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为谁服务”这个问题，有的人总会感到不舒服，不自在：或认为是小题大做，或认为是口号挂帅而不屑一顾。其实，在我们放松或忽略这个问题的时候，美西方早就高举“为谁服务”的大旗（大棒）在世界上到处大行其道了。美国的《芯片法》，投资管理法，科技法，关税法，美国优先等，无一不是出于“为美国服务”的目的。

所以，我们更应当理直气壮地讨论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

今天要谈谈“高考”有没有“为谁服务”的要求。

2026年的高考结束了，果然不出所料：人们对高考出题的刁，难，和怪议论纷纷，责难声不绝于耳，有的人愤怒斥责，也有的表示了极度的不理解。

其实，每年高考过后，总有一个相同的阶段：给参加高考的学生的考试结束了，但是给高考出题的老师们更加严厉的“拷问”才刚刚开始，其严格程度丝毫不亚于这些出题老师给考生们出题的难度。

而每一年的出题老师或机构，对社会的不满的回答都是惊人的一致：考的就是灵活运用书本知识，不要刷题，不要读死书，不要死读书，可是事实呢，结果呢？不刷题，如何知晓天下未知之“数”；不死扣书本内外的关联难点，如何揭开宇宙那么多难解之谜。AI大模型的伟大之处，不就是靠无边无际的“刷信息”（和刷题没有区别）让人们觉得AI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吗？而我们的考生们不依靠海量“刷题”，怎么了解学科的内涵奥秘，和可能遇到的各类难题？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伟大，不正是依靠积累的，收集的各类数据形成了“大数据链（库）”而存于世的吗？对于参加高考的孩子而言，他们不靠“刷题”，如何应对那些整天研究难题的考官们的“天才”发挥呢？现在指责孩子没有仔细读书，没有认真掌握书本知识要义，真的是有点残忍：高高在上，缺乏点真正的为师之仁了。

按理说，考官和考生的关系应当是最平和，最讲仁义的关系，而不是被视为“对手”或“敌手”。对考官来讲，他们面对的可是未来的国家可用之才，下手何必如此之重？连有几十年教学实操经验的优秀教师，面对今年如此不友好的试卷，难掩内心失望，失落和失败之感。何况考生们呢？

一场考试，给考生可能留下长期的心理和精神伤害，难以治愈，因为有的人会认为，他们的辛勤努力被人“耍笑”了一把，未入社会，先收到迎头一棒，内心会何其痛也！

关键问题是高考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今年的高考结束后，居然有人“公然”声称，就是国家在为未来“帅选人才”。这显然是假借“国家”的名义，在毁人才之实。因为，中国的教育法中没有法律规定，任何机构可以单纯利用一次考试来“筛选”，“甄别”，甚至“选拔”人才。这种说法有点自欺欺人。

我们的高考真的能够达到“筛选”人才吗？事实根本不是如此。说句不好听的，这样的高考，名义上在为中国选择培养优秀科学后备军，可是实际上却是为“他人做嫁妆”：为其它国家大学“选拔人才”是真。

人们很容易查到，历年高考数理化的状元，基本都流向国外所谓“顶尖”学府，真正留下来为国家服务的不多。这是事实。

可以想象，现在已经有不少国际学校，研究院在“暗中”寻觅哪些成绩优异的考生，作为他们的潜在的争取“目标客户”。

因为现在美西方最好的人工智能公司中基本都是中国学生，都是在经历中国最难数学考试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很有讽刺意味。

由此可见，我们的高考制度，我们的考题研题出题的机构可能在为其它国家的科研机构输送人才。可能没有人敢承认或承担这样的责任，可惜的是，事实确实如此。考试院是不会认可这一点的，但至少应当做到“与人为善”，与学生为友才对。

这个现象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高考为谁服务，我们的高考题在为谁服务。这个“为谁服务”的问题不解决，其结果只能是题目越来越“难”，越来越“刁”，越来越“偏”。这也是事实。可以坦诚承认，没有必要为此强词夺理，文过饰非，应当实事求是。

问题的核心不是考试题目的“难”和“刁”，而是考试的内容组合，模式，甚至题目表述方法都是全新的，是孩子们上课，平时练习时从没有见过的。这就是为师（出题的老师）的不对了。如果真的是为了培养孩子，真的是为了激励孩子，是不可能出这样的考题来对待孩子们的。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学生并不只是对考题本身的难点有看法，而且对考题模式，格式完全不懂。这就像，平时上课复习老师（包括教材）要求的是“走路”模式竞赛，但是一到赛场，才知道考核模式是“游泳和拳击”。于是，考生们懵了，看不懂了。这个时候考官还如此诡辩：平时学的，练的是走路，可是你也应当会“游泳和拳击”啊！这就有点文过饰非之嫌了。

现在的孩子们如同1978年时的孩子，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如果那时的考官们像今天的出题官们一样为“筛选”优秀人才出题的话，估计会有太多的学子失去求学的愿望。尽管那时的考题远远不如现在的“刁钻”，但是依然为国家，特别是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培养了数千万各类人才，成为挑起改革大任的栋梁，正是他们这批人的努力奋斗，让中国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把现代考试题特别是数学题（数学内核是几十年不会变化的）放在三四十年前“筛选”求知者，不知会出现何种状况？

所以，用难题、刁题来“淘汰”，“筛选”人才的做法值得商榷，首先是法律没有给予考官如此的权力，于法不合；其次，国家未来需要的成千上万的有创造力的人才，而不仅仅是能够解答尖子塔顶尖问题的少数“天才”。

现在国家面临新技术，新前沿科学的挑战，需要一些特别人才，但是这绝不是让高考成为“难为”孩子的理由。他们未来的路还很长，不应当被几道“怪”题难到，造成终身遗憾或阴影，影响未来的成长。

现在活跃在中国人工智能最前沿的年轻创业者们，并非都是当年数理化考试的冠亚季军，他们同样成为中国新兴产业的领军人物。

美国的那些科技大佬们自己基本不是数学天才，但是他们雇佣了大多数由中国大学培养的数学大脑，而我们的考题老师还在千方百计地为美西方寻找，培养数理化精英，同时对内却在责备中国学生读死书。真是不应该。

过去中国一直有个顺口溜：

“考，考，老师的法宝。

分，分，学生的命根。”

几十年过去了，其它领域的改革翻天覆地，唯独考试，教育还在闭环中周游。

如何为国家培养，储备急需的人才，仅靠几道让大多数孩子做不出来的考题，是选拔不出真正需要，实用和可信的人才的。

或许我们可以考虑颁布一个新的法规：凡是高考状元或前十名优秀考生，在毕业后三年内不能出去为他国企业服务。可以最大限度地留住人才为国家效力。他们要先反哺国家，而不是先为其它国家效力。而现在的教育与考试模式，很可能产生逆反，值得调研，反思。

这一代年轻考生，是中国未来产业的希望，也是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善待他们，就是善待我们自己的未来。

（本文作者刘志勤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