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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对不少年轻的中国观众来说，尚格云顿这个名字已经有些遥远。但在上世纪90年代，他是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动作巨星。和吴宇森（《终极标靶》）、李连杰（《敢死队2》）等中国影人的合作，更让他在“80后”“90后”一代华语影迷中享有盛誉。

如今，这位已经淡出舞台的64岁男星，以另一种“身份”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2025年4月，罗马尼亚有组织犯罪调查局（DIICOT）披露，尚格云顿卷入了一起人口贩卖案。该案可追溯至2015年的戛纳电影节期间。

当时，尚格云顿正在出席一场与其主演电视剧相关的发布活动。据指控，他接受了一个跨国犯罪集团送来的“礼物”——5名从事模特工作的罗马尼亚女性，并在明知对方处境的情况下与她们发生了性关系。

一名现场目击者事后向检方举报，案件由此被立案调查。与此同时，另一名自称15岁起就被同一犯罪集团控制的受害者也站出来发声。她的代理律师阿德里安库库利斯指出，尚格云顿牵出的案件，只是一个更大人口贩卖网络的一部分。

所有的罪行，都指向一位关键人物——莫雷尔博莱亚，一名罗马尼亚籍的前模特公司负责人，也是多家非政府组织的注册代表。

多年来，博莱亚以“社会公益项目”为幌子，系统性招募、控制和剥削年轻女性，包括未成年人。利用公共资源的背书，并与当地政治力量维持着非比寻常的关系，他的“生意”得以在罗马尼亚乃至欧洲畅通无阻。

而他，也只是跨国人口贩卖网络的一个小环节。

案件曝光之后，尚格云顿本人始终没有出面回应。唯一一则公开说明，来自他经纪人发给媒体的简短声明——他否认了所有指控，并将其称作“婚外情的八卦传闻”，荒诞且毫无根据。

不管尚格云顿采取何种话术，他面临的都是一项严峻的指控。

律师库库利斯指出，尚格云顿的行为可能违反了罗马尼亚《刑法》第182条关于“剥削弱势群体”的条款。按照这项法律，如果知情却仍与被剥削者发生关系，最高可判处十年监禁。

如果检方进一步确认尚格云顿参与了跨国人口贩卖链条，刑期可能还会加重。

根据媒体获取的刑事起诉书和当事人的证词，事情发生在2015年的法国戛纳电影节，5名罗马尼亚女孩，被骗到戛纳当模特，后被强行送到了尚格云顿的酒店。而这位明星在明知女孩们处境的情况下，与她们发生了性关系。

这些女孩多从事平面模特工作，但相关线索显示，她们背后所签署的“模特合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经纪安排，而更像是一种控制手段。

她们大多由莫雷尔博莱亚控制的两家组织——Kasta Morrely及其“姐妹机构”Euro DEMOS招募。这两个协会一直得到罗马尼亚雅西市政厅的资助，前者用于组织年度时装节，后者用于组织人权辩论、研讨会和竞赛，培养“国际层面的意见领袖”。

对于许多缺乏家庭支持、身处社会边缘的年轻女孩来说，这种包装精致的骗局很难识破——这些组织注册为非政府机构，与地方政府、欧洲文化基金均建立了合作关系，各类活动中也能经常看到政商界人士的身影。

长期以来，这一网络以文化名义运作，表面上滴水不漏。

2020年，当地记者发表了关于博莱亚如何利用非政府项目引诱、虐待年轻女孩的调查报道。随后，DIICOT对此立案调查。同年，时年21岁的伊乌利亚娜杜普向伊亚希地方法院所属检察机构递交强奸指控，并促使博莱亚被临时拘留。然而，不久后，法院采纳了辩方提出的异议，博莱亚被释放。

2022年，DIICOT对博莱亚经营非政府项目的大楼进行了突袭，在那里发现了11名女孩，查获大量现金、电子设备和存储设备。

在证据如此确凿、调查力度如此充足的情况下，不到一年时间，调查程序却陷入停滞——不仅起诉书未见推进，连博莱亚的名字也被法院从性犯罪者登记系统中移除。在接受采访时，博莱亚更是毫无愧色地公开调侃指控。

