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 年轻人最怕听的两个词，绑架了我二十年

作者 | 秦萌

编辑 | 程迟

今年避不开的两个网络流行词“托举”和“接住”的背后，暗藏着一种略危险的倾向。人们正在把“托举”和“接住”也变得效率化，变成某种KPI，把“接住”的情感关系异化为“提供情绪价值”。

今年，有两个热词你是避不开的，那就是“托举”和“接住”。

大热的剧集《苦尽柑来遇见你》是“三代女性的托举”；在综艺《是女儿是妈妈》中，黄圣依的母亲邓传理则被誉为“托举式母爱天花板”；“一代的成功是三代的托举”经过华大基因CEO尹烨的阐述而成为流行语。而在社交媒体里，人们讨论“托举才是恩”，寻找“托举自己的文案”。

近期演员周渝民在谈大S时，说“我精神不好的时候，熙媛接住了我”，引发网友共鸣；热映电视剧《难哄》中桑延那句“不管怎样我都会接住你”的台词，也在千万屏幕前溅起泪水的涟漪。与此同时，“被温柔接住的瞬间”“我会永远接住你”密集地在信息流里出现。

（图/《苦尽柑来遇见你》）

热词的流行总是伴随着反对的声音，比如不少人发帖说“真的不喜欢托举这个词”。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使得两个物理动作变成了抽象的支持与助力？它们和两年前流行起来的“情绪价值”一起，成为了理解年轻人心理绕不开的流行词。

“托举”在早期还是一种肉身的行为，指在救援场景之中，用身体支撑他人的行动，诸如“3岁男童悬吊在五楼阳台外，3位托举哥出手相救”“快递小哥徒手爬楼托救小童”等新闻中，“托举哥”都成为了见义勇为的英雄。除此之外，该词更多地被用于教育和家庭场景，如家长“托举孩子的未来”，将物理层面的托举变成了一种隐喻。

01

我们如何理解“托举”呢？

先从它物理层面的意义来看。在广州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里，作者表明，独自在家的儿童频频出现意外，是“部分家长监护失责”。“家长要认识到照看好孩子是做父母的最起码的责任”。北京晨报也曾经发表评论，称“别总指望托举哥，孩子的安全父母责无旁贷”。

然而，父母需要出门工作与照料孩子其实是存在矛盾的。“托举哥”的频繁出现，正说明许多家庭都面临类似的困境。正如《风险社会》作者、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工业社会建立在人类劳动力商品化的基础之上。生产和家庭划分了各自的劳动领域，形成了对立的组织。

《风险社会》

[徳]乌尔里希·贝克 著 张文杰 何博闻 译

译林出版社，2018-02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宋少鹏也提出，过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框架下，职工只需要把孩子留在保育院里即可。市场化转型之后，和再生产（包括家务、育儿、照料）有关的职能退回社会，也就是退回个人和家庭。而绝大多数家庭只能依靠家庭内部分工来解决问题。这意味着，再生产风险很大部分必须由家庭承担。

父母对孩子在养育上的“托举”，其实也折射出这一难题，即家庭为再生产（育儿）付出巨大的努力。邓传理在黄圣依小时候，就对她进行了全方位的素质培养，包括规划学习方向，安排艺术与体育课程，帮助她积累资源；对女儿婚姻不满意，却默默地给她购置了钢琴和冰箱，送了一套北京的新房；带外孙十年，让黄圣依专注演艺事业。即便是到了74岁，她也为帮助离婚后的女儿增加公众好感度而进入综艺节目，并为上镜好看而减重8斤。她在上节目期间依然坚持爬山，来显示自己“还是能够和她一起走完最后的路”，“以我的实际行动来证明，对她的一切事情都可以支持”。

黄圣依在综艺中。（图/《乘风破浪的姐姐》）

邓传理对黄圣依的“托举”，在今天看来正是非常普遍的“精细育儿”和“密集母职”。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曾经指出：今天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国民教育里最好的资源都退出了教育，每个家庭因此而为市场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孩子从小就明白，拿高分是用资源换来的”。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刘云杉也谈到，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普通民众都习惯了向上流动；然而，今天教育作为传统的上升通道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在许多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中，家长不允许孩子失败，也不接受孩子平庸。就这样，防止下滑和力争向上，成为所有阶层在代际传递当中的日常焦虑。这导致了邓传理的“托举”在女儿成年后依然没有结束，不仅延续到了婚嫁，还延续到事业和孙辈的养育上。

