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职世界是大众认知里常常被忽视的百分之四十，那么技校则是这百分之四十中更为沉默的四分之一。”在《南方技校的少年》一书中，袁洁这样写道。在这本聚焦技校学生的纪实文学作品中，作为技校老师，袁洁对学生们展开了一场十年的观察，记录下了关于他们如何受教育，如何劳动，如何找到自己的过程。

袁洁在长达十年的观察中，记录下技校孩子们的另类成长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技工学校2440所，在校学生428.7万人。如果单以成绩论，走进技工学校的青少年，多是中考竞争的“失败者”，他们大多数没能在取得好成绩，但是若以生活应用论，烹饪、汽修、电路维修……人们的生活离不开他们；研磨技术、铸钢切割、机械装调……作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高精尖技术发展的每一步，似乎也离不开他们。

而同时，这也是一个沉默的群体。尽管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竞赛，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但在许多人眼中，就算刮腻子刮成世界冠军，还是难免脱离“成绩不好”的评价。不少技校生为了摆脱这个评价，还得去参加职教高考或成人高考。袁洁很苦恼，在她看来，这些技校的孩子在舆论上是失语的，然而剥开加诸于他们身上的刻板印象，这也不过是一群失意的、迷茫的、脆弱的、有所期待的、渴求认同的少年。

以下为袁洁的自述：

袁洁和《南方技校的少年》

被“塞进”技校的学生

我在一所五年制的技师学院里教语文。在我们学校，初中毕业生入校，前三年是中级工阶段，后两年是高级工阶段。前三年文化课占比高一些，后两年以专业课为主。

选择技校的孩子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初中成绩特别差。在我所在的城市，比较好的公办中专，分数线并不算太低，有些孩子连这种中专也进不去，只能来分数线要求更低的技校；另外一类学生是往届生，比如我现在任教的班级有两个学生。他们原本考上了高中，但学校不太好，他们的成绩也不太好，可能也考不上大学，于是就退学来我们学校；还有一类就是家长和学生想得特别通透，就是想学门技术。

从老师的角度上来讲，肯定是带第三类学生更容易也更省心。因为他们是主动选择来技校的，而第一类的学生，有的孩子对学校已经产生了排斥感，他们都不想再学了，很难适应学校的生活。

学生在进校时，就已经分好专业了，比如汽修、烹饪等等。有些专业很明确，比如我现在带烹饪班，肯定没有人会不知道烹饪班是学什么的。但我之前带电子系的班，大部分学生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做什么的。有些孩子刚进来时会非常茫然，直到他们接触了专业课、自己组装出第一台收音机后，才明白这个专业是做什么的。

所以有孩子在刚进来时非常痛苦，也学不进去，就退学了。退学后很多就直接流入社会，从事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比如当服务员、送快递什么的。

这跟专业有关。我们学校每个班一般50人左右，有的可能到最后只剩30多个人，烹饪专业人数相对会稳定一点，因为学生能比较清晰地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做饭，但很难清晰地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修电路板、能不能修电路板。因为有可能本身他就不是自己选择的专业。我问过电子系的学生，大部分不是自己选择的专业，但像烹饪专业的学生，80%以上都很清楚这个专业是干嘛的，知道自己的兴趣就是这个。

这种情况也跟学生是不是出于兴趣来报名有关系。他们可能来学校都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中考成绩太差没地方可去，家长把他们塞进来的。对孩子来说，他觉得爸妈让我来，那我就来。所以他就会表现得非常消极，有时候甚至是对抗、违纪、顶撞老师。

这并不是因为孩子本性坏，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他们大部分人中考就已经受到打击，所以他们天然就认为自己就是学不好，就会呈现摆烂状态，反映在课堂上，就会表现为睡觉、不听讲，或者老师说啥都没反应。

“适度放水”也是好老师

我们学校不卷成绩，对学生的学业要求比较低。我刚入职时，还按照常规的老师思维严格要求学生，学生的学业表现不好必然是要挂科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老师负责任的表现。

