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师强制坐班打卡，一坐就是好几年”“坐班制还要管考勤，去了个假高校”......在豆瓣某“青椒”小组内，有关“坐班制”的话题不时出现，且总能引起同样受此制度困扰的“青椒”共鸣......

在多数人的认知里，高校教师似乎有很高的自由度：有课上课，没课自由分配时间。然而，近年来，国内多所高校开始推行教师全员“坐班制”，要求教师每天按时打卡、定点坐班。这一看似规范管理的举措，却在高校教师群体中激起强烈反弹。当“坐班”成为衡量教师价值的标尺，我们不禁要问：用考勤思维来管理知识创造者，真的合理吗？

01 高校教师的“打卡时代”

笔者通过信息搜集发现，近年来，一些高校相继推出了“坐班制”相关文件，但具体管理方式和针对的教师群体却略有不同。一些高校明确提出“全员坐班”，如武汉某民办高校要求学校全体教职工统一实行“坐班制”，且每个工作日需坐班7小时；再如合肥某职业技术学校，要求教职工每日坐班6小时，并采取上下班签到、签退制。

图源 武汉某民办高校官网

图源 合肥某职业技术学校官网

另有高校将坐班制度作为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的途径，如湖南某高校商学院为45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建立“青年人才成长助理站”，进入“成长站”的教师需每周集体坐班，每周坐班时间不少于3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累积8小时，含上课时间），坐班期间进行有组织学习和科研活动，并参与学术沙龙等活动。

41-45岁的教师采取自愿入站原则，但具有博士学位且未曾完成特定工作的教师原则上需进站。40岁及以下的教师原则上也需进入“成长站”。新引进的博士无论年龄，都必须加入。已经聘任学院管理服务岗位且参与教学科研活动的教师，也视同进站。

图源 湖南某高校商学院官网

安徽某高校则只要求党政管理人员、专职辅导员、专业技术人员等实行上班签到制度，专任教师只需在授课、业务学习、集体活动等时间到校考勤。

图源 安徽某高校官网

此外，上海某高校经管学院虽不要求每日定点坐班，但鼓励全体在岗一线教师、辅导员、实验员、双肩挑人员每周积极参加坐班答疑和自习辅导，且每周答疑时间由职称而定：高级职称每周坐班答疑时间不少于3小时，中级职称不少于4小时，初级职称不少于5小时，双肩挑教师减半。

图源 上海某高校经管学院官网

由此可见，高校虽然对“坐班制”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教师的弹性时间进行了约束。

显而易见，校方并没有考虑到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教师工作特点存在差异，如此一刀切的“坐班制”可能无法适应教师的个性化需求。例如，对于一些需要实地调研、野外考察的教师，“坐班制”可能会束缚他们的手脚，限制其获取外部资源和信息的机会，不利于其专业发展和个人成长。

而让高校教师对“坐班制”最愤愤不平的，则是高校以往并没有实行“坐班”的传统。这是因为高校老师基本都承担着科研和教学的双重任务，而科研工作的特殊性在于其需要灵感和创造力，这些往往不是固定在办公室内就能产生的。老师们需要时间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去实验室进行实验、去参加学术会议交流思想……这些都需要灵活的时间安排。

然而，打卡坐班却将教师禁锢在办公室的方寸之间，那些需要沉浸思考的科研灵感、需要跨校协作的学术交流，都被切割成零散的碎片，最终影响到教师的学术工作。学术研究不会在考勤表上开花，而只会在自由的土壤里结果。

02 学术自由与“坐班之困”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自由，只有让教师们拥有自由的时间和空间，他们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潜力。于抗战时期应运而生的西南联大，虽仅存八年，却走出2位诺贝尔奖得主、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元勋、175位两院院士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栋梁之才。

“联合大学......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冯友兰教授在《国立西南大学纪念碑碑文》对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的评价，或许正是它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奇迹”的原因。

图源 网络

当时的西南联大采用“教授治校”的方式，学校的教学、科研、重要行政工作等都通过教授会审议和通过，且教师们在讲课内容、授课方法、考评方式等各方面也具有极大的自zhu权，天才、怪才、鬼才、狂士等风格各异的da师都尽释其才。

“泡茶馆”文化也在当时蔚然成风，师生们常聚集在茶馆交流探讨，无数观点于茶馆内碰撞交流。校方也从不干预教师与学生的政治思想，不管是进步的、保守的，虽各有所执着，但都能互相包容、自由平等。正因师生“自由”，才铸就联大“繁荣”。

反观如今一些高校，对“坐班制”的严格执行似乎与学术自由的初衷背道而驰。这些高校往往忽视了学术研究的本质——它是一个需要灵感、创新、批判性思维和自由探索的过程。将教师束缚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不仅限制了他们的学术活动范围，也扼杀了他们的创造力和学术热情。

03 “坐班制”：专科院校的“生存法则”？

但硬币的另一面同样值得关注，即实行“坐班制”的部分高校为专科院校和民办本科院校，这一现象背后既有教育定位的深层差异，也折射出不同高校管理模式的分野，其“坐班制”的合理性又值得深入探讨。专科院校和部分民办本科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教学强调实践指导与纪律管理，对学术研究的要求相对较低，教师坐班可保障实训指导、作业批改等高频互动需求，这恰恰与研究型高校以科研和学术创新为主、教师更需要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地点来推进学术工作不同。

除此之外，专科院校和民办本科院校常常面临更严峻的资源约束与市场竞争压力。一方面，师资结构以年轻教师为主，流动性较高，坐班可作为规范化管理工具，帮助新教师快速适应教学节奏；另一方面，严格的考勤制度能向家长传递“严格治校”的信号，缓解社会对民办教育质量的疑虑。

因而，“坐班制”在特定类型高校中或许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其本质是管理手段而非教育目标。过度依赖“坐班制”可能掩盖深层次的管理能力不足或师资结构问题。

归根结底，“坐班制”之争实质是高校在“规范化管理”与“学术自由”间的平衡探索。对于应用型院校，需明确“坐班制”的服务对象是学生实践需求，而非单纯管控教师；对于追求学术卓越的高校，则需警惕“管理主义”对学术生态的侵蚀。教育管理的终极目标，始终是释放教师的专业潜能，而非以制度之名束缚教育的生命力。