入情况、改变衣食住行以至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做官”。所以，只要有“差别”存在，就有教育竞争，而差别越大，竞争也就越激烈。国人还给这种竞争的极端——恶性竞争——起了一个简称：卷。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因为通过恶性竞争胜出的人，当今社会上也不一定能改变命运。这是因为，或者“僧太多”，或者“粥太少”。所以，今天要想破除“卷”，就不只需要减少差别，而且也同时要造出更多的粥！除了“造粥”，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某些“僧”是不是也太多了？例如硕士博士真的需要那么多吗？这个问题不是我的专业，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所以我只想说，仅仅只根据人才的正态分布曲线来看，本来硕士博士只是曲线一端占比不多的人，现在硬是往曲线拱出来的部分大步拓展，那么结果只有两个：要么质量必然下滑，要么求职者大大多于那些本来需求硕博人才的岗位。这两个结果不多不少，都是加重“内卷”的罪魁。当然这也有一个“好处”：高层次人才培养数字上的增加，会让人有“教育强国”的错觉！

02

如何判别教育研究成果的水平

精彩观点：我们的教育研究并没有属于自身的研究方法，所以必须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研究课题性质的判断，对借鉴来的方法进行必要的改造。只有吸收其他学科各种能切实解决教育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方法，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才能实现。所以刚才这位学者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在关注方法的时候，不应该只关注某种或某几种方法，而应该尽可能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借鉴所有能解决教育问题的其他学科的方法，这才是教育研究科学化的正确方向。

现在的教育被人们诟病，并非是在起跑线上教育有错，而是我们的教育一天到晚在给学生画出各种“终点线”——即各种硬压下来的、有些不属于某个年龄段学生的学业任务。所以，终点线画的过多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且，有的终点线是某个年龄段的学生无法抵达的，或者说，只有牺牲健康才有可能勉强达到。就此而论，这样的终点线就是个“坑”！不管你用健康为代价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都是错误的，这种情况才叫做“输”！因为以后的路还长，此阶段造成的身体健康风险或心理健康风险，对一生都会有负面影响。“不输在起跑线上”显然假定的是人生只有一条起跑线。这样来理解，是不是觉得那句“口号”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03

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落实

导读：当“培养批判性思维”成为高校培养方案里的标配表述，当“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匹配”成为教育改革的高频口号，我们是否想过：这些美好的愿景究竟如何落地生根？在教育方针与课程目标的断层之间，在专业设置与职业需求的错位背后，那些写在纸上的“应该”，如何真正转化为育人实践中的“可能”？

精彩观点：我认为，就是在落实培养目标方面提供了如何把项目主导的培养模式，与知识、能力的培养目标，按照一级项目到三级项目分别进行配置，并用“鱼刺图”形象地勾画出来，使得“目标分解”与实现目标的手段紧密结合起来，这在工程教育理论上显然是重要的创新。就此而言，只有把对学科“框架”与具体的实践密切结合的创新，才可以纳入已有“知识体系”并可以宣称以这种创新理论为依据的“学科话语权”。此外，从一些国家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实际创新中也总结出来一个通例，那就是，学科的理论框架构建与具体的问题解决和理念落实这“两条腿”，不是一个在先一个在后的关系，而是像人走路一样，两条腿是互相支撑交替前行的。

04

中国高校教学评价的几个问题

导读：教育评价素来被视作教育领域中最复杂的范畴。相较于高校的认可评价、科研成果评价、后勤保障评价等其他评价类型，高校教学评价因其需聚焦教学过程中教学行为的科学性，复杂程度更甚。而在进一步提升自身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与结果精准性方面，仍存在较大优化空间。文章以本科教学评价探讨为主，但对其他层次和类型高校的教学及教学评价亦具参考价值。对于关注高校教学质量提升、探寻教学评价优化路径的教育研究者、高校管理者及一线教师而言，本文虽称 “粗糙尝试”，却为理解我国高校教学评价的现存问题、思考其改进方向提供了扎实的实践参考与学理视角。

