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文化学者”张龙火了。
只不过,这一次不是因为他的某项研究成果,也不是因为他的书法、诗歌、音乐或者文化贡献,而是因为他的一个个头衔被揭开了底牌。

香港中文大学公开声明,经查证,该校并没有张龙作为职员的受聘记录,与张龙不存在任何雇佣、教学或授权关系。
顺着这个口子查下去,人们才发现,这位“文化大咖”的履历实在惊人。
他拥有或者自称拥有50多个社会头衔,横跨传媒、学术、艺术、商业、公益等多个领域。其中,有他长期使用的“西部新闻网总编辑”,有“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还有“中国品牌推广第一人”“特约研究员”、各种文化顾问、推广大使、副会长……
头衔多到什么程度?
据媒体梳理,全部罗列出来接近800字。
然而,张龙事件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一个人给自己编了多少头衔。
真正令人吃惊的是:一个靠虚假头衔包装起来的人,后来竟然真的获得了一些正规机构授予的头衔。
据媒体报道,张龙曾被多所高校聘为客座教授、外聘教授,也曾获得一些社会组织和地方机构的聘任。
这才是张龙事件真正值得教育界警醒的地方。
一、为什么这类事情,常常和学校发生关系?
如果我们把近年曝光的类似事件放在一起观察,会发现一个很值得教育界反思的现象:
学校,特别是一些高校、中小学,常常成为各种“专家”“名人”“大师”最愿意进入的场所之一。
为什么?原因并不复杂。
因为学校具有天然的公共信用。换句话说,教育机构手里握着的,是社会信用的"铸币权"。
而铸币是有成本的:一张聘书背后,本该是查证、评议、比对成果。但如果这些成本被省掉了,币还是照发,最后由整个社会的信任存量来买单。
一个人参加普通商业活动,别人未必觉得他有多权威。
但是,如果报道变成:
“某某大学聘请某某教授”;
“某专家走进某某中学”;
“某著名学者为我校师生作报告”;
“学校领导为某某专家颁发聘书”……
它所产生的社会信用完全不同。
学校给一个人的,从来不只是一张聘书,而是一份公共信用。
也正因为如此,教育机构在授予“教授”“客座教授”“顾问”“导师”等称号时,本来应该比一般机构更加谨慎。
遗憾的是,一些学校自己恰恰也生活在浓厚的“头衔文化”之中。
甚至可以说:
教育界一方面是头衔崇拜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又可能成为头衔崇拜的重要生产者。
这才是问题最值得深思的地方。
二、真正需要改革的,不只是“加强审核”
张龙事件发生以后,一个最容易想到的解决办法是: 加强审核。
当然应该加强审核。学校聘请客座教授、顾问、特聘专家之前,查学历、查任职单位、查论文、查项目、向原单位核实,这些本来就是基本程序。
但是,仅仅加强审核还不够,再说,学校鉴别真假的手段也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如果整个社会仍然高度崇拜头衔,那么审核机制与造假技术之间,最终可能变成 一场永无止境的猫鼠游戏。
今天查聘书。明天骗子就做一张更真的聘书。
今天查网页。明天就有人提前几年布局网络信息。
今天用搜索引擎核实。明天就有人大量制造网页影响搜索结果。
今天问AI。以后甚至可能有人专门制造信息污染,让AI把假身份总结成“公开资料显示”。
我们为什么如此需要头衔?
教育界尤其应该重新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减少不必要的头衔。
真正有必要的专业荣誉当然应该保留。
但没有必要层层复制、级级评选,更没有必要一个称号下面再创造若干“后备称号”。
第二,让荣誉回归荣誉,而不是成为新的利益兑换券。
如果每个荣誉最终都与职称、待遇、项目、机会、评审资格层层绑定,那么人们追逐的就很难再是荣誉所代表的专业精神,而会越来越变成荣誉背后的资源。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把评价重新拉回“这个人究竟做了什么”。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切就真相大白了嘛。
评价一个学者,看看他的研究。评价一个教师,走进他的课堂。评价一个专家,看看他究竟解决过什么问题。
评价一个学生,看看他的兴趣、能力、责任感和成长。
头衔可以作为参考。但永远不应该代替判断。
三、教育界究竟有多少“帽子”?
看看今天大学里的各种头衔。
院士、长江学者、杰青、优青、海外优青、特聘教授、首席教授、讲席教授、终身教授、一级教授、二级教授……
此外还有各种人才计划、学术组织、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的头衔。
不少称号当然有严格标准,也代表着真实的学术成就。
问题不在于这些荣誉本身。
问题在于,当一个系统越来越习惯于用头衔快速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时,头衔就会逐渐从“结果”变成“目标”,再从“荣誉”变成“资源”。
中小学同样如此。过去中小学,就是评比个特级教师,通常由省级层面评选,有相对严格的标准。
我最敬仰的老一辈名师,如斯霞老师、李吉林老师,印象中就是被评为省“特级教师”。
可是慢慢地,在一些地方又出现了各种类似称号。如特级教师后备人选、特级名师、学科带头人、名教师、教学名师、骨干教师、优秀青年教师……
省级的下面有市级;
市级的下面有区县级;
一种荣誉下面还有“后备”;
荣誉之外又有各种“培养对象”“培养工程”“人才工程”。
于是,一个教师的职业生涯,很容易被描绘成一张不断升级的地图:
校级骨干——区级骨干——区学科带头人——市级骨干——市学科带头人——名师——特级教师……
看起来井然有序。
甚至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教师的成长,就是不断获得更高级别的称号。
可是,一个真正优秀教师的成长,真的是这样线性发生的吗?
