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左希

责编 | 浣熊

题图 | 《古泷兄弟与四苦八苦》

2025年夏天，一篇名为《教育离职率登顶：你以为的稳定职业，塌房了》的文章在社交平台刷屏。教师们涌入评论区，写下各自的疲惫、挣扎与离开。有人写：“毕业就在私立教书，十年了，今年带完高三就不续签了。”有人写：“没有永远的铁饭碗。”还有人留下一句：“不是不想干了，是干不下去了。”

璇子也看到了那篇文章。那时候，她已经离开学校一个月。没有去找下一份工作，也没有明确的计划，偶尔接点零碎兼职。有人问她：“你现在算什么状态？”她想了想，说不出来。“既然不是老师了，也还没有成为别的什么。”

她后来想，那段时间更像是从一条很拥挤的轨道上下来，站在旁边，看列车继续向前。站久了，她慢慢意识到一件事：她不是唯一一个下车的人。

01

她不是一开始就想离开的。

2020年8月刚入职时，她一度觉得，这大概就是自己能想象到的“最好状态”。她教小学美术。每天和一群小孩待在一起，画画、做手工，教室里总是乱糟糟的，但那种乱是热闹的。她会认真打扮自己，穿干净的裙子去上课。周末和寒暑假基本属于自己，可以出去旅行，看展，再把看到的东西带回课堂。那时候，她甚至会觉得，自己是“有一点点艺术家气质的老师”。

孩子们也很喜欢她。他们会用歪歪扭扭的线条画她，把她画成大眼睛、长头发的样子，再在角落用拼音写：“lao shi wo xi huan ni”。每次下课，她手里都会被塞满各种小东西：扭扭棒折的小花，橡皮泥捏的小戒指，乐高拼出来的迷你皮卡丘。她会拍下来，发朋友圈，有点得意地说：“这是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千金不换。”

她那时候没有太多去想“体制内”这件事。工作是具体的，是一节一节课，是一张一张画，是小孩子在你旁边叽叽喳喳。

变化是从2022年春天慢慢开始的。先是学校开会，说不再新招临聘老师。然后是课后三点半，“所有老师都要参与看班”。这些听起来都不算什么大事。但校园里的气氛，开始一点点变了。大家不太再聊谁课上得好，谁带学生有方法。暗地里更在意的，是另一套东西：谁是编内，谁是编外，谁背后有人，谁没有。

她是正经考进来的编内老师，但资历浅，没有背景，也没有人脉。她当时的想法其实挺“乖”的：那我就多干一点。多上课，多扛事，多帮忙。熬一熬，变成学校里的年轻骨干，应该就稳了。

后来她回头看，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有点天真。接下来的一年，学校一口气清退了4名临聘老师。人少了，事情没少。到2024年秋季学期，她一个人要带一、二、五年级，一共11个班。每周22节正课，外加社团课、托管、午休看班。

她那段时间不太敢多喝水。怕上厕所来不及。脸上的痘一颗一颗往外冒，连着长。晚上回到家，经常已经八九点，累到不想吃饭。但如果只是上课，其实还好。更磨人的，是那些“说不上来算不算工作”的东西。

每个月必须听满8节公开课。不管是不是美术课，都要去，坐在后排记笔记，写评价。学校的活动一场接一场，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艺术节、科技节……从策划到现场布置，基本都落在美术老师身上。再加上各种培训、会议、线上打卡，她常常忙到一种状态：一天结束了，但说不清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最让她别扭的，是那套反复出现的要求。一边要求课件、作业必须高度统一，一边又反复强调“分层教学”。她不知道这两件事怎么同时成立。她更像一个必须“秒回指令”的人。做什么都要拍照、留痕、上传。

有一次，她正拿着画笔给孩子示范，被临时叫出去拍活动照片，只是为了给领导的PPT凑素材。她后来形容自己那段时间：“有点像工具人。”“留痕”这个词，她越来越烦。做任何事情，都要证明“你做过”。“至于做这件事本身有没有意义，好像不太重要。”

“迎检”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以前一个学期几次固定检查，后来变成不定时。老师们私下叫它“大考”。有时候晚上已经回家了，一个电话打来，要立刻回学校整理材料。蓝色的文件盒一摞一摞，关键是“齐全”。她偶尔会在办公室愣一下，脑子里冒出一个问题：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但这个问题，没有地方可以问。

2025年春天，办公室里开始传一个说法：要“末位淘汰”，要“分流”。她说，她当时整个人“麻”了一下。后来她用了一句有点夸张的话形容：“就像被一个渣男反复PUA，耗了你好几年，最后还说你不够好。”