直到2025年4月，杜普在TikTok上曝光了博莱亚的更多罪行，再度引发舆论关注。自青少年时期起，她便被博莱亚控制，长期生活在博莱亚的住所。类似遭遇的女孩大约有十多个。这些女孩在性和经济上遭受着双重剥削，博莱亚还要求她们称他为“阁下”或“总统先生”。

博莱亚之所以能在罗马尼亚长期横行霸道，与当地破碎的司法体系脱不开关系，更与庇护他的政治力量紧密相关。

罗马尼亚社会联盟进步党的议员马里乌斯博代亚曾表示，雅西市市长、前社会民主党党员米哈伊奇里卡是Kasta Morrely项目能够合法运作的关键角色。

据当地媒体报道，2022年DIICOT宣布立案调查后，大多数当地政客“都像老鼠一样躲藏了起来”。据称，至少有一位雅西重要政治家被拍到与博莱亚手下的女孩发生性关系。

但奇里卡不以为意，仍然参与了由Kasta Morrely组织的活动，还特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为自己，以及这位特殊朋友辩护。

罗马尼亚，这个位于东欧的国家，因布莱姆斯托克的著名小说《德古拉》而闻名，也是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喀尔巴阡古堡》的灵感来源。在欧洲人眼中，罗马尼亚的壮丽风景、哥特式教堂、雄伟的城堡和美丽的中世纪小镇，俨然一个童话世界。

但欧洲人也发现，自己国家和社区发生的种种人口贩卖案件，都指向了他们眼中的天堂——长期以来，罗马尼亚是欧洲人口贩运和性贩运的重要来源国，同时也是一大中转站。

新冠疫情期间，英国警方查获了英格兰东南部一家妓院，并解救了8名罗马尼亚妇女，她们被一个犯罪团伙所控制。而该团伙还经营了至少3家类似的妓院，被强迫从事性交易的，都是罗马尼亚女性，仅一家妓院每年就能带来超过100万英镑的利润。

英国人口贩运受害者支持专家克里斯蒂娜赫德尔斯顿（Cristina Huddleston）说，英国大部分性工作都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但当涉及犯罪时，有一种灵活、异常高效的商业模式，使英国成为外国性工作者的主要目的地——她们都是由人贩子和皮条客从东欧（主要是罗马尼亚）贩运而来。

赫德尔斯顿所在慈善机构“正义与关怀”给出的报告，揭示了一个完整的商业性剥削的犯罪网络。报告中，人贩子们概述了一种无情高效、等级分明的商业模式，每个人都在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的性工作中扮演着特定的角色。

最底层的，是当地招募人员，他们活动于罗马尼亚大部分贫困农村地区，每招募一名妇女，可获得约500欧元的报酬。

罗马尼亚为人口贩运受害者提供支持的慈善机构Asociatia Free主席Laetitia Gotte说：“大多数成为目标的妇女通常都非常弱势，她们出身贫寒，有遭受性虐待或家庭暴力的过往，招募者会采取一种‘男友’模式对她们下手。”

他们伪装成热情体贴的恋人，以情感操控的方式，接近那些来自破碎家庭或处于经济困境的年轻女性，不光会向她们提供金钱、甚至承诺带她们出国工作或结婚移民，让女孩主动依附。这种更为隐蔽的犯罪手段，也使许多受害者在心理上长期认为自己是“自愿”的。

赫德尔斯顿说：“这让（这些妇女）听起来很天真，但我认为，除非你经历过她们所经历的生活，否则你无法理解她们所面临的选择和决定。”

赫德尔斯顿透露，她接触的受害者，约有90%是通过“男友”模式招募的，但最终被卖给了更大的犯罪团伙。

到达西欧后，她们会遭受身体暴力和性暴力，并被告知必须偿还机票和交通费用，还要支付衣服、化妆品、房租和食物的费用。她们通常只能拿到一小笔钱，寄回家给家人，但这笔钱足以鼓励她们继续“工作”。

“有时，我们看到一些妇女被迫做整容手术，而她们需要偿还手术费用。”

这样的一个网络，在过去是极其隐秘的。直到2018年，英国议会针对商业性剥削的调查得出结论：罗马尼亚妇女在英国各地被以工业规模贩运。

莱斯特郡警方报告称，其在2016年至2018年调查的156家妓院中，86%的性工作者都是罗马尼亚人。其他郡给出的数据，也大差不差。

赫德尔斯顿留意到，相比其他国家的受害者，罗马尼亚女性寻求救援的意愿是最低的，她们显然更不愿意报警，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不会被当作受害者，没有计入统计数据。

