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孩子想做一份很有意义，薪水却不高的工作，你会支持吗？

最近，哈佛教育学院、盖洛普、沃尔顿家庭基金共同开展了一项调研，结果发现高达79%的Z世代希望未来从事主要帮助他人、创造积极社会影响的工作。

这些参与调查的Z时代都出生在1997-2012年间。在很多媒体报道中，他们被描述为脆弱、自我、只想少干活多赚钱，但这份调研数据显然“打脸”了这一点。

而且当被问到“如果有一份更高薪的工作offer，你会怎样选择？”时， 超过一半的人不会立刻接受新工作。

什么叫好工作？过去答案很统一：稳定、体面、钱多。但这届年轻人正在悄悄改写这个定义。

这代年轻人眼里的“好工作”，

什么样？

这份调研来自哈佛教育学院的Making Caring Common项目——这是哈佛旗下一个专注于青少年道德发展、共情能力培养和心理健康的研究团队，长期跟踪调查美国青少年的价值观和成长状态。

这次他们联合盖洛普和沃尔顿家庭基金，对2,436名13-28岁的Z世代进行了全美代表性调查。结果发现了一个和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的答案：

79%的Z世代希望未来从事主要帮助他人、创造积极社会影响的工作。

这个数字不受性别、种族、收入水平的影响。经济困难的家庭和富裕家庭的孩子，对助人工作的渴望程度几乎一样强。

这些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报告里，受访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话给出了答案：

医疗制造：生产的药品和器械，直接关系到病人能不能康复，“每天看到自己的工作对患者生命产生的影响”。

911调度员兼急救：接起电话的那一刻，就是在和死神抢时间，“每天在人们最糟糕的时刻帮助他们”。

税务顾问：在美国报税极其重要但复杂，帮人多拿回一笔钱，对一个家庭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月的房租，“看到他们拿到最好的退税，能帮到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我就很开心”。

课程编辑：一本好书可能改变一个孩子一辈子的阅读能力，“我们制作的教材直接提高了儿童的识字率”。

可以看到，这些工作最吸引年轻人的不是薪水或头衔，而是在那个位置上能清晰地感受到： 我的工作，对别人有用。

而且， Z世代不只是嘴上说说。德勤的一项调查也显示，89%的Z世代表示，意义感对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非常重要；44%的Z世代真的因工作缺乏意义而离职过；40%曾因个人价值观拒绝过工作任务，甚至潜在雇主。

此外， 工作也扎扎实实地影响着心理健康。

超过50%的Z世代表示自己存在焦虑和抑郁，其中轻度占30%、中度18%、重度10%，而18岁以上的受访人，焦虑和抑郁的比例超过70%。

但那些表示在过去一个月中感受到生活意义或目标的人， 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可能性，远低于那些感觉生活缺乏意义或目标的人。

钱和心，只能选一个？

但另一面，现实很骨感。

在这79%渴望做有意义工作的人中， 只有56%真的在做这样的事。剩下的近一半人，被卡在了理想和现实之间。

而经济困难的年轻人首当其冲。他们和富裕家庭的孩子有着同样强烈的助人意愿，但实际从事助人工作的比例却明显更低。

这里有两个拦路虎。

第一个，钱。49%的Z世代认为，帮助他人的工作虽有意义，但薪水根本不够养活自己。一个背着学贷、付着房租的年轻人，真的没办法靠“意义感”填饱肚子。

就以前面提到的几个典型职业来说：

一位社区健康工作者说：“我知道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我要防止瘟疫流行。”但他也说 “希望这份工作不是只发贫困线工资”。这类公共卫生岗位上，很多一线工作人员承担着高风险、高强度的工作，收入却远低于同等学历的其他行业岗位。

“我的工作是防止瘟疫暴发失控蔓延。我知道我肩负着重要的职责，但我真希望这份工作不是只发贫困线工资。”

而哈佛这次调查，也给参与的年轻人们提了个刁钻的问题：

假设你很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但收入不如其他工作高。如果有一份新工作，不如现在的工作有意义，但薪资翻倍，你会换工作吗？

近一半（46%）的人表示愿意换工作，28%的人更愿意做目前的工作，还有26%的人表示，要进一步了解情况才能做决定。而且薪资涨幅多少，这些比例几乎都保持不变。

选择留下的人，往往有一个共同前提：他们过得还行。自认经济状况“非常好”的Z世代中，41%会选择留在有意义但薪水更低的岗位上。而经济困难的年轻人，愿意留下的人比前者相比，少了整整15%。

第二，心累。46%的人担心这类工作的情感消耗太大，特别是情绪劳动很多时候很难被看见。

社工安抚一个崩溃的家庭、心理咨询师承接来访者的创伤叙事、教师在课堂上维持情绪稳定……这些工作的核心产出是情绪劳动，但社会对这类劳动的定价体系是按技术难度，而不是情绪消耗来算的。

社工、心理咨询、教育、公益，这些岗位都需要“把别人的情绪接过来“，但接多了，自己也会被掏空。

加上这代年轻人也特别关注心理健康。他们知道burnout是什么，知道边界的重要性。但恰恰是这种觉醒，让他们在进入helping jobs时更加警觉和恐惧。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担忧在性别上呈现出清晰的分化： 女性更怕心累（53%担心情感消耗，男性仅39%），男性更怕钱少（52%担心薪水不够，女性46%）。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

更需要Helping的时代

虽然薪资和情绪付出确实是很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远一点，会发现一个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更需要Helping的时代。

这份调查的主管、哈佛教育学院的Richard Weissbourd教授也认为 ，随着AI可能替代知识型工作，以及社会老龄化，一些新经济模式会更重视人际交往能力和关爱他人能力。