接下来一个月，领导陆续找人谈话。说法都差不多：“要有心理准备。”“可能分流，也有小概率会离开系统。”她问了一句：“小概率，是多小？”对方说：“这个我也不好说。”

她慢慢发现，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反应完全不一样。年长的老师很平静。她们只想熬到退休，教不教书已经没那么重要。有关系的年轻人，也不太焦虑，真分流，对他们来说反而可能是另一条路。只有她，卡在中间。

那段时间，她反复想一个问题：如果继续留下来，她还能撑多久？后来，是她妈妈说了一句话：“学艺术的人，可能不太适合这么多条条框框。”

学期末，她把所有工作交接完，办了离职。没有特别正式的告别，也没有想象中的“解脱感”。她说，更像是从一个来回打晃的秋千上，起身离开。

02

离开学校之后，她有一段时间，开始频繁地刷短视频。B站、小红书、抖音，来回切。她想看看，同龄人到底在过什么样的生活。

看得越多，她越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屏幕里的世界，好像分成了两层。一层是很亮的。有人讲副业，讲自由职业，讲如何用碎片时间赚钱。视频里的生活被剪得很干净，像是没有成本，也没有风险。

另一层则完全不一样。有人送快递、开货车、在电子厂流水线上站一整天。吃路边摊，背景音乐压得很重，像是刻意要把“辛苦”这件事放大。

她盯着这些视频看，会突然有点恍惚。

那段时间，她也在整理自己的东西。翻出一大箱以前自己掏钱给学生买的小奖品：低龄美术DIY材料、小工具，还有一些零碎的小玩意。现在再看，扔了可惜，留着又占地方。她把这些东西挂到了闲鱼上，半卖半送。定价的时候，她顺手往下滑了一下。页面里除了卖东西，还有一些奇怪的链接：“陪伴”“倾听”“情绪陪聊”。

她点进去看了一会儿。一些文案很朴素：“不打断，不评判。”“不讲道理，只听你说。”“可以骂人，可以哭。”

后来她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是出于什么心态。有点好奇，也有点想试试。她照着别人的模板改了又改，最后写了一段介绍：前体制内美术老师（已离职），持教师资格证，有审美，有耐心，不打断、不评判、不灌鸡汤，只做你的情绪垃圾桶。头像是她自己画的，一个穿蓝色背带裙的女孩背影。她把价格定成9.9元。

对她来说，这更像是开一扇小窗。她想看看，真实的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她的接单流程很简单：有人拍下商品，会自动回复，引导对方加一个微信小号。钱先由平台代管，在24小时内，通过文字或语音完成“倾听”，对方确认收货之后，钱才会到她手里。

第一单来得很快。那天晚上，她正在整理手机里学生的照片。一些课间抓拍的瞬间，她犹豫着要不要备份，然后删掉。消息突然弹出来。有人下单，并申请添加微信。她愣了一下，点了通过。对方头像是一间画室，朋友圈不可见。她本来以为会是语音，对方却一直用文字。她反而松了口气。跟陌生人直接通话，她其实会紧张。

女孩是江西一家美术培训机构的老师。她们的经历几乎是反过来的。璇子是从体制里出来。女孩是拼命想进去。她已经连续考编好几年，一直没有上岸。不是因为向往体制，是因为父母。亲戚家的孩子，不是公务员，就是老师。她父母觉得脸上过不去。他们给她一个条件：只要考上编制，就不再逼她相亲结婚，让她自己决定人生。

她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考。一边考，一边在教培机构上班。疫情之后，她在那家机构待了几年。底薪3200块，要负责将近100个学生。零基础和有基础的孩子被混在一个班。她教得很累，学生也学不到什么东西。时间久了，她开始觉得，自己不像老师更像销售。要招生、转化、续课、维护家长关系。一对一评画，办画展，组织外出活动。

她说，现在这个行业里，很多人已经不太在意“教得好不好”，更在意的是“能不能把钱收上来”。她提到，本地有些机构，打出“交三年送三年”的价格，把市场直接压乱。最后不少机构破产跑路。

课时费被压到20块一节。家长也习惯了这种价格。她刚入行那几年，小班课，一节课还能收150到200块。现在不可能了。更让她焦虑的，是机构已经拖欠了好几个月工资。社保也没交。