后来我发现，对于部分学生来说，你一直狠抓成绩，并不能改变什么。他们本来就认为自己学习不好，再让他们挂科，只能让他们再次被打击，挂科多了大不了就退学。因为他们本来就长期被否定，就不太想努力，或者觉得努力也没什么用，所以还是要让孩子们得到一些成就感，有一种被肯定的感觉。

有一次，我们学校让语文老师找几个作文写得好的学生，参加了一个省级作文比赛，后来其中一个参赛的孩子告诉我，虽然最后没获奖，但他挺感谢这个经历的，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想到自己的作文还能被看到。还有我选到书里的学生作文，选之前我跟学生说，我写书想要选用你的作文，很多学生很惊讶，他们自己都不觉得自己写得好。

很多孩子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是不太行的，老师要是再去强化这种否定——比如说挂科什么的，没有意义，反而印证了他们内心对于自己的预期。所以我们学校老师的工作重点，就是建立他们的信心。

后来我反思，适当放水，也是一种挽救。一开始我还觉得那些有经验的老师，是不是干久了就不负责任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有一个老师管得就不太严，有学生在他的课上都不怎么听讲，但他只是让那个学生把基本的职业素养整理好，就让他这门课过了。有学生在评价那个老师时跟我说：“那个老师看到我脸上长了痘，就给我了一支药膏。”他觉得这个老师就是好老师。

这些孩子第一要被肯定，第二要被看见。你要让他们感受到，你在关心他们。因为相当一部分孩子在家里其实是受忽视的，老师的善意和关注就是一种肯定，可以激励到他们。

我们的学生，真的没有办法用老师的权威让他们去服从。有些学生比较高自尊高敏感，有时候老师只是很平常地跟他们说个事，或者让他们课后留一下，他们也会觉得老师是在针对他。而且当他们在愤怒时，是真的会喘着粗气握着拳头，就感觉马上要爆发的样子。这时候老师肯定不能比他们更凶，而是要缓下来，让他们先冷静一下，再跟他们讲道理。大部分孩子是能听得进去的，只要老师不要在他们爆发的时候也在那儿吼。

还有些学生看上去不遵守规矩，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沟通。这种情况在新生群体中比较常见。比如说，有些学生遇到一些问题，上课得迟到几分钟，他们不知道先跟老师打个招呼说明情况，而是直接就去做他的事；还比如他们不愿做某个事，但是他们不跟老师沟通，说我觉得这个事不合理或者怎样，他直接就不做。

不少孩子们确实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没能培养起好习惯，因为他们普遍在基础教育阶段，所接受的教育就并不优质。有的学生来自农村学校，甚至有跟我说，英语老师上课时，某个单词不会，还得跑到隔壁去问别的老师。还有学生说他暑假回去辅导妹妹功课，发现老师讲得也不太对。还有他们的原生家庭，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他们的家长没时间对孩子进行教育和引导，能给他们的物质、人脉方面的托举也很少。

可能因为逆反心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学业上不断被否定，或者是因为家长没什么精力去管孩子，这些都是我们的教育重点——要遵守规矩、怎么去合理提诉求、做不到的事要怎么样跟别人沟通等。

有学生说我在初中课堂上都睡了三年了，你现在不让我睡觉，或者说老师我睡觉影响你什么了，为什么要叫我？他会很烦，还会翻白眼，但是我们不能不管，不能无视他们，还是得教，还是得严格要求。

因为我们是一个技术导向的学校，在我的理解中，我们的孩子以后到社会上，他通常也是基层劳动者，规矩意识的养成是非常重要的。本身一个人就是要有规矩意识，而不是说“我不愿意做就不做”。没有规矩意识，在就业市场上呈现出来就是这个人没有定性，特别不靠谱不负责任。