这也与如今年轻人的兴趣不谋而合。

世界经济论坛就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新增约1.7亿个工作岗位，淘汰约9200万个， 新增的大部分在医疗、护理、绿色经济领域。

与此同时， 全球老龄化正在创造一个膨胀的护理市场。金融控股公司瑞穗的研报显示，美国75岁以上人口的消费预计到2030年增长80%以上，主要流向医疗、护理和住房适老化改造。

另一边， 情绪消费也在爆发。越来越多人花钱买的不是产品，是“被理解”和“有连接”的感觉。

而helping jobs正在被做成越来越大的生意。

Business Insider就报道过Andrew Parker的故事。他的爷爷住在迈阿密，家人都叫他“Papa”。老爷子患了早期痴呆，格外需要陪伴，而不是传统护理。

于是，Parker和家人找了一个当地的大学生来帮忙，在家人们都外出时去家里开车、做家务、聊天。

这个年轻人和Papa之间的关系，很快超越了雇主和服务提供者的程度。Parker说，爷爷的健康状况在那段时间肉眼可见地好转了。这让Parker意识到一件事：老人最缺的不是药，是有人在身边。

2016年，他辞掉在医疗行业的工作，和朋友一起创办了Papa（以老爷子的昵称命名）。业务模式很简单：大学生经过面试、背景调查，甚至声音测试后，成为“Papa Pals”；另一边的雇主们可以在APP上下单，让Papa Pals上门陪老人聊天、教用手机、开车去做检查。

Papa对大学生的要求很高，只有15%能通过筛选，成为 “共享儿孙”。但Papa仍然扩展到了15个州，2020年还被Fast Company评为最具创新力公司之一。 Parker做的事证明了，helping jobs也可以被规模化。

还有25岁的Larry Lee，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读大二时赶上了疫情，大学生活变成了网课和一个人宅家。半年后他去丹麦交换，一次阿尔卑斯的滑雪之旅让他意外和50个新加坡学生，从陌生人变成了朋友。

回国后他意识到，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社交，只是缺少一个入口。于是，他开始创办Sotravel，一个主打旅行和社交的平台。很多用户就像Larry Lee一样，通过共同的爱好扩大了朋友圈。

图源：Tik Tok@sotravel

这些故事都不是传统的helping jobs，但也帮到了人： 帮老人找到陪伴、帮孤独的年轻人找到连接。当消费从“买东西”转向“买感受”，helping jobs正在从崇高选择变成经济选择。

不只聊成绩，

也聊聊给童年“丰荣”

报告里还有一组数据，外滩君认为很有启发：

当父母跟孩子聊过帮助他人的重要性时，86%的孩子将来会有做helping jobs的想法，已经工作的人中，有64%真的在做。

而没聊过的，只有53%认为helping jobs是梦想工作。

但报告同时还发现了另一件事：有时父母觉得自己聊了，但孩子根本没接收到。

受访的年轻人认为，父母在提供职业建议时，最看重的三点是：有个人成就感的工作（51%）、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49%），以及薪资能维持生计且压力不大（49%）。

但已经成年的Z世代，有29%认为父母在行动上，过于关注工作的薪资，同时过于忽视工作的意义和积极影响。

这其实也无可厚非。很多父母自己也在焦虑中，房贷、学费、职场内卷……“别太累”的期望背后也是真实的生活压力。不是不重视工作的意义感，是细碎的日常淹没了想传递的东西。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真正帮助这代孩子和年轻人找到方向？

UC伯克利的研究者曾提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大家总是更容易盯着“不幸的童年”，但他们发现，一个“丰富的童年”对孩子的成长会有很大的积极影响。

什么叫丰富？不是家里有钱就叫丰富，而是家庭关系融洽、有值得学习的榜样、父母在意长期价值。

研究发现，童年环境越丰富的成年人，长大后越倾向于帮助别人、捐助、共情。即使控制了收入、性别、年龄，这种关联依然存在。

研究者用进化心理学解释，丰富的童年环境在早期就教会了孩子一件事：帮助别人是值得的，合作是划算的。

父母在餐桌上一句“今天帮同事解决了一个难题，挺开心的”，认真对待邻居拜托的一件小事，或是带孩子去做一次志愿服务……这些不起眼的日常，就是在做“童年丰荣”。

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心理学教授Bronk，长期研究青少年如何找到人生目标。她的研究更进一步，提出了“家庭目标感”这个概念。

简单说，就是一家人对“我们家想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听起来很宏大，但拆开来看，其实完全可以融入日常：

第一，家里对“什么对我们重要”这件事有一个长期的方向感。不一定要写下来，也可以是父母反复跟孩子提起的一种观念，比如“我们家一直觉得人要靠自己”，或者“能帮就帮一把”。

第二，家里真的愿意为这件事花时间、花精力。

第三，这个方向不是凭空出现的，连接着家庭的过去和未来。比如“你爷爷以前就是做这个的”、“你妈妈当年也遇到过类似的事”。

第四，它不只为了自家，还想着外面的人。

第五，它是全家共享的，不是爸爸或者妈妈一个人的想法。

家庭目标感不需要多宏大，重要的是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能感受到，不是一个人在做选择，而是我们家对“怎么活”这件事有自己的态度。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如果孩子想做一份有意义但薪水不高的工作，你会支持吗？

或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或许仍然可以达成一些共识。

与其急着帮孩子找到目标，不如先帮他们先认识自己是谁。目标会变，但这个底层认知一旦建立，暂时迷茫也不怕，因为锚点还在。

过去，外滩君也写过不少有关“年轻人的选择”的文章，欢迎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