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们现在的政治学，就是课程的设置，以及教学的方法，有点脱离政治学自然形成的一个过程，不去讲历史，然后不去讲地理，就单单讨论一个政治理论，或者政体，非常脱离现实的东西，您是如何看待我们现在的政治学，跟某些东西脱节的情况的？

答：政治学确实现在问题非常大。在19世纪以前，所谓的科学这个词，古希腊拉丁文的词源，是划分、区分的意思。

那个时代的科学，其实它往往是以一种类型学的方式表现出来，比方说医学，是病理类型学，那么政治科学，表现为政体类型学，什么叫类型学？就是我把相似的现象，归为一类。我首先根据现象不同的特征，把它一个个类给分好，然后找到这些现象之间的共性，那个时候科学研究是这么搞的。

在实证主义兴起以前，讲政治政体类型学，比方说一个人的统治，我们把它叫做君主制或者僭主制，这个东西我们分一类；少数人的统治，贵族制或者寡头制；多数人的统治，民主制或者暴民制，那个时候政治学讨论的是这个东西。

到了19世纪以后，我们发现问题意识变了，尤其是19世纪后半段，随着欧洲国家竞争的激烈，国家开始出现系统性的对社会治理的学术。19世纪的国家间竞争，跟18世纪完全不一样，不是精英之间的打架，他变成他考量国家的一个实力的强弱，考量你的工业生产能力，考量你的基层动员能力，考量你有没有高素质的劳动力。那么就会有系统性的社会治理出现，政治学就不再讨论政体类型的问题，它变成讨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家怎么进行，跟社会到底处于什么关系的问题，但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会发现，政治学的学科独立性就很成问题了，这么去讨论问题，那政治学跟行政学，跟行政管理学，它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到了20世纪以后，尤其受美国学术界的影响，政治学要给自己找一个完全独立的领域，独立的方向，把自己跟行政学，行政管理学，跟社会学之间做一个明显的区别。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美国价值观服务。

我们当代的政治学研究，其实从二战以后，政治学的主流变成只研究一个议题，民主化就西方政治学的主流，除此之外啥都不研究。二战以后，美国有个行为主义革命，过去政治学是通过政体进行分析或者制度分析，它变成了行为人的分析，这个东西其实就很方便量化了。

后来还有什么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直接把经济学的理论套用过来研究政治，那么整个政治活动，就被在西方体制之下，变成了一个市场行为，无非特殊的就是说卖方作为政客，他兜售的是政治承诺，或者政治预期，而买方选民贡献的不是金钱，而是选票。

所以西方意义上的那种，所谓的选主政治成为了他们不证自明的一个前提，所以这是今天政治学非常麻烦的一点。

我有一次跟一位北大的政治学老师聊天，他提到何新，说虽然他有很多问题，但他做对了一件事情，我们国内当时为了去上指标，搞文科排名，要求政治学专业去发美国的什么刊物，何新把这个事情捅出来，把这个事情搅黄了。政治学这个学科，你要搞美国化就完了，因为在西方，政治学变成了只讨论民主化，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国没有他们那个意义上的所谓的民主化，到了中国就没有土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