我常跟学生说，人的一生中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随心所欲的，有时候你就是需要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那你能不能做成呢？你要试一试，看你能不能把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做好，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自我挑战？

11月22日在成都寻麓书院举行的读书分享会

不想进厂，又能去哪里？

有不少学生在毕业之后并没有从事自己所对口学习的技术岗位，他们更喜欢服务类、销售类的职业。也有学生进厂实习之后跟我说，进厂真的挺辛苦的。本身工厂的环境比较压抑，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讲，如果不是为了更好的待遇，让他们自主选择的话，他们甚至更喜欢奶茶店什么的，感觉更时尚更自由。当然奶茶店其实工作强度也不低，但是人在这里干活，心态会不一样。

现在制造业很缺人，但即便工厂待遇高一点，年轻人也不太愿意进厂。像去电子企业上班的的孩子，可能最低收入都有五六千，很多本科生刚毕业都达不到这个薪资水平。

很多工厂是24小时生产线不停，工人需要倒班，每天工作时间常在10小时以上，也没有双休，可能是大小周或者单休，或者工作重复性很大，学生也不愿意日复一日去干流水线。其实孩子们实习时干流水线一段时间，后面可以转为技术岗或者走动岗。但还是相对枯燥，工作强度也挺大的。

前段时间我正好跟我的一个同学聊天，他觉得跟工人沟通效率很低，慢慢沟通则需要很多的耐心和时间，工厂毕竟是追求效率的，所以会用比较不人性化的方式来管理员工。

我问我的同学，你们的员工现在年龄多大？他说都40多岁。我说40多岁的人可能还能这样管，你想这样管年轻人真的挺难的。这种工作环境如果不改变，只是一味地追求效率，年轻人肯定会逃离工厂。

一方面是现在的工厂环境和管理方式比较压抑，另一方面是社会的确也没有很尊重产业工人，“唯学历论”的社会环境仍然制约着技校生的发展。现在他们毕业后进厂成为技术工人，可是十年后呢？前几天，有个毕业三年的学生告诉我，他现在在厂里的岗位是工程师，做设备调试、编程等，收入待遇也不错，这个岗位不靠学历，身边的同事都跟他一样，靠技能和经验积累上来的。但我问起他有什么规划，他还是说“边干边看吧”。学生如果看不到一条明晰的技术工人上升的通道，自然就只会把这个工作当成临时工作。

撕下“技校生”的标签

所谓的“三校生”，是指职高、中专和技校。其中职高和中专还隶属于教育部主管，基本上还是会往职教高考的路走，大部分学生是要升学的。而技校隶属于人社部主管，以就业为导向。我们的特点是毕业证和技能等级证挂钩，如果学生在我们这儿读了五年，拿不到你所在的专业的高级工的职业技能等级证，那就拿不到毕业证书。

因此我们学校不会组织学生集体参加职教高考，但如果有学生想要提升学历，学校会组织参加成人高考，得到一个非全日制的文凭。

单从现状来说，技校的孩子升学意愿并不强烈。大部分人就想学一门技术，然后去工作。但我觉得上技校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提升的过程，而不止是一项技能培训。你想学炒菜，去给师傅当个学徒也能学，但是学校的学习毕竟是系统的，而且也不只是简单地学炒菜。像我们烹饪班不止学主干课程，还有烹饪摄影、甜品台摆放等课程，还有一些去酒店实习的机会。有时候人是需要去体验之后再做决定的，而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这边试一下，那边试一下，那最后可能就什么都没有。

外界对技校生有很多刻板印象，比如觉得这些孩子不仅学习不好，还头脑简单。其实外界的评价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学生们的自我评价。

我常跟学生说，不要给自己贴上这样的标签。因为一旦他们自己也认同这样的标签后，他们对自己也会产生不自信。我们的学生就是，一旦认定某门课就是学不好，那干脆就不去碰这门课，他就缩回来了，缩回来就干脆不再试了。

