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里的小卖部，终将成为逝去的记忆？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发布《校园商超规范管理指导意见（试行）》（下文简称《指导意见》），其中明确， 中小学、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校园商超，已经设置的要逐步退出；寄宿制中小学可根据学校实际需求，征求家委会和学生代表意见后，经学校领导班子、校代会或教代会等方式集体讨论后决定。

“小卖部退出校园”并非新提法。早在2021年6月，教育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印发的《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就提出：“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不得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的食品和酒精饮料。不得对含糖饮料、调味面制品等零食进行广告宣传。”

不过，上述指南作为一项鼓励性措施，并不要求所有学校强制性执行。而广东省此次提出的指导意见， 提出可采取“扣分制”的方式进行量化考核，并设置了责任追究机制，强制性的色彩更加浓厚。

在不少人的童年印象里，校园小卖部占有特殊的地位。小卖部里出售的花花绿绿包装的小零食，可能是紧张学习生活的润滑剂；方便面、火腿肠等方便食品，也被时常当成替代学校食堂的方式。因而，对校园小卖部说一声“再见”，很多人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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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随着商业的繁荣，校园小卖部对如今学生的意义已不比当年。 就算没有小卖部，学生购买食品、学习用品和生活必需品也有丰富的渠道，他们的消费场景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此外，随着社会健康意识的提升，小卖部里出售的方便食品、碳酸饮料等，很多都被归类为“垃圾食品”。校园小卖部出现的质量问题乃至食品安全问题，也成为社会的普遍关切。

校园小卖部的退出，是一场利益和责任的博弈。《南方都市报》的一篇评论就指出：“参考“天价小卖部”之类新闻，动辄百万一年的租金虽是个例，但也足以看出租金普遍不菲。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高昂的租金想必会驱使商家进行两方面的经营调整，即加价、降本。”封面新闻的文章也认同这样的观点： 校园商超搞竞拍外包经营——简单粗暴地价高者得，学生最终成了买单者。

在采访中，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解了小卖部隐藏的灰色利益空间： 有学校由于宴请无法走账，也会通过校园商超解决这部分问题。他认为这种“灰色交易”不仅损害了学校的形象和声誉，还可能导致严重的腐败问题。

这并非夸大其词。不久前，四川省纪委监委披露了四川省眉山车城中学原党委书记、校长邹义强以及原副校长徐列平的贪腐细节， 学校的文印室、小卖部、食堂、教室，都成为其“提款机”。其中，商人王某某为向学校自主经营的小卖部供货，不到4年时间就向学校负责人输送回扣超过14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封闭式管理的寄宿制学校而言，校园小卖部仍有保留的必要性。《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一名学生家长也表示：部分中小学生在校园内确实存在消费需求，比如体育课后需要购买饮用水和面包、点心以补充体力，或是购买文具用品等。此次广东的《指导意见》也给寄宿制中小学保留校园商超设置了政策开口。不管是为了必要的物资补充，还是为了丰富住宿生活，学生的正当需求应该被看见和回应。

正如封面新闻的文章所言：寄宿制学校里的商超不是不能设置、不是不能外包， 但是必须合理确定承租价格和经营范围，要通过合同的约定提前锁定“微利经营”。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校园封闭市场内的商超，不至于坐地起价，侵害师生利益。

而且，既然校园小卖部的定位，是解决学生的实际需求，对其经营项目应有严格限制。《指导意见》就作出了如下具体规定：“中小学校售卖的食品类商品原则上只售卖纯净水、矿泉水、预包装面包、牛奶等预包装食品和新鲜水果”“避免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的食品和酒精饮料”“不得对含糖饮料、调味面制品等零食进行广告宣传”。

“靠开校园商超‘盯’着孩子赚钱的心思，趁早打住。”正如《现代快报》的一篇文章所言，校园小卖部的经营原则是方便孩子、有利于在校生的身心健康。说到底，校园不该是一心赚钱的地方， 对小卖部的“生意经”多念念“紧箍咒”，才能扎牢校园食品安全的篱笆，守住师生权益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