她说，她现在最怕两件事：一是开单；二是机构突然跑路。“开单”，意味着要继续帮机构撑下去。不“开单”，机构撑不住，她连工资都拿不到。她其实想离开，但不敢。一旦辞职，回家备考，压力会更大。

那天晚上，她们聊了很久。没有语音，只有一行一行打出来的字。两个人一个拼命想逃出来，一个拼命想挤进去，都不知道哪条路是对的。

后来，她陆续接到一些订单。有的刚加上微信，第一句话就是：“老师，你的三围是多少？”也有人聊着聊着，直接发来一段成人视频的录音。她很快学会了一件事：拉黑，然后退款。“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她说，“这也算真实世界的一部分。”

出于好奇，她也反过来，在平台上下过一次单。对方是一位“情绪疗愈师”，收费49.5元，已经有一百多人下单。她想看看，别人是怎么做这件事的。对方是一个全职太太，头像是一家三口的卡通形象。语音里带着一点南方口音，语气很软。

对方说，自己在一家心理服务平台有注册。平台有培训，也交了钱。刚开始，一切看起来都挺正规。有课程，有老师，讲情感、职场、亲子关系。她认真学，也认真做笔记。但没过多久，接到的电话开始变味。有人一味发泄。有人开始试探边界。也有人直接提出一些很低俗的要求。她一开始很不适应。后来才发现，同期的学员，几乎都遇到了一样的情况。

更让人不舒服的是平台的态度。培训老师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会教她们如何应对这些需求。用一些话术去“合理化”，去延长通话时间，完成交易。她慢慢意识到，这不是一份“帮助别人”的工作，更像是一种被包装过的服务。平台的分成也很复杂。名义上是满1000元抽成30%，但实际上，钱一开始就被抽走了一部分。之后还会引导她再交钱，“买断合作资格”。

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 “流量高峰”，白天则几乎没什么单。平台规则严苛，漏接电话就会被处罚，降权、关禁闭、搜不到账号都是常事。她算了一笔账，同期的人，很多只赚了几百块。但培训费，动辄七八千。时间、精力，还有情绪，都搭进去了。“挺不值的。”这位全职妈妈说。

通过她的讲述，璇子慢慢拼出一个轮廓。“倾听师”“秒回师”，已经不只是零散的个体兼职，而是一种正在被平台化、商业化的新型工作。松果倾诉、壹心理、壹点灵等心理类平台，哒哒等综合兼职平台，再加上闲鱼、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都在涌入同一批人。有人开4.9元的体验单，也有人把价格做到上千元。

她后来看到一个数据。在中国，大概有200万人，在做类似的事情。很多人和她差不多。刚离职，在找出路，找一个可以暂时停驻的地方。她隐约感觉到：自己像是站在一个入口。往里看，是很多人的生活。一条一条，岔开，又合在一起。

03

后来，找她的人多了起来。

有些人说完就走了。也有人会在某一刻突然停下来，不再发消息。这些对话，很少有真正的结尾。

有一单，对方是一位美术学校的校长。那天，对方直接打来语音。北方口音。他向璇子讲自己的前半生：从白手起家到人生巅峰，再跌落谷底又不甘心。他2012年开画室，刚开时条件很差。画室很小，冬天没有暖气，他就在屋里点煤炉，一边画画，一边搓手。第一届只有3个学生。从上课到管理，全是他一个人。他说那时候，就想着一件事：认认真真教孩子，把自己会的，全都教给他们。

后来，学校慢慢做起来了。学生越来越多，他开始招老师，扩场地。最好的时候，有60多个全职老师，几千平的校区，还有展厅。他教出来的学生里，有人考上央美、国美，也有人一路读到博士。

那几年，他买了房，买了车，有了孩子。一切都在往上走。然后疫情来了。他一开始还在硬扛。搬校区、缩班、压成本，从气派的大展厅，搬回小隔间。屋漏偏逢连夜雨，那段时间他父亲查出癌症。治疗反反复复，花了近百万，最后还是没能留住。说到这里的时候，对面的打火机“咔嗒”了一声。

学校受几重冲击，生源减少，老师流失。欠了几十万的贷款。他舍不得关门，去开了一年网约车，每天在车流和狭窄的街巷里穿梭。每天回家前，他会在车里坐几十分钟的心理建设，试着让笑容自然一些再上楼。

有一次，他在菜市场被人认出来，是一家四口。那个女孩是他以前的学生，后来考上央美，又出国。对方在菜摊前拉着他，一直说谢谢。说当年在画室的事，说他上课的样子。临走的时候，还给他买了一袋肉和海鲜。他说，那天开车回去的路上，他一直在哭。