我有一个学生，他专业课挺好的，就是英语考不好，补考也只能考十几分。我很生气，说你来补考也不好好准备，就考个十几分又过不了，这怎么行？

他跟我说，老师我不会。

我说复习卷都给你了，你哪怕死记硬背背下来呢。专业课都能学好的人，为什么就不能把英语背下来？但他就是很抗拒背英语这件事，他给自己贴了标签，我就是学不会，我就是不行。

我后来又找他聊，我说你自己想想，你觉得你英语不行，那你在英语上花的时间有多少？你技能都能学好，在校内的技能比赛能拿第三名，你在专业技能上投入多少时间？跟你学英语的时间能比吗？他说那不能比。我说那不就是了吗？你给英语那么一点时间，学不好多正常。不是说你不会你不行，而是你没有在这门课上投入时间。

我很希望学生能克服这个障碍，我希望他们不要去接受“我就是技校生，我就是学不好文化课，我只能做技能方面的事，技能以外的课程跟我没关系”的自我认定。像我们烹饪专业，学生对口就业是去酒店。很多国际酒店很重视英语，但学生如果不敢去面对英语，就有可能会失去一些重要的机会。

关于孩子应该在什么时候分流，我是这样理解的。初中毕业的孩子，很多并不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就是误打误撞，或是按家长安排来技校。但让他们继续读高中，有些孩子确实没有必要再上文化课。他已经跟不上了，或者完全对文化课不感兴趣。有些学生会说，我（初中）都睡三年了。这种情况下，让他在高中里再睡三年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强行让他们上高中，只能让他们要么继续被忽视，要么就卷到出现心理问题。甚至有学生就是因为初中太卷了，都已经抑郁、休学了，导致跟不上学业，最终才流入技校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种学校还是应该存在的，让一些孩子有空间去做另外的选择。从我自己的观察来说，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其实有着更松弛的状态，来技校是一个恢复和成长的过程。在这里，哪怕他这五年掌握的技能有限，但是有这样一个修复心态的过程，即便他们毕业后不从事本专业，也没有关系。

当然，如果他们正好选到自己热爱的专业，愿意学习一技之长，这是最理想的状态。至少在技校这个校园场域内，我们能尽力给他们一些引领，一些内心的修复，让他们转向更健康的方向，能得到一些成长，比把他们直接抛入社会好。

对于有继续学习意愿的学生，最近两年，我们学校专门设立了两个班，组织80个左右学生报考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这是一个在职业教育领域很有影响力的学校，今年，我们学校考上的有25人。

有学生想要拼一拼，去考这个学校的对口单招考试。这两个班就是专门为他们强化语数英、物理，以及一些专业理论课的提高班。想进这两个班是需要考试的，在业余时间上课，就是学生该上什么专业课还是要上，别人不上课的时候，比如运动会、周末的时候，这个班才上课。对学生来说也挺累的。但他们能坚持下来，寻求突破，我觉得就挺不错的。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点，哪怕他是技校生，也不应该给他贴上学习不好的标签。有时候“学习不好”就是一种心结，被不断强化以后，产生了恶性循环。一旦学生能突破这个心结，不再害怕学习，他未必就真学不好。

我感觉在舆论场上，技校生和技校老师是失语的。呈现出来就是仿佛技校老师素质很低，技校就是一个大型的规训场所，学生都是“坏孩子”，需要学校把他们看管起来，我希望大家不要神秘化技校。技校生和所有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是一样的，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东西很多，自然就会有更多的欲望、更多的需求。他们对于自己的自尊、自我成就等方面的要求会更多。

所以作为语文老师，我很喜欢给学生讲《我与地坛》这篇课文。它能给学生讲很多人生道理，每一种生命，哪怕很微小，都是有存在的意义的。有些孩子的配得感很低，对自己没有自信。我希望能够借这篇课文，给他们传递一些意义感、价值感。

文 | 北京青年报记者 杨宝璐

编选 | 杨家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