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已经过去，在新年伊始之际，一读为您推送精彩合辑“教育+”， 听听他们的教育观点。今天来品读第二位教育家——郑永年的文章。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01

大学要做社会的“良心”

导读：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然而，大学是否真正跟上了社会发展的步伐，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化解如今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的危机？

郑永年教授认为：“大学的未来取决于社会的未来，而社会的未来也可以通过大学来塑造。”关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关于当今大学遇到的诸多问题，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思考。

精彩观点：大学是生产思想最重要的地方，大学没有了思想，解决社会问题和应付危机就没有了希望。但可惜的是，现在的大学不仅没有履行思想生产者的角色，反而是技术一元化的推手和帮凶。当然，这绝对不是说，大学不要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代以来，大学是科学技术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技术研究的重镇。类似斯坦福大学产学研一体化的大学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要强调的是，大学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没有能够生产出解决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危机的方法。

大学怎么做？或者广义地说，知识界怎么做？人类产生以来，知识界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作用。同样，知识界在未来社会的发展和形态塑造过程中也会可以继续扮演这个角色。在技术霸权主导下，社会已经呈现一元化大趋势。但这个趋势并非不可扭转。正如以往的历史所显示的，当社会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或者生命变得毫无意义时，社会的反抗变得不可避免。到那个时候，不仅社会精英开始思考，连平常“从众者”也会开始思考。只要人们开始思考，就会启动“去愚昧”的过程。

作为社会的“良心”，大学和知识界应当明了这个现实。大学可以做的有很多。大学不仅要保护好仅剩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更要创造产生和发展多样性和多元性的条件。中世纪的大学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当代大学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为此，大学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领域有所行动。

大学不应当单纯追求“大规模生产”，和量化生产分割开来。现在的大学用同样的标准培养着大量的同质性学生，犹如现代工厂的量产。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至多也只是生产工具，而非会思考、会思想的人才。其实，培养这样的学生多一个少一个并不重要。大学需要培养的是具有差异性的人才。没有差异性就不会有多样性和多元性，就只会有简单的重复生产，而不会有新的创造。

大学也应当和论文数量分割开来。重要的是要成为思想大国，而非论文大国。现在的大学每年生产着大量的论文，以同一个“八股”（方法论）而做的论文。同质的教育生产同质的论文，这不难理解。国家花费了大量的财力来资助大学的研究，但大学报以论文的数量，并且大都为了论文而论文，和国家的社会经济没有关联，甚至和基础研究也没有关联。换句话说，人们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写论文，但既没有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社会经济效用），也没有写在祖国的未来上（基础研究）。尽管大学评估以论文流量为标准，但必须意识到正是这样的标准在促成大学的堕落和衰亡。

大学要同流量分割开来。大学也在追求社会影响。在大数据时代，社会影响往往通过流量而形成，而流量也往往成为大学影响力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但问题是，流量主义必然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主导下的流量的本质必然是庸俗。深遂的思想和哲学思考往往毫无流量。历史地看，改变社会的不是流量，而往往是人们不肯接受的思想。也就是说，真理没有流量，也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今天的世界，大学似乎都在随波逐流，并且把此视为是大趋势。实际上，如果这种大趋势如果不能扭转，大学必然衰落，社会也会加速度衰落。未来属于有能力扭转这个大趋势的大学。大学如果能够“逆潮流”而动，把握未来，那么大学可以获得新生，社会可以获得新生，生命的意义可以获得重生。

02

教育过度“国家安全化”是有害的

导读：在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已成为各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的核心议题，对于我国构建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至关重要。2023年10月9日，在西安交通大学主办的“丝绸之路大学联盟论坛”上，郑永年教授受主邀请参与。他围绕“高水平开放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这一主题发表了精彩演讲，深入剖析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价值，并针对性地探讨了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有效路径。

精彩观点：今天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巨大挑战。这个世界不太平，俄乌冲突还在进行，而现在我们又看到了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在国际层面，一些西方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了逆全球化的趋势。美国挑起中美贸易冲突，对世界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实际上，无论是地缘政治冲突还是贸易保护主义，都对我们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中美关系不仅影响着我们中美两国之间的教育国际化，更影响着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以及东南亚等地区的国际交流。地缘政治变迁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负面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除了地缘政治和贸易保护主义，意识形态也在影响教育的国际化。

美国总统拜登把中美之间的微妙关系形容成“美国民主”跟“中国专制”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 这种意识形态之争对学术界学术交流的打击是巨大的，导致了学术交流的过度政治化。

