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精心安排的饭局上,父亲带着女儿与某政法大学的导师推杯换盏,导师轻描淡写地提及:“你考的那门150分的专业课,试卷是我独立出的。”这场看似平常的社交,却成为改变考研轨迹的关键时刻。
该政法大学智能法学专业的研究生招生计划上,**2023年仅招7名学生**。当一位双非院校的会计专业学生因父亲的法官身份和人脉关系,在饭局后决定从厦门大学转向华政时,她的理由简单而直白:“有关系,老师说不定能划重点。”
而在招聘市场,另一场无声的筛选正在上演:简历上本科院校的名称成为决定性因素。“**本科非985、211的毕业生,简历直接筛掉**”,一位大型互联网公司的HR坦言,“越是头部公司、核心岗位,对第一学历的要求就越高。”
01 智能法学的诱惑,公平竞争的假象
该校智能法学作为2020年新设立的二级学科,被定位为对接未来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它融合了**网络法、数据法和人工智能法三大方向**,形成“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这一专业自然成为考研热门选择。
饭局中的承诺极具诱惑力:“**考研专业课的那门150分是这个老师个人独立出卷**”。这种表述很容易让考生产生错觉——只要获得导师青睐,就等于半只脚踏入研究生门槛。
然而真相往往被忽略。该校智能法学考研科目包含四门:思想政治理论、外语(英语一/俄语/日语)、数据法学以及法学综合。专业课仅占150分,而**公共课全国统考占300分**,后者完全无法通过“关系”操作。
即使专业课部分,所谓“独立出题”也不等同于权力无约束。试卷内容需符合该校研究生院制定的考试大纲,涵盖数据法基础理论、个人数据保护原则、数据流通交易制度等系统知识体系。重点范围广泛到几乎等同于整本教材,所谓“划重点”的实际价值大打折扣。
该校考研的竞争激烈程度更是不容忽视。作为法学界“五院四系”之一,其法学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位列全国第二,地域优势更推高了报考热度。智能法学虽然新兴,但在名校招牌加持下,报录比依然高企。
## 02 关系神话的破灭,制度约束的现实
那位法官父亲的人脉关系真的能保障女儿“七八成把握”吗?现实远比想象复杂。该校研究生复试采取**差额选拔机制**,复试总分为250分(专业知识150分+外语100分),与初试成绩相加后按总成绩排序录取。
复试环节设置专业复试工作小组,采取集体决策机制。2024年复试规则明确:“**各学科专业从高分到低分排序,确定复试人选**”。即使导师有推荐权,决定权仍在学院招生委员会手中。多位教授共同把关下,为一个专业基础存疑的“关系户”冒险,可能付出的学术声誉代价远超“人情”价值。
更关键的是法律风险。泄题行为触及《刑法》第418条,涉及**国家考试舞弊罪**,最高可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在教育部三令五申强调招生纪律的背景下,导师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在录音设备下成为证据。
智能法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对学生的专业素养要求反而更高。其培养目标是“**既精通法律又掌握一定算法编程技术的智能法高端人才**”。一个会计背景的跨考生,仅靠“重点”突击难以应对复试中专业问题的深度考察。
该校复试规则中明确一条红线:“**复试不合格者(即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考核低于90分或外语测试低于50分),不予录取**”。这条硬性规定构筑了关系无法逾越的专业壁垒。
03 学历歧视的蔓延,教育公平的伤口
当考研学子在“关系”迷思中挣扎时,另一种制度性歧视已在就业市场蔓延。2024届毕业生李敏(化名)的遭遇令人心寒:北京某985高校硕士毕业的她,因本科出身普通院校,被多家企业拒之门外。
“**我的自尊心被按在地上摩擦,第一学历似乎成了我的‘污点’**。”李敏的感慨道出无数求职者的心声。一家企业HR面试时直言不讳:“你本科毕业于××大学,我怎么没听说过?”简单寒暄后便将简历退回,面试草草收场。
社交平台上,“第一学历是永远的伤吗”、“上午向HR申请offer,下午被告知只收‘双一流’学生”等话题引发热议。有毕业生自嘲:“**第一学历不好,就像留了案底**”。
