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四川凉山雷波县的一张会议照片,把很多老师看沉默了。
照片拍摄于8月26日举行的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
一群老师站在主席台上。
他们身后巨大的电子屏上,写着:
“雷波县2025—2026学年小学期末考试平均成绩30分以下教师合影。”
另外一张照片显示:
“初中期末考试平均成绩15分以下教师合影。”
而屏幕正中央,是两个几乎占据半个屏幕的大字:
耻辱


据媒体报道,凉山州教体部门已经确认网传照片属实,当地已经介入调查。
需要说明的是,截至8月28日公开信息中,官方仍表示正在核实屏幕上的“15分”“30分”究竟具体对应学生期末平均成绩,还是教师个人考核成绩,以及“耻辱”二字出现的具体决策经过。
所以,事情的完整责任链条,还应该等待正式通报。
但是有一点已经不需要调查了:
让一群教师站在写着“耻辱”的大屏幕前集体合影,这种管理方式,本身就足够荒诞。
它不由得让人想起上世纪60年代,动不动就把不合自己想法的人,揪出来“游街示众”的场景。
而如今:
都已经2026年了。
一这不是“严格管理”,这是把羞辱包装成了管理
写到这里,一定有人会说:
“学生考十几分、二十几分,老师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
当然不是。
老师拿工资教书,学生长期大面积学不会,当然应该分析原因;该听课就听课,该培训就培训,该调整就调整。
如果教师真的严重失职、不备课、不上课、长期敷衍,该批评批评,该问责问责。
教师从来不应该成为一个不能批评的职业。
但问题是:
批评教师,和羞辱教师,是两回事。
专业管理,和人格羞辱,也是两回事。
如果一个老师教学成绩不好,管理者完全可以找他谈话,可以组织教研,可以进课堂听课,可以制定改进计划,可以安排骨干教师帮扶。
实在长期无法胜任岗位,也有正常的人事管理制度。
可是,把二十多个人叫到台上,让他们站成几排,背后打上硕大的“耻辱”二字,再留下一张可以永久传播的集体照——
这到底是在解决教学问题,
还是在制造一场公开处刑?
经过多少年,我们终于才知道:
教育不能靠羞辱孩子。
结果转过身来,
有些地方开始羞辱老师了。
这不是教育理念进步了。
只是“罚站的人”换了。
二一个班平均分低,就一定说明老师差吗?
更值得讨论的,是那几个刺眼的数字:
15分。
30分。
数字确实难看。
但教育管理最怕的一件事,就是:
看到一个数字,就以为自己看到了全部真相。
假设同样教五年级数学。
甲老师接手时,班级平均分70分,一年后考到75分。
乙老师接手时,班级平均分只有15分,一年以后带到29分。
请问:
谁教得更好?
乙老师可能才是那个真正付出了巨大努力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教育评价越来越强调一个词:
增值评价。
2021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已经明确提出,评价不能只看最终结果,还要把结果评价与增值评价结合起来,既看达到什么水平,也看进步了多少、付出了多少努力,并科学评判地方、学校和教师的努力程度。
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理论。
任何真正教过书的人都明白:
有时候,
把90分的孩子教到95分,不算特别难;
而把一个连乘法口诀都不会背的孩子,从10分教到30分,
可能已经耗掉老师半条命。
更何况,一个班级的成绩从来不只是教师一个变量。
生源基础、家庭教育、留守儿童比例、班额、师资配置、学生流动、学前教育基础……
都会影响最后那张成绩单。
如果管理者把如此复杂的问题压缩成一句:
“平均分30分以下,老师耻辱。”
那不是科学评价。
那只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偷懒。
三最可怕的不是“耻辱”两个字,而是它背后的管理逻辑
一张照片之所以让那么多老师不舒服,
真正刺痛人的,其实不是那两个字。
而是那两个字背后的逻辑:
成绩不好,你就是坏老师。
指标没完成,你就应该感到羞耻。
至于为什么不好,我不管。
这是最省事的一种管理。
因为它根本不需要研究教育。
教学质量低怎么办?
把压力传给校长。
校长怎么办?
把压力传给老师。
老师怎么办?
最后还能传给谁?
当然只能传给学生。
于是,一条非常熟悉的压力链形成了:
教育局盯学校排名,
学校盯班级平均分,
老师盯每一个学生的分数,
学生则承担所有焦虑。
所以,家长千万不要以为:
“ 教育局狠狠整治低分老师,对我们孩子是好事。”
未必。
当教师发现自己的绩效、荣誉甚至人格尊严都可能和一次考试平均分捆绑时,他最理性的选择是什么?
抓分。
疯狂抓分。
什么素质教育,
什么阅读习惯,
什么体育艺术,
什么个性差异,
先放一边。
先把那3分、5分抠出来。
再进一步呢?
谁愿意接基础差的班?
谁愿意教薄弱学生?
谁还愿意耐着性子陪一个后进生慢慢成长?