四、我认识的一位教师,永远“还差两个荣誉”
多年前,我认识一位西部地区的老师。
有一次见面,他很高兴地告诉我:
“我再有两个荣誉,应该就可以参加特级教师评选了。”
我听了也替他高兴。
一年以后再次见面,我问:
“怎么样?今年能评了吗?”
他说,评选条件又提高了。领导告诉他,再积累一年,应该就够条件了。
又过了一年,我们再次见面。
我以为这次总该水到渠成了。
结果他说,新来的领导很重视他,但又担心他一旦评上特级教师以后,被别的地方挖走,所以暂时不准备推荐他。
这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
我们不讨论具体的人和单位,只讨论这个现象。
一个教师到底优秀不优秀,本来应该主要看:
他有没有真正理解学生?
有没有上出好课?
有没有帮助学生成长?
有没有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
有没有持续学习和创造?
可是进入一套高度指标化的评价体系以后,问题却可能变成:
还缺几个奖?
论文多少篇?
课题几个?
公开课什么级别?
荣誉是区级、市级还是省级?
是不是某个培养工程的对象?
于是,原本复杂、漫长、充满个性差异的教师成长,被转换成了一张Excel表格。
每完成一项,加几分。
累计到一定分数,进入下一层级。
更重要的,这些评比和加分标准,始终也是与领导的意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我上面说的这位老师,大概率,他评上特级,应该是等他快退休才可以了,也就是能否评上,与他本人的教育教学实绩,没有什么关系。
五、我们正在制造一种“人生可以逐级加分”的幻觉
这其实是我最想讨论的问题。
人的成长,本来不是线性的。
社会进步也不是线性的。
一个年轻教师可能默默无闻很多年,突然在某一个阶段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一个研究者可能十年没有耀眼成果,却在第十一年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
一个孩子可能小学成绩平平,到了高中突然找到自己的兴趣;
一个创业者可能连续失败几次,最后才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
真实世界充满偶然、跳跃、停顿、绕路、失败和重新开始。
但我们的很多评价制度,却喜欢把成长想象成:
一级、二级、三级;
校级、区级、市级、省级、国家级;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初级、中级、高级;
后备、骨干、带头人、名师……
为什么?
因为管理需要确定性,而成长恰恰充满不确定性。
管理一个庞大的系统,需要表格,需要指标,需要排序,需要可以比较的数据。
这完全可以理解。
问题是:
我们不能因为管理需要把人量化,就误以为这些数字真的等于人的价值。
考核加分首先是一种管理工具。
它解决的是“在有限时间里如何比较大量候选人”的问题。
但它并不能回答:
谁是真正的好老师?
谁最有创造力?
谁未来最有潜力?
谁真正热爱教育?
更不能回答:
谁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指标能够方便管理,却不能定义成长。
一旦忘记这一点,我们就容易把手段当成目的。
六、更令人担心的是,“头衔文化”正在向孩子蔓延
如果头衔崇拜只发生在成年人身上,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
真正让我担心的是:
成人社会的评价逻辑,正在越来越早地复制到孩子身上。
给孩子一些荣誉,本身当然没有问题。
一个孩子帮助同学,我们给他一朵小红花;
一个孩子坚持阅读,我们表扬他;
一个孩子在运动会上努力拼搏,我们给他一个奖状。
这些都具有教育意义。
因为荣誉在这里是一种积极反馈。
可是,一旦成人世界那套层级化的荣誉体系进入儿童世界,性质就可能慢慢改变。
校级荣誉、区级荣誉、市级荣誉、省级荣誉……
各种优秀学生、优秀干部、优秀少年、某某之星……
接下来,这些荣誉又可能与升学、评优、综合素质评价以及各种机会产生联系。
孩子很早就开始理解一套规则:
荣誉不是对过去的肯定,而是通往下一级竞争的筹码。
于是,荣誉开始“资本化”,网上曾有爆料,居然有小学生为了评上什么优秀,都给同学送“礼”来拉票了。甚至有的家长,为了孩子的所谓荣誉,还悄悄给老师、给学校领导送红包。
一个称号不再只是“你这件事情做得很好”,而变成:“这个以后有用。”
我们以为自己是在激励孩子。
但如果所有激励最终都指向外部评价,我们也可能在无意中教会孩子:
不要问自己喜欢什么,先问别人奖励什么;
不要问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先问它加不加分;
不要问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先问什么履历最好看。
这才是头衔崇拜对教育最深层的伤害。
七、外部激励最大的危险,是慢慢替代一个人的内部尺度
教育真正困难的任务,从来不是让一个孩子获得更多奖励。
而是帮助他慢慢建立自己的内部尺度。
什么叫内部尺度?