除了暴力威胁、情感勒索，一种更隐秘的羞耻感，也控制着她们。作为一个保守的欧洲国家，罗马尼亚有一整套以羞耻为基础的文化习俗，这让受害者不愿返回家园。

长期以来，罗马尼亚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一直是欧洲人口贩卖的重灾区。

20世纪80年代末，罗马尼亚革命后的西式民主化路线，并没有将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拯救出来，反而陷入了动荡、腐败、社会不公、发展不平衡等恶性循环，无休止的贫困，使得数百万罗马尼亚人渴望去西欧寻求更好的生活。2007年，罗马尼亚加入欧盟，边境宽松起来，为人口贩运打开了更畅通的通道。

巨大的国际压力下，罗马尼亚也试图加强立法，加入了多个国际反人口贩卖协议，但受制于官员共谋、漫长审判期、全方位立法改革遥遥无期等问题，这个国家至今都未达到消除人口贩卖的最低标准。

除了博莱亚建起犯罪集团的雅西市，以历史文化遗产著名的穆什切尔县，也是罗马尼亚人口贩卖的重要中转站和来源地。

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这里还是一个繁荣的城市，但在罗马尼亚革命后，当地经济快速衰退。矿业停摆、工厂拆解、青年出走，留下的，是更廉价的交易方式——性交易。当地人称其为“皮条客之都”。

更令人无法忽视的是，罗马尼亚约有一半的人口贩运受害者是儿童，其中九成以上的性剥削对象是女孩。那些生活在残疾人机构和政府安置中心的女孩，因缺乏家庭支持与有效的社会保护，往往更容易成为剥削的目标。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不少孩子在被“生父母”从安置中心接走后迅速失联。尽管官方将这些个案标记为“家庭团聚”或“自愿离开”，但实际上有证据显示，她们很可能已被贩运至英国、意大利、德国等国。

直到2023年，罗马尼亚议会才通过法律，将性关系的同意年龄定为16岁。在此之前，因为法律未明确规定同意年龄，甚至允许法官裁定年仅12岁的女孩可以合法同意与成年男性发生性关系。

即便当地有极具野心的政客，提出要出台极为严苛的刑法条例，解决人口贩卖问题，但在相关报道的评论区，有人直言，“在一个极度贫穷且对恶习麻木的社会中，死刑、体罚和罚款起不到任何作用”。

2024年，罗马尼亚出台了几项打击人口贩运的法律，被认为是该国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这并不值得乐观，当下的世界里，人口贩运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已经今非昔比。

有一个典型案例，足以说明这一点：被罗马尼亚当局起诉的网红，安德鲁泰特和他的兄弟特里斯坦。

泰特在X平台拥有1000万粉丝，作为前拳击手，他因谈论男子气概、公开自诩“厌女主义者”而深受年轻男性的追捧。他本身不是罗纳尼亚人，而是来自英国。而他的猎物，也不只是罗马尼亚女性，受害者覆盖了整个东欧，乃至俄罗斯。

他曾口无遮拦地表示，只有英国或美国女孩才会傻到免费当荡妇。在他看来，漂亮的东欧女孩，会为了钱做任何事。利用这种偏见，他堂而皇之地为性剥削犯罪煽风点火。

安德鲁泰特今年1月在布加勒斯特法庭外做出手势，旁边是他的兄弟特里斯坦

2023年，两人被指控在罗马尼亚利用“情人男孩”的手法，拐骗34名女性，强迫她们在被监视状态下，从事色情活动，并且拍摄色情视频传至网络出售，获利近300万美元。

泰特的案子证明，社交媒体时代的人口贩运，早已不再受到物理距离的限制，它超越了地域、边境，变得更加难以追踪，无从下手。极端的社交媒体文化，更是助长人口贩运的土壤，加剧了受害者的处境。

远在英国大曼彻斯特的警察科林瓦尔德也谈到，十年前，他们知道大曼彻斯特地区有哪些妓院和按摩院，但现在，“我们不可能找到所有可能发生人口贩运的地方”。

打破全球性贩运链条的紧迫性，变得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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