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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两年多时间，江苏省昆山市外卖员王计兵的首部诗集《赶时间的人》已印至第十二版。有人讶异原本小众的诗歌也能“破圈”，有人打趣昔日他为千家万户送去热饭，如今又为人们送去精神食粮。成名以后，送外卖时认出他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拦住他求签名，不签就“威胁”要打差评。他只得笑着周旋，熟练讲出托词：“上一个顾客也这么说——我大概真是和王计兵长太像了。”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兴起，如王计兵一样没有文凭加持、非专业出身的一批写作者，成为当代诗歌版图里异军突起的力量。他们在矿井深处“开掘”诗意，在田间地头“种下”诗行，在工地上“锻造”字句，让原本微不可闻的个体声音，在公共空间激起广阔回响。这些诗为何能够击中人心？又该如何避免成为流量裹挟下的昙花一现？6月12日，由《诗刊》社、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首届新大众诗会暨中国诗歌网成立十周年座谈会在湖南省湘潭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十余位新大众诗人分享了他们的写作经历和感悟，和评论家以及文学工作者们共同探讨如何让诗歌从“象牙塔走向人间烟火”。座谈会由中国诗歌网总编辑金石开主持。

座谈会开幕式现场照。（彭丹/摄）

写诗是“自我救赎”

今年是王计兵送外卖的第7个年头，鲜为人知的是，从1988年第一次进城打工时拿起笔，他的写作已持续了37年。不过这其中的二十多年里，他只写作，不发表，甚至连底稿也不保留——在山东砖厂打工时，他每晚在通铺上写下文章，给工友们看过后，就丢进灶台当引火材料。也正是这二十年来无欲无求的写作，让他了解了文学对一个普通人的价值：“文学是落在我生命空地上的一场大雪，不能改变我的生活，却会让我的生命因此更加精彩。”

对许多新大众诗人而言，写诗在最初并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他们精神宣泄的出口，是对自身主体性的确认，不让心灵芜没在日复一日的现实中。诗人榆木来自山西晋城。他曾长期在矿井下工作，诗歌是他在地下两千米深处筑起的一片“精神高地”。他将写诗视为一种“觉醒”，让原本在黑暗与劳作中钝化的心灵重新恢复柔软与痛感。

2008年榆木高中毕业，左脚刚出了校门，右脚便踏入了矿井。他的日常是与工友们一起，抬起每根重达七百多斤的瓦斯抽放管。2015年，他被调至井下二线水仓，本以为可以告别扛管、拖缆的辛劳，却又被这片“无人区”的黑暗与孤独吞没。他干脆关掉头灯，任由自己沉入彻底的黑暗中，“没人说话，就和黑暗说，和巷道说，和水说。”那些诗句，也在这种自言自语中悄然诞生。榆木说，在矿井里，黑暗反而让每一丝微光变得更为透亮。正是在地底最黑暗处，他“才把生活看得更清楚”。在他的诗句中，光明与黑暗也总是辩证相依。

黑小白是来自甘肃甘南州的诗人。他的家乡临潭地处僻远的高原之上，天常被大风刮得湛蓝澄澈，当地人将这种颜色称为“西湖水”。因气候寒冷，高原上的草也学会了“抱团取暖”，簇簇成团地生长。39岁那年，黑小白开始写诗，把笔尖对准这片灌满诗意的土地，写下这里的“泥土、草木和亲人”。对他而言，写作是一种“另一种呼吸”，不是为了被看见或理解，而是“让那些感动我们的瞬间和情感，成为支撑我们走下去的温暖和力量，让白驹过隙的时光慢一点，再慢一点。”

在广东东莞务工的诗人温雄珍，则将写诗作为“一种精神支撑，也是一种自我救赎”。她小学五年级便辍学，15岁只身离开广西外出打工。1999年，她来到东莞企石综合市场摆地摊，如今又兼职在烧烤摊做服务员。

作为一名女性，温雄珍不仅承受着工作的辛劳，还要肩负妻子、母亲的多重角色，常感内心被撕扯。一回与丈夫激烈争吵后，她甚至动过跳进东江的念头。可想到孩子还需要人照顾，她最终还是让“母亲”的身份将自己领了回来。那天，她在江边久久坐着，写下了《烧烤架上》这首诗：“……那一夜,雨水在江面织黑色的花朵/你抱着死亡，仿佛只是一刻/又似乎过了很久/你喝停了体内厮杀的两个人/并把其中一个放在水花上/默默看她消亡/那一晚，东江面上的一盏渔火点到天明/那一晚/你把孩子们的妈妈领回家……”

座谈会现场照。（彭丹/摄）

打破诗歌的封闭状态

对于这些自发提笔的诗人而言，写诗并不是一种刻意为之的抒怀，而是一种“不得不写”的冲动。正是这种真诚、不加矫饰的私人化写作，使他们更有可能抵达读者的内心，也让诗歌重新回到普通人之中。