美国把国家安全和高等教育捆绑在一起，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了美国本身。美国以前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但是现在也收紧了移民政策。对高等教育的过度国家安全化，导致美国限制中国理工科人才赴美留学。美国安全机构已经对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者构成了巨大的困难，甚至使其处于不安全的境地。现在，甚至有一些正常的学术活动也很难进行。与此同时，一些美国朋友受美国政府安全政策的影响，觉得到中国来变得“不安全”了。

实际上，我觉得教育过度“国家安全化”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有害的。教育是一种国际公共品，中美之间或者中国和任何一个国家之间的教育交流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03 ‍

高等教育改革不是“缝缝补补”

导读：西方高等教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激进化时代，大学的作用在于回应当时西方传统断裂和人心失序等重大问题；在工业化时代，大学将西方教育理念带入非西方国家，培养本地化精英；在全球化时代，大学倡导开放和多元的理念。但是，当前西方高等教育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存在“傲慢的优越主义”“政治正确”等问题。与此同时，ChatGPT的出现也给大学带来了新的冲击，ChatGPT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人们提供巨大的知识总和，直接挑战了“教授”的存在价值。在ChatGPT时代，过去高等教育的教学方式是否依然适用？大学和教授们需要找到新的存在理由。因此，郑永年教授呼吁，教育问题是系统性的，改革也必须是系统性的。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培养出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

精彩观点：今天，无论对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人们的抱怨越来越大。一方面，教育竞争激烈，内卷加剧，家庭和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几乎是无上限的。如有可能，大家都会投资于教育。教育被视为是个人、家庭和社会通向未来最为重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话）通道；对教育过度强调，以至于无论是学生本人还是家长，对教育的焦虑感几乎在无限度地加重。另一方面，无论学生本人、家庭和民众对教育的满意度都不高，甚至怀疑教育的价值在哪里？对教育的投入已经成为一个无底洞，但教育的回报则越来越不成比例。教育与人才需求严重脱节，在很多领域，即便是很聪明的学生，一旦经历整个教育系统，大多都成为无用之人。在当代学生中，那么高比例的抑郁症者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更不用说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严重脱节：一方面社会经济所需要的人才大量缺失，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状况令人担忧。教育本来就是要培养社会经济所需人才的，但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反而成为社会的负担，这是一个很荒唐的现象。

04

教育系统简直就是一个“帽子工场”

导读：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中国文明的教育理念历来提倡“有教无类”，通过教育将人从“野蛮”转化成“文明”。然而，现实中我们的教育秩序却似乎“背离”了这一初衷。

郑永年教授强调，教育秩序首先应当是“人”成长的平台，然后才是培养“才”的平台。我们不妨从中国文明的源头来寻找重塑教育秩序的思路——多一点“道家”，少一点“法家”，在“儒家”（宋之前的儒家）中做更多的思考。让个体的兴趣自由生长，并在此基础上适度施以引导，注重发掘个性，促进自我认知和原创力培养，使教育回归“先做人、后做事”的本真。

精彩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秩序过于“法家”化，在漫长的教育过程中，各个角色家长、幼儿园老师、中学老师、大学教授、权力和资本都扮演了“法家”的角色，都以自己各自的利益来定义和培养“人才”，各自或者合力毁灭了个人的天性和天赋，让人成为工具。

教育系统简直就是一个“帽子工场”，塑造出各种“帽子”，人本身没有价值，价值在于“帽子”。在这里，人不是目的，而仅仅只是工具。如果借用马克思的概念来说，教育过程就是人的异化过程。

“法家”化的教育秩序导致了诸多负面的和人们不想看到的结果。消灭了自我生成的秩序，也就消灭了人的自然本性，“狼性”和天性。消灭了自我生成秩序，也就消灭了创造性。自我生成秩序必然是多元的，是个体创造性的来源。

而人为的“法家”秩序则是一刀切，自上而下地强加的，因此必然导致一体化。毫无个性的大批量人才就是“法家”化教育制度的产物。失去了多元，也就失去了个性，原创性就变得毫无可能。

如果这样看，中国教育秩序的重构也应当有个大方向了，那就是多一点“道家”，少一点“法家”，“儒家”（宋之前的儒家）的选择比较合适。

尽管在现代国家，政府不可能不介入教育，但政府应当容许和鼓励多元化教育，让“道家式”自我生成的教育秩序孕育和成长起来，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必要的干预。过早干预和提前干预都会把“毁灭”蕴含在自我生成秩序之中的最具原始性的创造力中。

“先做人、后做事”说容易，但践行非常困难。教育秩序首先应当是“人”成长的平台，然后才是培养“才”的平台。合适人成长的教育秩序才能培养出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也就是说，回归人的原点才是教育秩序重构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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