就是有一天,没有老师检查,没有家长监督,没有评委打分,没有职称评审,没有荣誉证书,他仍然愿意认真把一件事情做好。
因为他喜欢。
因为他觉得有意义。
因为他对这件事情有责任。
因为他自己不能容忍敷衍。
这才是一个人真正成熟的开始。
2005年,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回忆自己被苹果公司赶出去以后的一段经历。
失去职位、失去身份、失去曾经拥有的一切之后,他发现,有一样东西没有消失:
他仍然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
他后来告诉毕业生,真正支撑他走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就是这种热爱。
这句话放到教育里尤其值得思考。
一个教师,如果工作的主要动力来自职称、荣誉、课题、名师称号,他当然也可能工作得非常努力。
可是,当这些东西突然没有了呢?
当评审失败呢?
当领导换了呢?
当政策改变呢?
当那个曾经“值5分”的荣誉明年突然不加分了呢?
还有多少动力留下?
孩子也是一样。
如果一个孩子读书,是为了得到100分;
弹琴,是为了考十级;
运动,是为了拿奖;
参加公益,是为了综合素质评价;
竞赛,是为了升学;
当班干部,是为了履历……
那么,当所有外部奖励撤走以后,他还剩下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教育最值得珍惜的,不是让一个人拥有越来越多的外部标签,而是让他逐渐拥有不依赖标签也能前进的内在动力。
八、张龙为什么值得教育界特别反思?
再回头看张龙事件,就会发现它远不只是一个“骗子故事”。
张龙把头衔玩到了极致。
可是,他利用的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早已存在的一套判断机制:
不知道一个人水平怎么样?看头衔。
当我们越来越依赖标签判断人的时候,最擅长制造标签的人,自然就拥有了套利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龙不是头衔崇拜的制造者。他只是一个极端的利用者。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产生“张龙”的土壤。
最什么人可以制造标签、是什么机构可以制造标签?
我们的领导和上级部门,如果不再依赖“发帽子”“评奖”来对学校和教师进行管理的话,“张龙”们自然就寸步难行了。
如果一家机构看到“某大学客座教授”几个字,就不再认真考察这个人究竟有什么成果;
如果一所学校邀请专家,只关心嘉宾介绍能写多长;
如果论坛宣传时,嘉宾名字前面没有五六行头衔就觉得“不够分量”;
如果我们判断教师,越来越依赖各种荣誉称号;
如果我们评价孩子,也越来越喜欢建立一级又一级的荣誉体系……
那么,即使今天没有张龙,明天也可能出现李龙、王龙。
因为只要“帽子”能够兑换信用、资源和利益,就一定会有人研究怎样获得帽子。
九、好的教育,是帮助人最终摆脱“别人给我打几分”
一个孩子小时候,需要老师表扬。
这很正常。
慢慢长大以后,他应该逐渐学会自己判断。
再后来,即使没有掌声,他也知道什么事情值得做。
即使没有奖状,他也愿意坚持。
即使没有人给他一个响亮的称号,他也知道自己是谁。
这或许才是教育真正应该完成的过程:从外部评价走向内部评价,从依赖认可走向自我驱动。
可惜,我们有时候恰恰反过来了。
幼儿园有小红花;
小学有各种“星”;
中学有各种荣誉;
大学有各种评奖;
成为教师以后继续评骨干、带头人、名师;
成为教授以后继续追逐各种人才帽子……
一个人从几岁到退休,始终生活在“别人给我什么称号”的体系中。
于是我们不得不问:
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在等待别人证明自己优秀,那么教育究竟有没有帮助他成为真正独立的人?
这可能比张龙的50多个头衔,更值得我们深思。
张龙的荒诞之处,是把头衔堆到了令人发笑的程度。
但如果我们笑完张龙,转过身继续制造更多称号,继续把更多资源绑定在称号上,继续用头衔代替对人的真实判断,那么我们其实什么也没有改变。
教育真正应该培养的,不是一个善于收集标签的人。
而是一个有能力、有判断、有责任,也有内在动力的人。
他可以没有耀眼的头衔。
甚至可能长期默默无闻。
但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知道自己为什么工作,知道什么事情值得坚持,也知道自己的价值并不需要靠一长串称号来证明。
头衔是别人给的。
能力是自己长出来的。
荣誉可能过期,政策可能变化,评价标准也会改变。
唯有一个人真正形成的能力、热爱、判断和内驱力,才是任何人拿不走的东西。
如果张龙事件能够给教育界留下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提醒,我希望不是让我们以后“把聘书查得更仔细一点”。
而是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
教育究竟是要培养一群不断寻找下一个头衔的人,还是培养一些即使没有头衔,也愿意把事情做好的人?
这两种教育,最终会塑造出完全不同的人。
也会塑造出完全不同的社会。
(本文事实依据香港中文大学官网声明及澎湃新闻、每日经济新闻、第一财经、上观新闻等公开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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