来自河南省方城县四里店镇张湾村的诗人景淑贞，是一位农民，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小卖部。她从2018年开始正式写诗。因为常常心里想着诗句，她时常给顾客拿错东西、找错零钱，有人笑她“不务正业”，她却说：“身在人间低处，写诗让我灵魂高贵。”

身处中原大地上的偏远村庄，景淑贞一直是自己写、自己读，写诗是她的“一个人的事”。直到有一天，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走进她的小卖部，激动地说：“我看到你在公众号上写的诗了！”他随口念出景淑贞的诗句：“‘张湾村的麦子熟了/而收割机还没有来/没有比这更让人焦急的等待了。’这不就是我们收麦时的心情嘛！”“我还知道你那首《我向天空兜售云朵》，《三月》里那句‘靠着门框，抠指甲缝里的泥土’……”

正是这些“土里土气”的句子，唤起了一个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内心的共鸣。景淑贞甚至想在小卖部里创建一个“乡村诗社”，让更多的村民们参与到诗歌中来。她所在的村子不过一千来人，她的小卖部周围不过三百来人，但这些诗句或许可以辐射到无限的远方，无数的人。

诗人希冀是山西左云县的一名中学教师，家乡的泥土山水和孩子们是她诗歌创作的源泉，而她回馈给孩子们的，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诗意目光。希冀常常教孩子们读诗写诗，孩子们告诉老师，自从爱上诗歌，“看山不止是山，看水不止是水，世界万物仿佛都有了诗意。”有名学生还写下了一首诗《草的野心》：“十里河的草/像极了课上的我们/表面上按兵不动/实则有一颗吞并春天的野心。”

“天赋诗权，写诗是每个人的天然权利。”《诗刊》社主编李少君表示，今天我们倡导的新大众诗学，就是要打破圈子化小众化的封闭状态，它回归了诗歌的本源——以自然、本真的方式抒发个体情感、记录真实生活。相较于过去诗歌写作中过度讲究修辞、脱离大众的倾向，新大众诗人以质朴真切的表达，唤回了诗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如今诗歌也面临AI的挑战，它或许能写得更快，却永远无法拥有人的个性与情感。因此，诗人更应写好属于自己的‘个人史’——记录真实的生活与内心。这些文字会本能地包含这个时代，包含公共的情感。”李少君说。

全体与会嘉宾合影。（张义明/摄）

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

“外卖诗人”“矿工诗人”“焊工诗人”……这些包含流量密码的标签让许多新大众诗人走进了公众视野，但作品的质量才是他们站稳脚跟的关键。正如王计兵所说：“素人写作被关爱、被关注，本身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让一个个普通人有机会在文学中崭露头角。同时，我希望素人写作的我们，能用更高的要求对待写作。无论哪种方式写作，素人也好，名家也罢，文学最终都要回归文学本身，让作品说话。”

非专业出身不意味着自降品格。温雄珍始终记得作家李敬泽对自己说过的话：“素人写作 不‘素’在身份、职业，而‘素’在质朴初心。”虽然作品已登上《诗刊》《作品》等文学杂志，温雄珍身边的大多数人仍不知道她在写诗，她也坚持着不为利往、不计酬答的创作。“接下来我要更跟努力地写，不做一闪而过的闪电，不留下遗憾。”温雄珍说为了写得更好，她也要努力生活，认真过好每一天。如今，她常把新作读给自己的小舅听——那是与她已故母亲最亲近的亲人。“把诗念给舅舅，就像是念给了妈妈。”

诗人梁书正来自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年前曾在广东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大部分时间住在乡村，他的作品也与湘西的山水人情紧密相连。他认为 “在场”是所有基层诗人的写作基石或命脉，但也提出警醒：过度依赖个体经验，可能导致写作疲劳、题材单一，甚至陷入自我重复。在AI加速发展的今天，职业与生活环境不断变化，诗人应放眼更广阔的世界。

从书写个体的痛感到观照整个矿工群体的生存境遇，榆木的诗歌还在向更深更远处开掘。他记得一次有一个工友的妻子马上要生产，工友想要请假回家探望却迟迟不被批准，无奈的工友在澡堂里一把拉住榆木，请榆木给自己写点东西，哪怕简单的一句话，或许能打动领导。“对于一个处境艰难的底层劳动者来说，这样的简单的一句话也许就能帮他迈出自己拼尽全力也难以迈过去的坎。”榆木认识到文学的力量正在于一种“替代性发声”——为工友、为底层劳动者表达他们的苦楚、困惑、尊严与梦。

现在他观察到数字时代也加剧了工友间的陌生与疏离，以前收工后工友们有说有笑聚在一起，现在大家都各自捧着手机，公司开始为工友们设立心理咨询服务。榆木想把这一切都写进诗里、文章里。

“文学，最终还是要从人性的深处走去，要光明、纯善，要有普世之爱，要有对人世间深切关照。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找到自己诗歌的矿藏，成为一个真正的挖掘文学宝藏的‘矿工’。”梁书正说。在奔波辛劳的生活里，新大众诗人还将执笔前行，用他们的诗句照亮每一个平凡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