因为接一个基础薄弱的班,
很可能意味着职业风险。
最后,那些最需要好老师的孩子,
反而成了老师最不敢接的孩子。
这才是“羞辱式管理”真正可怕的地方。
它未必能制造好成绩,
却很可能制造新的教育功利主义。
四更讽刺的是:国家喊了这么多年“破唯分数”,基层还有人在给老师挂“分数牌”
这件事最让人费解的地方就在这里。
如果发生在二三十年前,我们或许还能说:
教育评价理念比较落后。
可是现在是2026年。
早在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就明确提出:
要坚决克服 “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
教育部在解读文件时甚至说得非常直接:
要改变简单以考分排名评老师、以考试成绩评学生、以升学率评学校的导向和做法。
六年过去了。
文件早就发到了。
“增值评价”讲了。
“综合评价”讲了。
“破唯分数”也讲了。
结果一些地方最顺手的管理工具,似乎仍然只有一个:
排名。
分数。
惩罚。
再加两个大字:
耻辱。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或许不是基层管理者不知道这些政策。
真正的问题是:
科学管理很难,羞辱管理太容易。
分析一个薄弱班为什么成绩差,需要进学校、进课堂、看学生基础、研究教师教学方法。
给薄弱学校增加资源,需要协调。
培训教师,需要花钱。
改善生源基础,需要几年。
可是把低分教师名单拉出来,
做一张PPT,
叫上台,
拍张照片,
多简单。
它甚至还能制造一种“领导非常重视教学质量”的视觉效果。
看起来雷霆万钧。
实际上,
真正困难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
五“让老师知耻而后勇”,是教育管理中最危险的幻觉之一
也许组织这场会议的人并没有恶意。
也许他们真的相信:
刺激一下,
老师就有动力了。
“知耻而后勇嘛。”
这种话在很多单位都听过。
但成年人最基本的管理常识是:
尊严不是激励工具。
羞辱可以让一个人短期服从,
却很难让一个人长期热爱自己的工作。
尤其是教师。
一个长期被羞辱、被防范、被排名、被问责的老师,
你很难要求他每天走进教室以后,
突然变成一个温柔、耐心、从容、充满教育理想的人。
人的情绪不会在校门口自动格式化。
一个教育系统如果习惯用恐惧管理老师,
老师最容易学会的,
同样是用恐惧管理学生。
今天领导说:
“你班平均分低,你耻辱。”
明天老师最容易把这句话变成:
“你考20分,你给我们班丢脸。”
于是,
羞辱一级一级向下传递。
最后站在压力链条最底端的,
还是那个十来岁的孩子。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尊重老师,并不仅仅是在保护老师。
也是在保护学生。
六老师可以被问责,但教育管理首先要像教育
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只要一谈尊重教师,就不能谈教学质量。
不是。
真正成熟的教育治理应该做到两件事同时成立:
既不纵容不负责任的教师,
也不羞辱认真工作的教师。
一个班长期成绩异常低,怎么办?
第一步应该是诊断。
学生原来的基础怎么样?
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到底是哪个知识环节出了问题?
是教师教学能力问题,还是生源问题?
第二步应该是帮扶。
听课。
教研。
培训。
骨干教师结对。
课程资源支持。
第三步才是考核。
而且考核应该看过程、看进步、看付出、看学生发展,而不是用一张期末成绩表把一个教师一年的工作判成死刑。
如果调查证明某些教师确实存在失职失责,
那就按照制度处理。
有问题谈问题。
有责任追责任。
但不需要在一个人的头顶,
再额外挂上一块“耻辱”的牌子。
因为《民法典》保护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以侮辱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至于雷波县这一具体行为最终是否涉及法律责任,需要结合完整事实判断;但至少,从现代教育治理的基本伦理来看,如此公开贴上“耻辱”标签,值得认真反思。
七这张照片里,真正应该反思的到底是谁?
我们要求老师:
尊重学生人格。
不公开排名。
不羞辱后进生。
不用侮辱性语言刺激孩子。
关注学生个体差异。
允许学生慢慢成长。
这些要求都对。
可是再追问一句:
谁来尊重老师的人格?
学生不能因为一次考试差就被定义为“差生”。
那么老师为什么可以因为一次考试平均分低,
就被集体摆到“耻辱”二字下面?
学生的发展有差异。
难道不同学校、不同班级、不同地区,
就不存在差异?
教育行政部门天天要求学校“遵循教育规律”,
那么管理教师的时候,
是不是也应该遵循一点人的规律?
一个真正有力量的教育局,
不是让老师害怕。
而是让好老师愿意留下来,
让暂时教不好的老师有人帮助,
让薄弱学校得到资源,
让最难教的孩子也有人愿意教。
这才叫治理能力。
雷波县这件事情还在调查。
我们也应该等待当地给出完整的事实和处理结果。
但无论最后通报如何,
我都希望这张照片能够给所有教育管理者提一个醒:
学校不是工厂,学生不是产品,老师也不是流水线上可以随意责骂的工人。
真正应该站在“耻辱”两个字前反思的,
恐怕不是那些平均分暂时不够好看的老师。
而是那种直到今天,
依然把羞辱当管理、把分数当教育、把恐惧当权威的落后教育治理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