这种歧视直接违反了教育部的官方立场。2021年9月,教育部明确答复:“**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2024年11月,教育部再发通知,严禁招聘中出现“985/211优先”等限制性字眼。
但现实数据更令人警醒:我国3000余所高校中,985、211、“双一流”高校仅百余所,占比约**0.4%**。当企业将招聘门槛设定为“本科211以上”时,意味着对99.6%院校毕业生的系统性排斥。
04 双重枷锁的困局,寒门学子的挑战
教育公平面临双重挤压:一端是 **“关系”对机会分配的隐性干预**,另一端是学历歧视对上升通道的制度性封锁。两者共同构成阻碍人才自由流动的枷锁。
那位双非院校的会计专业学生,在法官父亲荫庇下似乎获得了某种“特权”。但讽刺的是,当她研究生毕业求职时,**“本科双非”的身份可能成为她被拒的理由**。关系网或许能打开一扇门,却无法铺平整个职业道路。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加剧了这一困局。重点高校集中在一线城市,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学生面临先天劣势。当广东某私立学校公然打出“**只招收父母是本科以上学历之家长**”的招生广告时,教育不公已从高等教育蔓延至基础教育。
“**招聘毕业生时看第一学历,损害就业者的公平就业权,容易造成人力资源错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讲师杨雅云指出,“这会影响受歧视群体自我发展与奉献社会的积极性,并产生不良价值导向——无论其如何努力也无法消除第一学历的烙印。”
学历歧视引发恶性循环:本科院校不理想的学生,期望通过考研进入名校改写命运;但即使成功,就业市场仍以“第一学历”将其打回原形。这种绝望感正在消解教育改变命运的基本信念。
05 破局之道的探索,公平未来的曙光
改变这一现状需制度革新与观念转变并重。在法律层面,虽然就业促进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但未明确列举学历歧视形式。专家建议修订法律时将其纳入禁止范围,为维权提供明确依据。
监管机制同样需要加强。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提出:“**各级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应通过检查、抽查监督招聘公平**,对存在第一学历歧视的企业给予处罚并公示典型案例。”这种警示能促使企业重新审视用人标准。
高校招生环节的透明化至关重要。华政2024年复试方案要求全程录音录像,资格审查未通过者不得参加复试,这些措施有效压缩了权力寻租空间。而智能法学等新兴专业更应建立产教融合培养模式,与互联网企业、司法机关合作,通过实践能力考核降低单一笔试权重。
**技术赋能正在创造新的公平可能**。AI面试、匿名评审等数字化工具可减少人为偏见。一些企业已开始尝试“能力盲测”,通过案例解决、情景模拟等环节评估求职者真实能力,而非学历背景。
最根本的是社会评价体系的革新。当教育回归育人本质,而非身份标签的生产线;当企业真正建立以能力为导向的评估机制,而非简单依赖学历筛选;当每个奋斗者都能获得平等尊重,而非被“第一学历”定义人生——教育公平的阳光才能普照每个角落。
招聘会上,一位HR快速翻看着简历,指尖在“教育背景”栏划过。当看到“本科:××学院”(非985/211)时,她轻轻将这份简历放到角落的“待定”区域。这个不经意的动作,与那位法官父亲在饭局中的自信微笑形成讽刺映照。
教育公平的双重困境——**一端是特权的阴影,另一端是歧视的高墙**。它们共同挤压着普通学子的生存空间。那些在图书馆通宵达旦的身影,那些为考研熬过的无数夜晚,不应被一场饭局或简历上的校名所否定。
教育部通知中那句“**没有第一学历概念**”的声明正在引发波澜,而华政复试方案中“全程录音录像”的规定也为权力套上缰绳。制度的完善需要时间,但观念的变革始于每个人的选择:在评价他人与自我时,是看重标签还是真实能力?是迷信关系还是尊重奋斗?
考场上的笔尖沙沙作响,那里没有关系与特权的容身之处;招聘间的能力测评中,真正的才华终将闪光。当教育回归纯粹,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学子,都将在公平的阳光下绽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