02

需要浅层的感动

更需要深层的变革

和“托举”一词类似，“接住”在流行文化中的使用也超越物理动作，常常用以表达情感支持、心理认同和社会互助。

例如，心理学者武志红就这样谈到“接住”，他说：“当我们发出声音的时候就是一股能量，能量被接住的时候，有了回应的时候，就从中性的、灰色的能量，变成了光明的、彩色的能量。如果没有得到回应，就会变成黑色的、破坏性的能量，会继续向外，变成不满、愤怒、对外部世界的攻击甚至是破坏。”他认为，回应（接住）是爱和力量的来源。

（图/@武志红心理咨询中心）

如今在网络环境中，谈到“接住”时，往往伴随着感人的人际互动。例如今年5月，演员周渝民在谈大S时，就谈到“我精神不好的时候，熙媛接住了我”。2005年，周渝民因为患上抑郁症，在独自开车时突然情绪崩溃，发生车祸，大S则在第一时间赶到，不顾偷拍的镜头，跪在碎玻璃里紧紧抱住周渝民。

但正如同“托举”一样，备受追捧的“接住”叙事，也掩盖了某些深层的问题。周渝民的抑郁症并非个人基因使然，反而和身处的环境密不可分。他曾说他在娱乐圈“看到太多为了目的不顾一切向上爬的人”，而自己却是“默默干事”的人，所以在圈子里总是受欺负。他的抑郁症与在演艺圈面临的高压状况不无关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力渲染大S如何“接住”他，二人的私人感情如何深厚，其实是将系统性创伤个人化。

近期热映的电视剧《难哄》里，也有类似的关于“接住”的桥段。女主角温以凡说，遇到男主桑延后，“梦游变少了很多，好像压力也变得不重要了”。她一边哭泣，一边感谢男主“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我”。男主角也霸气回应：“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图/《难哄》）

但问题在于，温以凡的梦游和压力，一方面来自于父亲去世，母亲重新组建家庭，导致她长期寄人篱下，在大伯家中不受待见；另一方面来自于长期受到性骚扰。

这显示出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呵护中，对监护失职的审查程序有所缺失，像温以凡这样的寄养儿童变成了制度下的孤儿。

温以凡的困境在现实中是可能出现的，然而，遇到像桑延这样能够及时“接住”她和治愈她的个体，却常常是偶然。故而，我们既需要他人的“接住”，更需要制度的兜底；既需要浅层的感动，更需要深层的变革。

（图/《难哄》）

03

情感不该异化为“情绪价值”

“托举”与““接住”，这两个与肉身救援密切相关的动作成为热词，或许恰恰反映了当下年轻人正处于某种需要救助的困境之中。

日本评论家宇野常宽在《〇〇年代的想象力》中提到，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胜利，以电视剧《鱿鱼游戏》、电影《饥饿游戏》为代表的“大逃杀”文艺范式反映出当下许多年轻人的心态。为求个人生存而相互杀戮，已经成为人们接受的现实。人们意识到，如果不做什么，就“会被社会杀掉，须以己之力努力生存下去”。

《〇〇年代的想象力》

[日]宇野常宽 著 余梦娇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11

但是在这个充满自由却冰冷的当下，人们依然向往着脉脉温情，既需要物质上的托举，也需要情感上的接住。

我们需要小心的是，人们正在把“托举”和“接住”也变得效率化，变成某种KPI。例如邓传理的“带孙子十年”“减重8斤”，有用数字量化“托举”力度的倾向。又比如把“接住”的情感关系异化为“提供情绪价值”，如一些心理类自媒体就曾经列举出情绪价值的详细计算公式。这样，人类情感很可能会沦为excel表格中的损益计算。

另一方面，当个体沦为孤立的竞争单元，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有着情感和心理损耗，这一过程通常伴随着对不确定性的担忧和恐惧，婚恋以及组成家庭就成为了个体期待的最后的避风港。面对这样的情况，社会安全网的重建也至关重要。

参考资料

[1]“我要分手，他无法提供情绪价值” | 情绪价值的计算公式

[3]《多地突发儿童坠楼事件引发反思部分家长监护失责》

[5]北大教育学院刘云杉：教育已经成为各种力量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