精彩观点：就评价性质而言，我们的高校教学评价本质上是对一段时间的教学工作结果进行的“总结性评价”。而根据国际上对教学评价的理解，其主要目的乃是纠正教学“过程中”的那些“不科学的行为”和错误，以求改进教学。所以，教学评价更多地属于“过程性评价”，或者说，其主旨或目的就在于“改进”教学。为此，评价指标必须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可操作性。我发现，我们的各类高校教学评价，在过程性评价方面，科学且明确的指标十分欠缺。而过程性评价中的指标，与结果性评价中的指标侧重点很不同，而且过程性评价通过科学的评价指标，就可以非常有针对性地指出并解决不符合指标的那个特定的教师行为。汕头大学当年从美国引进的“学生评教”问卷中的关于教师教学行为的指标体系就可以作为过程性评价指标的样本，因为它们是针对教学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设置的（当年这个问卷是美国某地刚刚开发出来不久就被我们购买的，我们本想连同他们的统计方法也一并购买，但他们没有同意，我们当时觉得可能与知识产权有关，后来我们就不得不用通常的统计方法进行统计分析）。例如其中有个指标是关于教师批改完作业并返还给学生所用时间的指标，就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评价结果就可以用来纠正教师教学过程中的那些违背科学规律的具体做法。该指标源于心理学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该曲线证明人在学习了一项内容后，一开始的遗忘速度很快，逐渐才放慢下来，所以要想让这些学习内容能记住并理解，必须在相应的最短时间内把他们的学习和理解情况及时反馈给学生，使学生能借此反馈加深记忆和理解），其原理就在于教师批改完作业必须在一定时间内返还学生以求对学生所学内容是否已正确掌握给予及时反馈。而若超出了这个时间，随着学生对所学内容的遗忘殆尽，教师所教相关内容就会在学生头脑中急剧减少甚至前功尽弃。顺便说一下，我最近曾就这个指标想到这样一个“图景”：如果我们的教学评价设置了这个指标并能对教师批改作业返还学生的时间严格控制，那么教师就不可能随便留作业，学生作业负担太重的问题是不是就可以大大缓解，甚至基本解决了？

我们不难发现，我们曾经的教学评价指标和现在的审核评估方案的指标体系中，这种有科学依据又有精准针对性的指标很少。甚至可以认为， 我们在对高校教学进行教学评价时，把过程性评价排除或基本排除在评价之外。笔者曾多次参加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评估时，很大程度上要仰仗评估专家的“理解”和“看法”。相比较国际上通用的专业认证指标体系，后者的清晰度明显高于前者。当年汕头大学商学院是学校第一个参与国际专业认证的学院，该院教师们都反映说，认证后，才知道怎样教学才是对的。而且认证过后有教师告诉我说，认证那几天，教师们都非常兴奋，碰到一起聊天的主题都是认证的事。这种情况在学校进行的本科教学评估过程中却没有出现。就我的了解，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和后来的审核评估，在对应指标上，确实比不上专业认证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我上面提到的学生评教问卷，都知道这是让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情况作出评价，而我们很多高校“自拟的”学生评教问卷里，像“你认为任课教师备课是否认真”这样的既不科学也不人文的题目绝非个例。所以总结起来可以说，如果指标体系不科学又不准确，评价本身的意义就会被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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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关于教育学专业性的思考

导读：在学科发展的谱系中，“专业性”始终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度与独特价值的核心标尺。文章以直白且深刻的视角，聚焦教育学这门与人类教育实践紧密相连的学科，围绕其“专业性”展开了一场兼具现实观照与理性思辨的探讨。

精彩观点：教育学研究者为什么会被看作是“学科鄙视链”最底端的那一拨人？恕我直言， 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教育学研究者进行教育研究时，还没有养成借助其他学科已有的规律、原理、方法等来解决教育中的各种问题的习惯。（杜威认为只有利用其他学科的那些规律、原理和方法等“解决了”某个教育的问题而得到的结果，才构成教育学的“内容”。）因此，教育学的“内容”就会长时期处于“空泛”境地。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明确：这种专业性低的情况是中国独有的还是全世界都如此？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情况的确是全世界都如此，从杜威的看法中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中国的情况似乎更有“个性”，或者说更“特殊”。这种“个性”或“特殊”，就是我们的“教育活动”更像是一种“选拔活动”：为了选拔出各种有用之才（今日特别强调选拔出“科技创新人才”），竭尽全力用各种考试把那些“被认为”不合格的人逐级淘汰出局，而我们的教育学如果建立在这种选拔活动基础上，你说，它怎么会与其他国家教育学专业性同日而语？…… 尽管这种认识有那么一点让人接受不了，但也绝不是信口开河，想想几十年来应试教育的危害，似乎得出上面所说的结论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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