后来，他跟家里人说了实话，关掉了本部校区。现在，他租了一间很小的画室，一边卖画，一边带学生。学生不多。他说自己也不想再扩了。“再过几年，我就50岁了。”他说。

还有一单，是一位宝妈。

她一开始没有说话。只是每隔十几分钟，发一张照片。“你看到了什么？”璇子一张一张回。满出来的垃圾桶；桌上堆着的纸巾，没洗的碗，油渍粘在桌面上；锅里还留着煮完面的水；地上四散着袜子；厕所里，卷纸空了很久；马桶边有尿渍……

一直到晚上十点多。对方发来语音。说话的声音很轻，却也很急。她说，她老公一个月工资四千，刚够还房贷。家里的开销，几乎都在她身上。奶粉、益生菌、纸尿裤，一样一样算给璇子听。

她说自己不是不想省，每一笔大开销，都花在孩子身上。可她一开口说压力大，丈夫就会回一句：“你就不能省着点？我每天当牛做马，午饭超过十五块都不敢点。”

后来，她又发来一张图：几颗黑芝麻，散在白色的地砖上。她说：“我的婚姻，就像这一地芝麻，密密麻麻，捡不完，也理不清。有时候真的累到不想捡了，干脆坐在地上，破罐子破摔。”那一单完结后，对方把璇子删了。

他们不想让自己的窘迫，被任何人记住。类似情况还有一个男生，医学院制药工程本科毕业，现在在快递站做分拣。他说话不多，有一句口头禅：“算个啥。”

他说自己上学的时候，以为毕业后能进医院。结果连对口工作都找不到。一开始不愿意做底层工作。后来发现，底层也不缺人。兜里只剩五十块的时候，他还是去了。

他做过奶茶店、服务员、外卖员、销售。也接过代写论文、剪视频、代购药品。现在每天朝九晚九，累到沾枕头就睡。他问璇子：“你说，本科生，算个啥？”

有一次，他在奶茶店被同事嘲讽：“本科生连这点事都做不好。”他说那一刻，突然觉得有点好笑。璇子听着，心里满是共情。多年努力不被认可、被迫妥协的落差，莫名被歧视的委屈，她太懂了。她刚想开口安慰，对方淡淡一句：“倾听，算个啥？”“谁也不是谁的上帝。”“各自活好吧。”说完，就没再出现。

也有一些人，会聊很久。

涵是山东人，985毕业。她讲家乡的事情，邻里争地可以打得头破血流；谁家新房盖得高，就被骂坏了风水；磕头拜年更像一场表演，表面恭敬，内里捧高踩低。这些事她见得太多，觉得心凉。

她说：村里很多空房子，谁家屋子塌了，就被扒掉，原地种上玉米。等庄稼长出来，一片绿油油，那些人在世上的痕迹，就彻底消失，像从没来过。

那些看似荒唐的规矩，不过是底层社会维持稳定的低成本工具，藏着大家族脆弱的权力平衡与情感纽带。她说最怕的，不是这些。是“卖女儿养儿子”。她大学的学费，是自己打工和贷款凑的。大学期间，她兼职收入微薄，一个月花500块，抠抠搜搜过日子。可父亲却直白地告诉她：“你得赶快赚钱，把你弟弟娶媳妇的钱攒出来。”

还有一个00后的男生。初中辍学，说话有点江湖气。他说他不想像村里的人那样活。手机短视频让很多同龄人心态扭曲：有人开始抱怨，有人开始躺。他说他不想这样，他准备从贵阳骑车到大理。想学跳舞，学木雕。“反正这辈子就一次。”他说。

璇子数了数，自己从业一来，一共接了72单。其中7单申请退款，大多是临时改变主意、不想再聊，她都爽快同意。全部做下来，赚了600多块。

春节前，璇子把那条9.9元的倾听服务下架了。有一天，她看着后台的订单记录，突然不太想再接下去了。

这个月，她报了一门海外的线上艺术疗愈课程。课程内容她还在慢慢跟。有时候画点东西，有时候只是发呆。有人问她，接下来准备做什么。她还是会停一下。她开始相信，有些东西，其实是算不出来的。比如，一段关系能走多远，一份工作能做多久，一个人会在什么时候停下来，换一条路。

她后来看到海德格尔的一句话，大意是，人不是先有一个确定的样子，再去生活，而是在各种还没完成的可能里，一点点成为现在的自己。她觉得，这句话大概是真的，但也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